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潮涌科創，澎湃開局。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澎湃新聞聯合推出“上海新型產業體系重點領域大調研”，聚焦上海“3+6”產業體系、新賽道和未來產業的重點行業領域，鎖定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氫能汽車、機器人、智能工廠、新材料、智能終端、人工智能、元宇宙、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等產業，深度調研上海產業高質量發展態勢和未來趨勢。

本篇聚焦于數字經濟。2022年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議案之一為“組建國家數據局”。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當天表示，“當今社會，數字資源、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意義重大，必須加強對數據的管理、開發、利用。”

在位于張江的上海數據交易所大廳內，藍色顯示屏上滾動播放著各類數據產品信息。截至2023年3月3日，在這里掛牌的數據產品已經超過1000個，“今年整個上海數據交易所的交易額會超過10個億”，上海數交所總經理湯奇峰在接受澎湃科技（www.kxwhcb.com）專訪時說。

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下稱《要素市場化意見》）正式公布，首次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為生產要素，并明確將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作為要素市場建設的方向和重點改革任務之一，其中特別強調“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依法合規開展數據交易。”

構建數據流通和交易制度，是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體系最關鍵的組成部分。我國數據交易市場是伴隨2013年大數據產業興起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目前，全國已經建有數十家交易機構，但場內交易至今仍處于探索階段，背后既有尚待完善的制度因素，也因為數據交易本身非常“棘手”。

在距離揭牌不足15個月的時間里，上海數據交易所的交易額從2022年7月上海疫情解封后的30萬元呈現階梯式增長。在過去一年里，上海完成了培育數據交易市場一些重要但不確定的問題的探索，以探索建設高水平數據交易所為依托，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為完善數據交易制度、創新數據產品、建立數商生態、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持續輸出“上海經驗”。

“數據交易市場已經成為一個獨立賽道，而且它現在還是一片藍海。”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信息化推進處（大數據發展處）副處長山棟明表示。

數據交易需求的迫切

上海籌建數據交易所，始于2021年。該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發布，其中明確要求“健全要素市場一體化運行機制，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數據權屬界定、開放共享、交易流通、監督管理等標準制定和系統建設。”

但市場對于數據交易的探索早已拉開序幕。

2016年4月1日，上海數據交易中心在靜安區市北高新園區掛牌成立，湯奇峰是中心的CEO。湯奇峰與數據打交道始于早年在谷歌中國的工作經歷，“傳統廣告業算是被數字化最徹底的行業，谷歌在提供搜索服務的同時為企業提供商業化服務，服務的核心便是通過數據處理為企業匹配最適合的廣告，背后便是由數據驅動的。”

谷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后，湯奇峰于2011年創立晶贊科技繼續為企業提供數據服務，這次是通過幫助企業管理內部數據以優化客戶營銷，“譬如同樣是攜程的金卡會員，有的人是飛航程飛出來的，有的人是飛航段飛出來的，兩者對于服務的需求區別很大，前者可能更在乎服務，后者會對價格敏感。”

當服務的企業越來越多后，湯奇峰發現其實企業內部的數據不僅可以服務自己的客戶，對其他企業同樣具有價值，“很多垂直網站獲客成本很高，但和客戶的鏈接時間很短，譬如相親網站的客戶一旦成功就會離開，但這些離開的人群其實對于育嬰網站有價值，等孩子長大了，又有了旅行需求。”2014年11月，中國企業大數據聯盟BDU成立，晶贊科技是聯盟成員之一，“當時聯盟內有50家企業參與，最原始也是最樸素的想法便是如何讓企業之間的數據聯合計算。”但隨后湯奇峰發現光有聯盟還不夠，需要有一個合法的實體來做數據交易。

2015年，伴隨中國第一家大數據交易中心在貴陽成立后，各地均紛紛建立地方數據交易中心。“2016年，市里開會要成立上海數據交易中心，我們就加入了。”湯奇峰回憶說。

場內外冰火兩重天

但2016年成立的數據交易中心和現在的上海數據交易所并不是一回事，“我們當時做的最多的是‘幫客戶找到數據，幫數據找客戶’，然后形成交易。”湯奇峰坦言，數據交易中心最核心的問題是“所”和“商”未能實現分離，“交易平臺本身有自己特定的功能，是不能承擔商的角色的。”

既充當裁判員又充當運動員，在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交易中心的發展。

場內交易的不溫不火，擋不住場外交易的熱火朝天。華鑫證券的報告顯示，根據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的測算，2022年數據要素市場規模已經突破900億元，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近1750億元，當前規范的場內交易占比僅為2%-3%。

