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橫空出世，引起全球轟動。這一現象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人工智能回到生活世界，為人類賦能，還是出現了一種人類創造但可能失去控制的不祥力量？換言之，ChatGPT 是文明利器，還是潘多拉魔盒？此問題的回答關乎人類文明的生存和未來走向。2023年3月13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和《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復雜現代性與中國發展之道”課題組聯合舉辦了“潘多拉魔盒還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視野中的ChatGPT反思”高端論壇。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以及科技企業的近30位專家參加會議。哲學、歷史、文學、國際政治、傳播學、教育學和人工智能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各抒己見，觀點精彩紛呈。會議同步設置線上會場，席位開通后迅速滿員，300名聽眾在線參加了本次會議。

在開幕式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代表會務組對參會代表表示歡迎，并介紹了發起本次會議的核心關切。他認為， ChatGPT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終極之問”：它是“賦能”（empower）工具，還是人類自我“罷黜”（dethrone）的陷阱? 對這一“終極之問”的思考與回答關乎人類文明命運，仰賴于人文學者們的對話與交流。

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教授代表復旦大學致辭。他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得到政府高層、學界和業界的廣泛關注，從AlphaGo戰勝人類圍棋頂尖棋手，再到近期ChatGPT這種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各領域基礎學科的研究，并且推動了相關學科加快交叉融合和協同創新。ChatGPT這一新技術對于重新思考人的本質規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社會構成等關鍵議題既具有沖擊影響，又有促進作用。來自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可以從不同維度、多重視角探討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為推動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貢獻智慧和學識。

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在致辭中表示，人工智能已經被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ChatGPT的出現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它在教育圈、學術圈、金融資本市場等領域備受關注，將“信息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充分地、深入地探討這一新技術對人類文明的影響、為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支撐，是人文社科學者們的重要使命。對于ChatGPT的進一步認識需要匯聚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在文化、社會、人類等眾多維度拓展理論和實踐的認知。

開幕式后，會議分五個單元進行交流，專家學者們圍繞ChatGPT與人類交互的前沿問題和應用領域、ChatGPT對人類交往的影響、人工智能界限的科技倫理、ChatGPT的語言模型及其對知識學習的影響等議題展開了內容豐富的討論。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第一單元

陶東風

會議第一單元由《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廣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陶東風主持。

邱錫鵬

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MOSS團隊負責人邱錫鵬指出，ChatGPT是一個對話式大型語言模型。大型語言模型是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種建模語言的方法，它通過建立一個超大規模的模型，通過學習互聯網上的大規模文本，以概率形式來判斷文本是否符合正常的人類表達。最近，算力的大幅增強使得模型的參數規模可以做到千億級，使得模型能力實現了“涌現”。ChatGPT的三個關鍵技術是情景學習、思維鏈和指令學習。情景學習讓ChatGPT能夠通過提示和例子來學習特定情境下的語言表達；思維鏈使ChatGPT能夠像人類一樣推理和解決問題，分解復雜問題為簡單問題；指令學習則使ChatGPT能夠理解并執行各種自然語言指令，將任務指令化以便機器理解。通過這三個技術，ChatGPT能夠像人類一樣理解和使用自然語言。以ChatGPT和MOSS為代表的對話式大型語言模型的出現，對于社會治理、生物醫藥、智慧金融、醫療健康、智能教育等領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馬曉毅

