20世紀50年代初，我大約15歲，還是一個在倫敦求學的學生。那時，我讀了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這部書以六卷本的形式初版于1776—1789年間，此時中國正處于清代中葉。在講英文的歷史學家所寫的著作中，人們通常認為它是最偉大的一部。我從我的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依次借了各卷，經常在乘坐火車、公共汽車的途中將它們帶在身邊閱讀。我花了幾乎一年，利用閑暇時間將它們全部讀完。這套書按年記錄了羅馬帝國在一千多年間日漸衰亡的過程。

《羅馬帝國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用中國的歷史時期來表示，上述這一千年相當于西漢晚期至明朝中葉。以歐洲的歷史分期來看，吉本的著作開始于古典時代的晚期和基督教創立早期，貫穿了中世紀，直至其晚期，即1453年。這一年，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最后一塊領土陷落于土耳其軍隊之手，并且是被中國發明的火藥征服的。同一時刻還見證了我們通常稱為西歐“近代”的最早萌芽。該書所鋪陳的故事，仿佛在人們眼前展開了一幅宏偉的史詩般的歷史全景畫卷。

吉本所談到的幾乎每一個事實，都有其掌握的大量原始資料的支持。這些史料大部分是拉丁文的，但也有一些希臘文的。（他沒有讀古代和中世紀的其他語言文獻。這些文獻可能對他有幫助，但對于他要論述的目標則并非不可或缺。）在他撰寫這部書的年代，人們認為，該書涵蓋了一個如此之長的歷史時期，吉本的閱讀范圍異常之廣。因此，就一個學者獨立寫作的具有綜合（integrated）分析的著作而言，這部書是一個空前的成就。今日的諸多專家也普遍達成共識：吉本幾乎讀遍了他在撰寫該書那一時期能夠見到的所有拉丁文史料。在我上大學（17歲）前的歲月里，這部書構成了我對于如何撰寫歷史的基本概念。從寬泛的意義來說，這本書在今天仍然有這樣的作用。尤其是，如果沒有吉本開創性地提供了準確和密集的史實，任何一個讀者都不會清楚，一個作者是如何得出其結論的。

讀者眼前這本《中國的歷史之路：基于經濟和社會的闡釋》（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以下簡稱《模式》），是我三十多歲時寫的一本粗淺的史學著作。那時我還比較年輕，因此，我寫的是我所想象的中華帝國歷史的輪廓，明顯地模仿了吉本的風格，但使用的概念則更加入時。盡管我核對了那些譯成英文并加以引用的中文史料，但這部書主要是以我精選的一批歐洲學者、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的二手著作為基礎撰寫而成。只有在年齡更大的時候，我才擁有足夠的速度閱讀中文，而不必借助某些二手著作提供的初步的線索來獲取新材料。

《中國的歷史之路：基于經濟和社會的闡釋》（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與吉本的研究相比，《模式》始于一個更早的時期，并延至一個更晚的時代——清末。從一個典型的歐洲人的觀點來看，這可能很有趣。本書還進一步地作出一些預言。某些預言已經過時，因為成為歷史的諸多事件已經取而代之。在這些預言中，最有名的一條是1973年本書第一版在頁319上的一段評論，一旦中國進入國際市場，“它有能力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并將令人震驚”。今天，此論看起來似乎是老生常談。在那些距今尚遠的過去，這個看法卻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但是此論的精準卻并非出于偶然。因為我分析了在中國前近代的幾個世紀里中國人民真實的經濟生活能力，尤其是他們的創造力。而上述預言正是以這種分析為基礎的。