2018年，創業四年的90后錢碩發現，公司有了送上門的企業端業務，之前他的主營業務是通過向體育球迷推送豐富的賽事數據獲得流量從而變現。這款名叫“雷速體育”的軟件雖然才剛上線一年多，但持續增長的流量很快讓它進入了體育同行的視野。

“2018年，開始有企業主動找到我們談合作，想讓我們做他們的體育數據供應商，我們根據客戶的需求將公開零散的非結構化的數據運用我們的算法進行整合、清洗、分析，再交付給客戶。”2018年，上海納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納納科技）成立，業務從原先僅面向球迷的C端擴展至面向企業的B端。納納科技聯合合伙人的常旭向澎湃科技介紹，納納科技的客戶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互聯網體育媒體平臺，一類是綜合性媒體平臺，譬如各種搜索平臺；還有一類是智能終端，他們都需要豐富的體育數據服務自己的客戶群體。目前，納納科技的數據銷售業務收入已經達到數億規模，與流量變現的收入幾乎相當。

體育賽事尚是數據交易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目前，納納科技也在嘗試將自身積累的數據能力應用于其他方向，“我們現在有一個新部門，叫互聯網數據事業部。投資了1億元用了三年時間研發，目前已經有比較成熟的APP數據分析業務。”

“2020年中央發布的《要素市場化意見》表明，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紅利驅動增長放緩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在數據市場挖掘更多紅利。如果說，過去數據只是傳統產業的副產品和補充的話，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獨立賽道。”山棟明解釋。激活數據價值、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便是推動數據依法合規交易。

棘手的交易

在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數據交易所研究院院長黃麗華看來，場內交易在過去幾年未能高速發展，既有制度供給等環境因素、各交易機構的因素，也有數據要素交易本身是個“棘手交易”的客觀因素。她將“棘手”的原因歸為三類：

一是數據產品本身的特殊性。對于絕大多數企業或機構而言，數據只是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內生性的“副產品”，而數據產品在尚未被計算機執行之前，其使用價值未知。

二是數據產品的生產和使用均具有高固定成本，尤其是對供方機構而言，提供高質量的數據產品意味著在前期進行較大的固定資產投入。

三是數據產品交易過程復雜，數據流通既要滿足全流程安全與隱私保護的制度要求，也要滿足市場流通全流程業務效率的要求，合規過程非常復雜。此外，使用方在短時間內很難確定數據產品的有效性，有效性不僅與數據的價值有關，也跟使用數據的水平和能力有關。“數據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問題使得數據交易幾乎是個不可立約的交易，而數據供給方一般不愿為不可立約的內容進行投入。”黃麗華在研究文章中表示，要讓企業成為數據產品的供給方參與市場流通，需要特殊激勵。

星環科技（688031）技術副總裁劉汪根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訪時舉了一個例子，在有些資金占用成本高的行業，小微企業有貸款需求。理論上，銀行可以向掌握了小微企業實時經營數據的機構購買數據，從而開發針對小微企業的貸款產品，實現普惠金融。但要促成這項數據交易并不容易，“數據必須被深加工才能交易，譬如銀行需要的數據產品可能光有一家機構的數據還不夠，還要結合其他類別的公共數據，在加工過程中，必須保證所有環節合規合法，只要任何一環無法合規，前期所有的投入都要打水漂。”在當下數據交易市場尚處培育時期，缺乏數據處理技術和經驗的數據持有方不愿意投入，銀行也不愿意為這種不確定性買單，技術提供商若獨立投入則必須承擔巨大風險。

數據交易“五大難”

“人人都覺得數據好，是個寶貝，但一談到數據交易，首先要掂量一下是否能過數據‘三部法’的關。”山棟明所說的數據“三部法”指的是201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及202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

根據“數據三部法”規定：任何組織、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從事數據交易中介服務的機構提供服務，應當要求數據提供方說明數據來源，審核交易雙方的身份，并留存審核、交易記錄。

“確權難、定價難、互信難、入場難、監管難”，被普遍認為是實現場內數據交易的五大難點。

首先是確權難，“即便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數據，他也不敢拍著胸脯說，這個數據歸他所有。”山棟明說。

協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江翔宇表示，就法律層面，目前對于數據交易的法律性質還存在爭議，“由于數據的類型復雜、邊界模糊、性質多樣，數據相關權利體系尚未形成共識，數據權屬界定困難。具體來說，數據生產鏈條包括多個參與者，每一個參與者都可能賦予數據不同價值。單獨將數據交易歸結為數據使用權的交易缺乏立法層面的依據支撐，而且范圍也較窄，不能覆蓋實踐中豐富的數據產品類型。”