上海至再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首席執行官、人工智能專家馬曉毅博士認為，ChatGPT是第一個面向消費者的AI系統，幾乎所有用戶都覺得它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問答、寫作、甚至寫代碼等方面。許多用戶使用ChatGPT的體驗讓人感覺它有著龐大的知識庫、強大的語義理解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能力。但實際上，ChatGPT作為一種語言模型，其主要設計目標是為計算機賦予類人的語言表達能力，知識庫、語義理解和邏輯推理是其副產品。雖然ChatGPT的語言理解和邏輯推理能力非常出色，并有望通過未來的技術升級不斷提升，但它無法完全承擔知識庫的任務，因為大型模型結構不可能記錄下所有的人類知識。ChatGPT的優勢主要集中在語言理解和生成方面，包括閱讀理解、文本生成、語言潤色、文字翻譯、以及普通問題的回答等。它的最大弱點在于它的過多的錯誤信息，無法作為可靠的信息來源。這些錯誤信息導致一些人對ChatGPT持有一些批評態度。實際上，這是用戶錯誤地將ChatGPT視為一種知識庫的結果。馬曉毅博士認為，ChatGPT的未來發展方向需要考慮如何緊密結合企業機構的內部數據庫，借助這些數據庫提供的可靠知識，發揮自身的優勢，通過理解、推理等能力，完成問題回答、寫作等高級任務，服務企業、機構及個人。這也是至再科技旗下的“學術范”科研助手所專注于探索的方向。目前，ChatGPT的主要商業應用集中在文本生成和文字處理兩個領域，而其他領域的應用范圍還比較有限。但是隨著ChatGPT性能不斷提高，其應用場景將會快速擴展，為許多行業和領域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童世駿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教授童世駿從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出發，探討 ChatGPT 作為對話交互工具的內在架構。他指出，雖然 ChatGPT 與其他文本工具相比可能并沒有本質區別，但由于其以自然語言交互為形式，因此交往合理性的標準應該成為評估其合理性的重要標準。ChatGPT設計團隊中沒有哲學家參與，但自然語言處理和語義學等領域涉及一些哲學領域的知識和理論框架，可能對ChatGPT的設計產生影響。童教授認為，ChatGPT這樣的聊天機器人應該并且可以通過體現交往合理性來體現其工具和理性。聊天機器人體現出的交往合理性有一些先天限度，不過，在這個限度內，ChatGPT的交往合理性程度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聊天機器人體現交往合理性的程度，取決于聊天機器人設計團隊成員的工作方式是否體現出交往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問題同樣涉及到聊天機器人團隊成員與其他專業團隊，以及與商家、用戶和公眾之間的互動。

黃旦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數字溝通研究中心主任黃旦從媒介的視角探討了ChatGPT技術對人類和文明的影響。ChatGPT沖擊了人作為說話動物的特權，使得人的標志性和確定性受到質疑。媒介是人的一種生命形式和人的一種外化，而新的媒介的出現也是新文明的誕生，這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ChatGPT的新視角。如果粗略來分，人類文明的演化可以分為機械化階段和數字化階段。機械化階段以標準化的復制，規定了人們互相之間對信息的獲取和對現實的主要感知通道，而數字化階段卻使人有了不同的連接和感知接口，不僅使信息的獲取和生產多樣化，同時也打破了真實和虛擬的邊界，代碼、傳感器、數據、算法和平臺等要素構成了當代社會的本體，世界變成了媒介。因此，ChatGPT的出現，主要挑戰不是非此即彼的利弊選擇，而是面臨一個新的文明時代人與智能如何共存相處。

第二單元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討論了ChatGPT驅動的交往革命。ChatGPT引入了新的交往機制，使人機交互變得更人性化，然而，ChatGPT也重塑了人類社會的交往結構。ChatGPT開辟的情境化的人機對話，將人對人的直接交往變成人對物的交往，這使我們必須考慮“我在與誰交往”的問題。ChatGPT堅持維護和平、遵守與人類對齊的道德基本準則，也許會對人與人的交往約定產生積極的影響。此外，ChatGPT本身對精英和對一般公眾影響需要在嚴格區分下加以分析。相較于與大眾缺乏交往的精英，擁有普遍情感與一般智商的ChatGPT或許會在引領大眾的普遍交往或日常交往中，發揮驚人的作用。我們同樣也要關注人機互動時的情感投射問題。

汪民安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民安探討了互文性理論與ChatGPT的異同關系。“互文性”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法國哲學，被用來描述文本之間的相互編織和引用的關系，它強調所有的文本都是語言的拼湊，寫作就是一種將材料整理和組織起來并連接和過渡各種不同的要素的復寫。ChatGPT可以說是互文性理論的理想實現，因為它是一種編織和援引文本的形式，沒有獨創的作者。互文性的目的是不斷擴散文本的邊界，它的組合文本的擴散繁殖的目的是后結構主義的。與互文性理論正好相反的是，ChatGPT是一種基于無限文本的結構化思維方式，它通過抽象和概括從無數的文本中尋找普遍性和共性的意義和結構，并試圖將意義晶體化。它是結構主義的，因為它相信真實和準確的意義潛藏在共性和普遍性之中，而且它試圖將意義壓縮和抽象化，而不是不斷擴散、多樣性地繁殖意義。ChatGPT生產的知識是無窮無盡的，隨著數據的不斷變化，每次回答的文本也在不斷變化。一旦ChatGPT被廣泛使用，就可能占據絕大部分領域，導致特定的個體作品變得越來越少。人們最終也許只能向機器學習，思維和行動模式都陷入機器化，產生新的意義上的“人之死”。