作為一部歷史學的學術著作，《模式》根本無法與吉本的鴻篇巨制相比?！赌Ｊ健芬庠诩て鹦碌挠懻摚翘峁┤魏慰梢苑Q為定論的答案。讀者正應該在思維拓展的精神層面去閱讀它，與之商榷。我希望，讀者能從中找到興趣。這兩部書還有另外一個差別。吉本撰寫其著作是為了證明他已信以為真的某些內容。這就是，羅馬帝國的衰落，歸根結底就是基督教傳播導致尚武精神削弱所帶來的結果。而我動手寫作則要檢驗那些尚未有滿意答案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長期來看，中華帝國為何能長期維持統一而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最終分裂？畢竟，中華帝國在三國時首次分裂，此后經過了不完全的統一，在5至6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則經歷了更加嚴重的分裂。隋唐的再度統一之后，五代十國時期，又分裂了，而隨著北宋的滅亡，帝國再度陷入分裂。12世紀早期，中國北方半壁江山落入非漢族的金人之手。不到兩個半世紀以后，經歷了元朝的統治，中國再度統一于漢人建立的明朝。17世紀中葉以后，帝國一度在地理空間和人口數量方面極度擴張，但這一次是在清朝的統治之下。盡管經歷過分裂，中華帝國在大多數時候作為一個整體，仍然保持著統一。

相比之下，羅馬帝國的統一維持到了5世紀早期。此后，它喪失了大面積領土。首先是在西部，大量土地落入各種蠻族入侵者之手；緊接著是東部和南部，土地大多淪陷于伊斯蘭軍隊。最后，在一千多年以后，它只能控制著以君士坦丁堡（近代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為基礎的日漸縮小的中央部分，然后也陷落了。前面講述的中華帝國的教科書式的簡單故事，人們可能在每個中學課堂上都再熟悉不過了，只有將其與羅馬帝國進行比較，從這樣的視野來看，它才會突然呈現為一個懸而未決的重要歷史問題。中國即使分裂，仍能再度統一；而羅馬（中國最大的西方參照對象），盡管進行了長期且有時還十分果決的斗爭來維護統一，但最終未能成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包括處于元朝統治的馬可·波羅時代）如何執中世紀各國經濟之牛耳，并成為當時人口最多的國家？上述情況從唐代開始可能就是事實，至遲從北宋開始則肯定如此。然而，在1800年前后，與西歐相比，在大多數方面，中國已經喪失了這種領先地位，而在19世紀及20世紀前半葉，中國則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歐洲、美國以及最先進入近代化的后發國家——日本的領先地位。近代經濟工業化，盡管在其早期吸收了某些有價值的中國技術，但就總體而言，是歐洲的產物（稍后是北美的產物）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即便如此，早在1300年，華北的一些地方擁有了水力驅動的多錠紡紗機。在專業紡織工程師的幫助下，我對這些機器進行了復原。這種復原已經表明，它們可能確實發揮過作用。這看起來似乎是邁向機械工業革命的最初一步，然而稍后卻不見了蹤跡。為什么會這樣？

第三個問題是，在古代世界，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落后于東地中海地區，到了北宋時代，在上述活動中，中國如何轉變為雙雙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在1600—1700年間（牛頓時代），在大多數方面遠落后于歐洲大多數方？

今日回過頭來看，上述問題看起來過于簡單了。但是它們足以提供一個框架，便于進行有益的初步探討。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仍然提示我，有趣的歷史著作，最好圍繞著以下內容來寫：提出帶有框架性的問題，并進行種種嘗試來清晰地做出回答，而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預設的。今天，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吉本不論取得了多么輝煌的成就，卻錯誤地將羅馬帝國的衰亡僅僅歸咎于基督教的削弱作用。當然，關于羅馬帝國的衰亡的正確答案，尚未有一致意見。但是，吉本似乎已經預先立意。而《模式》卻并非如此。不管對錯與否（在我寫作或重寫這部書時，它在不斷完善），在具體的問題上我的結論更加開放，可能這是唯一我經常敢宣稱比我的良師益友吉本所做的稍好的一點。