除了權屬問題，還有交易價格問題。

普華永道中國合伙人詹睿從事交易并購咨詢已有十多年，從2021年開始接觸數據交易后，她發現數據交易的估價不太一樣，“數據交易的估值和定價，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如果買賣雙方只是靠口頭議價，那就不是一個很合理的報價，一個活躍的交易市場需要一個合理的定價體系。”

在此后的研究過程中，詹睿和她的同事借用物理學中的“勢能”概念作為理論基礎，創新提出“數據勢能”新概念及其相應的估值邏輯，在開發成本基礎上根據數據資產的特征考慮多因子修正，以反映數據資產的經濟價值及場景價值。限于目前數據交易市場尚處早期，這項估值工具才剛剛應用于實踐摸索。

詹睿在調研中還發現，現階段多數企業依然處于數據資源化階段，即信息化建設和優化階段，對于數據交易的認知度較低，這方面尚需更多的指導和支持。

在實踐中摸索“上海經驗”

2021年當籌建上海數據交易所的任務來到山棟明的手上，他的腦袋里也是無數的問號，“要建交易所，人家第一個要問你的問題就是‘你要交易什么？’”

此時，已經運營五年的數據交易中心經驗發揮了作用，“我們觀察到數據交易的標的物和數據并不是一回事”，湯奇峰說，“數據是交易標的物的一個原始態，打個比方，就類似水庫里的水，它是不能直接拿去售賣的，你得給他裝到瓶子里去，要標記容量、衛生達標，還有品牌。到了數據交易時，我們交易的品種是經過加工的數據產品，而不是原始態的數據。”

在數據交易所成立時，上海正式提出了“數據產品”這一概念，“雖然這四個字看起來簡單，但是我們確實是和很多學者、行業人士進行了長時間探討，數據從資源到資產進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構筑產品。”湯奇峰表示。

“確定了交易標的是數據產品后，我們還提出了‘原始數據不交易’、‘個人數據不交易’、‘不合規不掛牌’、‘無場景不交易’。”山棟明介紹說，包括政府、專家、企業等在內的籌備組們為數據產品形成了一套認定體系，制定了產品說明書，“將原先抽象的概念具像化，同時通過數據產品登記憑證與數據交易憑證的發放，實現一數一碼，可登記、可統計、可普查。”

在上海數據交易所副總經理盧勇看來，上海數據交易所與此前上海數據交易中心最大的不同在于實現了“所”、“商”分離，“我們希望更多的企業參與到數據交易中來，交易所不與生態爭利。”

上海圍繞數據交易所的籌建與運營，持續探索破局“確權、定價、互信、入場、監管”等五難問題。目前，上海數據交易所已牽頭起草數據領域5項地方標準，編制完成7項規范、6項指引和1項術語庫，并在國家數據要素基礎制度、財政部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國家數據知識產權試點等文件出臺過程中做出了實質性貢獻。

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俗稱“數據20條”）正式發布，標志著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從無序自發探索階段進入有序規范的正式探索階段。而在“數據20條”的制訂過程中，“上海經驗”發揮了重要作用。

“譬如我們在實踐中發現數據在不同的形態對應的權利人會有不同，就需要有相應的產權制度予以保障，‘數據20條’中便提出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這也是上海在數據交易實踐中對制度創新的探索與貢獻。”山棟明表示，“數據20條”的出臺讓很多企業從事數據交易有了底氣，“以往很多企業對于數據交易很慌，也不確定自己能干不能干，但數據產品經營權被明確后，給產業釋放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數據產品可以自營，也可以委托他人經營。”在山棟明看來，這一結果正是有了上海數據交易所在過去一年實踐中不斷修正、檢驗的經驗。

創新數據產品 完善生態構建

活躍交易離不開產品的豐富度。上海數據交易所設立后，將金融、交通、智能制造、在線新經濟作為重點領域，推動多源數據產品掛牌交易。“上海向來關注創新、專注引領，我們鼓勵更多人加入到數據產品這項創造性的工作中來。”山棟明表示。

《城市智慧泊車》是上海隨申行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隨申行）的第一款數據產品，去年底在上海數據交易所掛牌后已經成功交易。