杜駿飛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杜駿飛指出，數字交往時代從虛實融合轉向了虛實相生，從具身轉向了交往具身。ChatGPT未必是AGI的未來，但它卻預示著數字交往2.0的到來：隨著AI輔助交往的興起，人類也進入了“交往賽博格化”的階段。其中，有三個議題：（1）混合物種，知識調用使得人與機器的知識是相互嵌入的，這也在交往意義上規定了自然生命與人工生命的相互嵌入；（2）跨生命交往，即ChatGPT這類AI輔助，促使人與數字生命、機器生命之間的流暢對話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交往形態；（3）意識演化，即人在發達的AI面前，因為對被僭越、被代替、被否定、被遺棄的四重恐懼，主動尋求被AI所演化；這種演化從交往開始，發展到對生命本體的再確定，再發展到認知層面的博弈，最終人的意識或將皈依于機器之心。ChatGPT是一種智能利器，但也象征著人會成為什么樣的意識主體。而當我們預感到災難的時候，拯救就是可能的。

陳云松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云松認為，討論ChatGPT等人工智能與生成式AI對學科、文化和人類文明的顛覆性影響似乎為時過早，但人文科學天然地對技術進步抱有隱憂，這種憂慮源自人對失去自身語言壟斷能力的終極恐懼。不過，來自人文科學領域內的這些看似“外行”的討論，恰恰能指引技術沿著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方向前進。ChatGPT的特點在于它使用了非決策式概率模型，這導致目前它對學科具有一定的工具價值，但多限于知識問答、信息檢索以及數據收集和分析。ChatGPT面臨創造性的缺失、想象力的匱乏和評價性的回避等問題，每一個回答，都類似于對互聯網開放知識體系的一個局部的略縮圖。雖然ChatGPT本身看似意識形態中立，但正如培根所說“知識就是力量”，誰壟斷了文本和話語，誰就具有影響世界的力量，這是我們應該加以研討甚至警惕的。

第三單元

李春萍

會議第三單元由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副主編李春萍主持。

許紀霖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許紀霖指出，AI的出現讓全體人類面臨一場新的知識學習革命。今天的高級AI已然替代大部分老師的功能，這導致未來“好學生”和“好老師”的重新定義和規范標準的變動；對語言模型的深度依賴也可能使未來學生的思維趨同和單一化。不過，ChatGPT也為實現用戶或學生與程序直接進行一種“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對話的關鍵，在于用戶或學生能否問出好的問題，倒逼ChatGPT給出更好的回答。ChatGPT能否代替人類的存在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現今的人工智能缺少肉身，與人類心靈運作有實質差別，因此它無法領會“模糊性知識”，更無法像人類那樣實現從0到1的知識創新。盡管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輔助人類生活和生產，但假若聽憑其自主進化，它最后可能會反客為主，這要求我們警惕和規范人工智能的發展。

趙修義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趙修義認為，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技術對世界有著顛覆性影響，也牽引出技術演進背后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新技術帶來了社會生活的變局，同時也帶來了我們得以打開“社會”這本大書的機遇。如何打開，需要有科學的認識論指引。可是現今的輿論場，卻彌漫著獨斷論和虛無主義。此外，在中國人潛意識中存在著“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心態。 這里所說的“學”不是指學習，而是指學問。也就是說只要做了官，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學問。有些官員相信此說，沾沾自喜，好為人師。這些觀念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需要重振哲學認識論，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克服那種單純注重立場、感情和態度，輕視或忽視對客觀世界的科學認知不良傾向。