《模式》還表明，指出特定文化長期相對存在的優點或劣勢所帶來的決定性作用，來論證某一種文化，幾乎不能成為由此提出的問題的滿意答案。至少在文明程度最低的那些文化中，情況是如此。正如所有比較歷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在諸如戰爭、經濟產能、科學技術等具體方面的領先地位常常從一種文化轉移到另一種文化。就這一點而言，此時可能正確的論斷，幾個世紀后卻幾乎不可能再適用了。

人類常常自我改變。文化塑造著人們，人們又反過來重塑文化，并與文化一起發生改變。這種現象在當下普遍發生，長期來看可能每個世紀都有發生，盡管它們可能實際上或長或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于“變化”的定義）。盡管如此，從本質上來說，正是由于持續不斷競相適應不斷變化的軍事、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人類和文化才得以幸存下來并獲得成功。上述現象中有很多都在《模式》一書中明顯提及。但是，該書最嚴重的缺欠則是它并未充分強調如下問題的重要性：

人類日益增長的生產力造成了對自然的攫取，自然環境破壞性地退化，這兩者頻繁地一起出現。后來我試圖在我的著作《大象的退卻》（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中彌補這一缺陷。現在，這第二本書已經有了中文版，我想特別建議讀者把《大象的退卻》作為眼前這部書的有益補充。

《大象的退卻》（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許多年前，我的朋友、著名經濟史學家李伯重教授問我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回應說，我只能分兩個層次來回答這個問題。在第一個層次，即簡單的層次上，答案是“否”。在第二個層次上是這樣：在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長期本質及其與社會制度的深度聯系的歷史學家中，盡管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在馬克思之前，是這一領域的創造者，也非常值得人們尊敬，但馬克思可能是在這些歷史學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因此，任何一位想要理解人類社會是如何運行的經濟史學家，都不得不研究馬克思。應該補充一點，馬克思在所有歷史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每一位經濟史學家都必須努力回答馬克思的提問，并試圖給出答案。我們應該記住，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對同一問題的回答有異。值得注意的是，《資本論》第三卷和此前兩卷有差別。我要說，還有許多關鍵問題，馬克思沒有解答。在這些問題里，前面已經提及的是人類與其周邊環境的相互影響。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某種近代型的科學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出現、存續以及未能存續的原因，很令人不可捉摸。在人類的活動中，科學非同尋常。其原因在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幾乎僅僅是觀念上的成功（人們可［簡單地］稱之為“心”）就能獲得對人們可稱之“物”的一種有限但卻有效的掌控。舉個我能想到的最初級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基本概率的規律，而你的對手并不知曉。如果時間夠長，你將通過擲骰子賭贏他的錢，而他則會輸。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像是你的“心”而不是隨機機會“控制著”骰子。當然，從字面上來看，這就不正確。 

任何一個研究長時期科學史的歷史學家都意識到，廣泛意義上的“近代”科學，在過去幾近于不存在。這可以從盧西奧·拉索（Lucio Russo）的《被人忘卻的革命：科學如何在公元前 300年誕生以及為何不得不重獲新生》（The Forgotten Revolution: How Science Was Born in 300 BC and Why It Had to Be Reborn，1996年版，2004年修訂版）中可見一斑。這部重要的著作錯誤地忽略了中國，是其嚴重缺陷。盡管如此，它確實成功地得出了其基本結論：科學太過脆弱，不能認為其理所當然能夠存續，對于科學在那些可以產生有效的新觀念的充足條件中的存續，尤其如此。從長期來看，正是以技術為基礎的近代科學才有能力推進人類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近代經濟持續進步的關鍵。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分析對于理解那些促進或阻礙科學的因素有重要的提示。這樣看來，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盡管也有私人收入，但英國皇家海軍提供的運輸服務，極大地幫助了他研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動物、鳥類和植物，并發展為進化論。