隨申行是由上海市政府建設的超大城市級出行服務數據平臺，通過串聯包括公交、地鐵、共享單車、網約車等多種便捷出行場景，推動交通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城市智慧泊車》這款數據產品是公共交通出行數據授權運營的一次探索，通過覆蓋上海全量停車場庫信息，對公共停車場信息進行深度清洗和衍生加工計算后打造的數字化產品，可引導停車場庫的選擇，解決城市停車場冷熱不均的現象及停車供需矛盾。

這款數據產品的誕生與交易，離不開上海數據交易所的穿針引線。早在去年9月，隨申行與上海數據交易所達成了合作，“很多數據其實之前還停留在系統里，數據如何產品化，其實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探索領域，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確權的問題，‘我們作為運營方，有沒有資格拿著公交的數據做成產品賣給別人？’”隨申行數據產品專家向澎湃科技介紹，在數交所掛牌過程中，數交所的合作律所會對數據產品的每個環節進行合規審查，同時將數據產品的意向客戶牽線給隨申行，使得后期的數據產品開發更有針對性。

上述隨申行專家表示，上海數據交易所為像隨申行這樣的技術公司提供了新的業務機會，“技術公司其實并不是非常了解市場上的機會，現在就會有很多人來向我們詢問產品。”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嘗試，隨申行后續又有了第二款數據產品，“根據出行數據制作的熱力指數，后續也會跟金融機構進行合作，我們也還在研究與電子地圖的供應商合作，在地圖上標記出行動態。”

據了解，目前數據交易市場的參與主體主要分為三大類，一是數據供給類，二是數據需求方，第三類則是數據服務商，即數商。為推動數商的發展，2022年11月25日，值2022全球數商大會在上海開幕之際，全國首個數商協會正式揭牌，吸引了來自金融、航運交通、通訊、工業、互聯網、合規評估、能源等行業的超過200家機構加入。

山棟明認為，數據交易市場目前還是一片新藍海，“消費品有品牌，數據產品也需要實施品牌化戰略。”根據上海市經信委的規劃，到2025年，上海將培育超過1000家的數商，培育數據類專精特新企業500家，其中“小巨人”企業30家，單項冠軍及獨角獸企業10家，推動20+數據類標桿企業完成上市。

從數據資源到數據資產

上海在推動數據交易所的建設過程中，另一項重要創新便是確立了數據的三種形態，包括數據資源、數據產品和數據資產，“從數據資源到數據資產，需要經過‘三步蒸餾法’，滿足10項指標，其核心價值在于數商付出的實質性加工和創造性勞動所形成的產品。”

湯奇峰認為交易所的核心就是形成數據資產，“因為它的體量規模很大。我國社會面固定資產總體規模大概在1500-1700萬億，如果數據資產入表，可能再創造100萬億元新增資產規模，這會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產生巨大效益。”

2022年12月9日，財政部發布《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征求意見稿)》，擬規范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強化相關會計信息披露，發揮數據要素價值，服務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中國建設。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財政部此次直接從會計處理上規定數據資產的實現路徑，廓清了各界對數據資產化的爭論，明確了數據資產化的發展方向。可以預見，該規定的出臺，將極大地激活數據要素的活力，數據要素產業市場有望迎來井噴式發展，以數據為核心驅動的數字經濟將迎來大爆發。“若數據能夠成為資產入表，對于數據供給方來說將具有非常現實的激勵意義，將更有動力投入；而那對于很多實物資產較少，但持有大量數據資產轉化勢能的企業來說，將是革命性的意義。”業內人士表示。

參照證券市場的發展規律，湯奇峰認為交易所的發展會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兩個階段五個步驟，現在上海數據交易所剛剛完成了第一個階段，即法定地位的確立，目前正在向第二個階段，即功能的確定及深入發展。

圍繞數據交易相關的各方都在熱烈地期盼數據交易的成熟規范。已在上海數據交易所掛牌的納納科技，雖然還沒有實現場內交易，但掛牌帶來的品牌背書仍然讓常旭看到了平臺的優勢，他覺得隨著交易所運營水平的不斷提高，相信未來納納科技的場外客戶也會愿意到場內來交易。“也許五年之后，市場就會成熟起來，我們在創新數據產品的時候可以更加輕松上陣。”劉汪根說。

在推動數商發展的同時，上海還在布局發展數據新空間，打造數據產業地標，包括支持浦東、靜安依托國家級數據交易所和大數據產業示范基地，創建綜合型數據要素產業集聚區；支持楊浦、長寧、普陀、嘉定、松江等大力發展“數據+”特色產業；建設臨港新片區國際數據港先導區、虹橋國際開放樞紐全球數字貿易港，以及長三角一體化數據合作示范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