王峰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教授王峰討論了人工智能與意識之間的關系，通過舉例與ChatGPT和阿莉等人工智能進行的對話，說明了目前的人工智能沒有自我意識，它們只是執行指令，提供基于數據流和語義關系的答案。此外，人工智能在未來可能迅速取代播音、主持等職業，這對傳播學院的專業特性提出了挑戰。就算ChatGPT等人工智能可以提供精確的答案，它仍然缺乏人類具備的情感、意識、心靈等機能，但具備思考這一認知功能。人工智能永遠無法實現意識涌現，它只是一項技術，焦慮人工智能的意識涌現問題是沒有必要的。隨著技術不斷地發展，人類可能走向非常激進的“后人類”狀況，但那時的人類應當已經具備相應的觀念來面對全新的社會現實。

孫向晨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教授孫向晨以文明、技術和智能之間的三方關系為線索，在大文明視野下對ChatGPT進行了反思。他指出，軸心文明之前的古代文明以恐怖統治及對敵對部族的征戰為基礎，軸心文明則尋找到某種穩定的情理結構來支撐各自的文明形態。然而，近現代以來技術發展出不同于文明形態的邏輯，西方文明開始在科學技術層面異軍突起。根據海德格爾的觀點，技術的最高本質是計算，它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實現。技術不僅是存在呈現自身的一種方式，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演進邏輯，它能推動人為實現技術自己的目標而努力。今天的智能以一種技術的極致方式加速著自身的迭代發展，其中所蘊含的高風險性與不可控性與文明形態的穩定邏輯相互對立，并且沒有為人類留下充足的試錯余地。現代性以進步觀念為基礎，但現時代的技術發展要求人類有一種“知止的智慧”，為文明邏輯與技術邏輯的對沖提供一種緩沖地帶。

汪行福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認為，ChatGPT的誕生同時包含著終極之問：ChatGPT到底是給我們帶來了賜福，為我們賦能，還是會罷黜人類的王位，最后使得人類不再居于一種萬物之靈的位置？ChatGPT涉及到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和大數據技術模型的結合，預示著以智人的大腦結構和自然語言的理解和交流為基礎的“人類紀文明”向基于AI平臺的“后人類紀文明”的轉移。《圣經》巴別塔的故事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啟示。上帝通過“變亂”人的統一語言，挫敗人類建造“通天塔”的僭越圖謀，由此誕生了以自然語言多樣性為特征的人類文明。自然語言的多樣性文明既為人類各種群體內部人與人相互理解創造了條件，也是全球范圍內文化和政治沖突的根源之一。以自然語言對話為特征的ChatGPT通過統一的AI大程序繼承了自然語言的優點，又超越了上帝的限制，其意義不可小覷。它既是對人類的巨大賦能，也有可能是人類文明的內爆。

第四單元

王金林

會議第四單元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王金林主持。

吳冠軍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吳冠軍指出，今日新一輪的人工智能浪潮有三重技術來源：深度神經網絡、基于自注意力機制的深度學習模型以及擴散模型。人工智能的突破性革命給人類造成了被僭越、被替代、被否定、被遺棄的感受，迫使我們退到了極為嚴峻的自我反思的境地之中。要想在今日對人的自我境況進行反思，必須對以人為中心的人類主義文明架構進行前提性思考。對此，存在兩種不同的批判性反思方式。一是新啟蒙主義，它“反內容不反框架”的抗爭方式要求將形形色色的“他者”納入自身之中。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是一個不具備交往理性的黑箱，如何包容這樣的“他者”將成為問題。二是后人類主義，它質疑人類主義框架本身的合理性。后人類主義反思也許應該成為我們理解后人類紀文明的關鍵。

嚴鋒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探討了AI與文學的關系。ChatGPT引發了新一輪“文學已死”的爭論，文學創作的原創性問題被推向新的高潮。AI的出現跟創作主體的轉移或退隱有著直接的關系。從結構主義視角來看，創作主體既不是認識也不是寫作的中心，而是結構當中的一個項。如果把這一視角轉換到文學上，那么，不是“我”在寫文學作品，而是文學作品在寫“我”，這個文學作品是無數前輩們作品的累積。目前的AI尚且不能脫離寫作者，成為一個新的創作主體，但在未來人類可能會在文學創作領域和AI展開更多合作。當讀者有了更多的技術手段去和作者進行合作以后，AI、作者、讀者三者可能會形成新的三角關系。另一方面，盡管ChatGPT會提供很多錯誤信息，但這可能恰恰是文學生長的地方。