我認為，這一論點最早是由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貝爾納（J.D. Bernal，他是我早年一個最親密的朋友的父親）提出來的。這是一個合乎情理的論點。但它也具有誤導性。與達爾文同時發現進化論的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作為一個珍稀動植物的采集者和作家，沒有獲得這樣的政府支持，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因此，正如貝爾納的評論所暗示的那樣，這樣一種分析盡管并非不具有重要性，但是也正如華萊士之例所展示的那樣，它不能充分解釋這樣的科學為何以及在何時何地間或出現，而有時又不出現，或者有時甚至步履蹣跚，并最終消失。戰略上的毀滅性損失之例如下：

（1）前文已經在注釋中提到的公元前2世紀歐洲的“安提基特拉機械”天體計算機，只是通過水下考古作業者的努力以及隨后一百多年的艱苦的分析和X射線檢測，才在最近喚起人們對它的記憶。（2）14世紀早期中國的水力紡紗機。正如本書所描述的那樣，只是由于近代技術史學家通過近代的文本考證和想象中的重構，它才得以復原。

那么，為何一個西方的歷史學家要寫中國的過去？為何中國讀者要對西方歷史學家所寫的內容感興趣？

對上述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作籠統回答并不難。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歷史中非常廣大、重要且有趣的一個部分。中國以外的許多歷史學家研究不止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和一個地區，尤其是要進行理論研究。從上述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對于他們具有意義。對于我們當中進行這種工作且來自中國以外的那些人來說，如果不想對全人類的歷史的理解有嚴重的缺失，我們就需要能夠將中國歷史的模式與我們所了解的人類其他部分的歷史整合在一起。

同理，這也適用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也要將中國歷史置于經過仔細研究過的更廣泛的世界史語境中。在幾乎整個前近代的中國都存在著文化和技術的輸入和輸出。讓我們暫且擱置那些影響巨大并且為人熟知的文化傳播事件，例如佛教從南亞傳入中國、伊斯蘭教在某些特定地區本地化；也暫且不論眾所周知的中國技術的外傳，例如雕版印刷（后來，主要在［但又不局限于］歐洲，進一步發展成為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金屬活字和印刷機）或中國指南針（它使歐洲船員能夠實現環球航行）。我們可以拿一個很小又有趣的東西為例：多米諾骨牌的歷史即是雙向交流進程。古代在西亞和南亞，它作為一個有六個面的骰子，呈立方體形狀，可能在唐朝建立前不久傳入中國。在宋朝，它被拉平成片狀，在每個相鄰的一對平面上標著數字。然后，這種扁平的骰子似乎又再次出口到歐洲，名為我們所知道的“多米諾骨牌”，在牌上，除了在各面上寫有數字1……6，現在又增加了“0”，面可能也增加了。結果使得半個平面上的單值總數可能達到7。盡管可能只是一個游戲，我們卻可以說，它以縮影的方式證明了“西方”和“東方”共同進行的創作。 

第二個問題不應該由我來回答，而是一個應該由本書的中國讀者們以及讀過其他歐洲學者撰寫過的類似著作的讀者們發表看法的問題。然而，如果一定要我猜的話，可能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有時（當然不是“總是”，只是“有時”）的確如此?？赡軝z驗一個新觀點，會讓人受益：既能激起讀者質疑人們可能太過容易就接受的假設，又有助于讀者想象新的答案。換言之，在一個人的頭腦中具有一些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于他最初形成的那個角度?；蛘卟煌谒^腦中揮之不去的觀點。我自己在各種各樣的地方生活和工作過，這是我自己的經歷?？v觀中國各歷史時期，復雜而細致，變化萬千且富于創造性，對其進行總體研究，則特別使得我對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我生活時間最長的歐洲文化的思維方式有了許許多多的洞察。隨著我的中文讀者看到我對他們共同的非凡過去的評論和回應，他們或許可以通過書中的點點滴滴發現我所體會的有趣心得。

（本文選摘自《中國的歷史之路：基于社會和經濟的闡釋》，[英]伊懋可著，王湘云、李伯重、張天虹、陳怡行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