劉云杉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探討了ChatGPT 給人類的教育與尊嚴帶來的挑戰。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了系統訓練和深諳算法的學習者階段，可能會加劇白領無產階級化和中產階級大量塌陷，并清洗學習生態和重組社會結構。我們需要重點考察，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教育輔助工具，是如何從“類人”轉變為“馴服人”的。教育的“學習化”（learnification）的理念暗藏在這一人工智能趨勢背后，這一理念把教育簡化為“教學和學習”，學習僅僅關注掌握鏈接、搜尋與查找、信息的編排與重組，從而與知識、與人的經驗、與內在生命的成長脫嵌。這一理念還衍生出一種“學習政治”，將經濟問題、就業問題、社會團結問題等都轉變為學習困境，試圖用“終身學習”來把責任都轉移到學習者身上。同時，當今教育領域中盛行一系列以結果為導向的能力話語，這些懸浮和封閉的高階方法采用去情境、去經驗、去過程的策略，更加催生出一種機器式求知的學習模式。人們需要反思催生人工智能的溫床，尤其是反思被視為當然的教育理念，以保護人的尊嚴以及教育對人的庇護。

第五單元

汪行福

會議第五單元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主持。

陳忠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陳忠指出，“超智能”既指超級智能，也代表超越智能。探討超智能時代必須先對文明進行前提性的反思，其關鍵在于物性和人性這兩大問題。文明本身缺乏具有確定性的標尺，人們對文明的討論通常是感性的。然而，文明進步一定有一個以物性為基礎的架構。當下對智能化的討論需要從物性的角度展開。對此，需要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智能化能否實現技術變革？能否實現異質性的交織？它是否能為我們打開感性的美麗新世界？面對復雜世界，人們應該回歸感性。此外，若想推動智能的文明化，必須對文明本身進行真正的反思，并且在向科學學習的過程中找到一個在新的尺度上物化世界的邏輯。

王金林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王金林從哲學上對ChatGPT所預示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進行了定位，認為AGI不僅是由大規模語言模型所打造的新工具，而且是一種“新存在”，或者說開啟了通向新存在的大門。它可以同傳統意義上的創造者和被造者相提并論。OpenAI創始人阿爾特曼所提出的AGI三原則，即賦能、共享和謹慎，目的在于讓AGI以一種可控的速度逐漸發展，確保整個人類社會有時間搞清楚正在發生什么，從而使AGI的發展方向能夠同人類的價值與目標對齊，避免對人類造成災難性的威脅。有人稱ChatGPT為全知機器（All-knowing Machine），這顯然是夸大之辭，但這也表明就像人類曾經將自身愿望或本質投射為上帝那樣，現在人類開始把全知或全能投射到某種程序或模型上。AGI時代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近代主體性原則的貫徹或實現。人類總是要先將自己的本質力量投射到一個對象身上，然后再同其作戰，努力使得人的本質能夠回歸自身。AGI就是人類眼下即將面對的新“神”。問題在于這一次人類能否順利返回自身。

魯紹臣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魯紹臣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對ChatGPT進行了思考。他指出，阿爾特曼發展通用人工智能的目標是希望通過人工智能對生產領域的介入，來使勞動力價值歸零，進而徹底沖毀資本主義。對此，國外左翼普遍擔憂通用人工智能將成為人類智力與物質勞動創造的剽竊者和攫取者，而該項技術的發展可能將剝削邏輯從傳統的工廠領域進一步拓寬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雖然以齊澤克為代表的另一種觀點樂觀地認為，讓ChatGPT負責低階工作能為更多的自由時間創造條件，但這種觀點忽視了人工智能的發展一方面可能使人類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被工業化的語言所代理，從而失去真正的自我言說，另一方面也會造成第三世界國家與底層人口的重大失業問題。人工智能的資源究竟為誰所有是我們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即ChatGPT對人類文明的禍福問題將始終與權力批判的持續有效展開密切相關。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