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3年3月16日，日本東京，韓國總統尹錫悅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  視覺中國 圖

 2023年3月16日到17日，韓國總統尹錫悅訪問日本，重啟中斷12年的日韓首腦雙邊訪問。尹錫悅本次訪日在向外界傳遞出日韓關系走向改善的表象之外，實際上是遲滯許久的日韓合作重啟的標志。在美國強力干預下，促成日韓兩國政府就“日本二戰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方案”達成共識，逐漸消解長期橫亙于日韓之間的歷史問題分歧，這是鞏固日韓兩國“準同盟”關系，推進美日韓軍事合作一體化的關鍵一步。

起起伏伏的“短邊”

冷戰時期，美國將日本定位為其在東亞戰略的“核心”，將位處邊緣地帶的韓國視為拱衛日本的“緩沖”，韓國作為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使日本受益。美國分別通過與日本、韓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美韓共同防御條約》建立同盟，強行將原本對立的日、韓兩國綁定在美國主導的安全保障體系內，通過美國的中介作用建立間接聯系，由于日韓兩國面對共同的安全威脅且均與美國建立同盟，事實上形成了“準同盟”關系。

駐日、駐韓美軍與日韓兩國軍事力量存在多重聯系，如駐韓美軍實質上是防御日本的前線的延伸，而駐日美軍事實上也是韓國防御力量的后援；美國第七艦隊和海軍陸戰隊為韓國提供后方支援，美韓軍事演習經常使用日本的基地為其提供后勤支持；美國的戰術空軍聯隊頻繁地在日韓之間輪換，對朝鮮的海空偵察經常從日本的基地起飛。

美國原本積極斡旋日韓兩國領導層，意圖實現日韓和解，進而在東亞構建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干涉地區事務。但是，日、韓兩國因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雙邊關系改善舉步維艱，日韓“準同盟”關系缺乏制度保障，無法實現戰略性合作。導致美日韓僅形成以“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為長邊、以日韓“準同盟”關系為短邊的三邊合作體制。自冷戰時代迄今美日韓三邊安保機制是沿著倚重“日美同盟”為基軸，鞏固“韓美同盟”為輔翼，促進日韓關系改善，避免日韓“準同盟”短邊萎縮的思維演進的。

由于在美日韓三邊合作體制內，三國力量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性。處于被動地位的日韓兩國時刻存在著“聯盟困境”。即聯盟內國家對‘拋棄’和‘牽連’的擔憂。

具體而言，當共同外部威脅顯著且美國無法及時兌現安保承諾時，日韓兩國可能因“被美國拋棄的擔憂”選擇消弭分歧尋求合作。如1966年至1969年間，朝鮮半島局勢出現了自朝鮮戰爭停戰以來罕見的緊張局面，美國約翰遜政府對1968年1月21日“青瓦臺事件”與1月23日“普韋布洛號事件”截然不同的處理態度[1]，使韓國樸正熙政權深感“被拋棄的危機”，遂選擇主動接近日本，促成1968年8月日韓兩國在定期部長級會議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強調：“韓國的安全和繁榮對日本的安全和繁榮有重大影響，并進一步確認亞洲的和平與繁榮是兩國的共同目標，兩國同意將繼續合作，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最終于1969年11月，日美兩國就沖繩返還事宜發表的《佐藤榮作-尼克松聯合聲明》中加入與日韓兩國安全具有直接聯系的“韓國條款”，強調“韓國的安全對日本自身的安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反之，當外部威脅緩和且美國能給予堅定支持時，日韓兩國反而會因為各自利益作出趨利避害的判斷，陷入“被牽連的擔憂”，選擇降低安保合作水平。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韓兩國對于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不同認知導致彼此摩擦不斷，日韓安保合作歷程呈現曲折發展的軌跡。隨著1991年冷戰結束，日韓兩國面臨的共同威脅大幅降低，長久以來被刻意遮蔽的歷史問題、慰安婦問題與領土爭端問題等負面因素浮出水面，深刻影響著冷戰后日韓關系的順利展開。不寧唯是，冷戰后日本的政治保守化與軍事大國化傾向成為韓國新的擔憂，日韓關系起伏不定直至朝鮮核危機的出現才重新改善。

代價沉重的“投名狀”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執政期間，朝韓先后進行三次首腦會談，并簽署了《板門店宣言》、《9?19平壤共同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但朝鮮無核化和南北關系并未取得顯著進展。不同于文在寅政府漠視改善日韓關系，尹錫悅從競選開始就一直強調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呼吁強化美韓同盟，盡早解決日韓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尹錫悅上臺后，韓國已不再堅持大國關系平衡者的“戰略模糊”態度，外交與安保政策的顯著特點是用“通過武力實現和平”替代文在寅政府提倡的“通過對話實現和平”，為貫徹這一政策，尹錫悅政府的行動邏輯是強化美韓同盟，深化日韓安保合作。

3月6日，作為尹錫悅訪日的鋪墊，韓國政府公布了解決日本強征勞工賠償問題的“第三方代償”方案，宣布將由韓方行政安全部下屬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財團”出面，代替被告日企向日本強征勞工的受害者支付賠償金和利息。尹錫悅政府此舉可視作向日美積極示好的“投名狀”。

尹錫悅無視受害者及其家族的意愿，無視韓國民眾堅決反對妥協，在獨立門上高懸愛國志士安重根畫像的義舉，以“第三方代償”方案解決二戰日本強征勞工賠償問題的做法，是在利用國家公器實現自己政治的私利，以犧牲韓國獨立后的立國信念去換取韓國與G7、美日印澳四邊機制關系的強化。

作為尹錫悅訪日的重要成果，在3月16日舉行的日韓首腦會談，雙方確認了日韓、美日韓合作應對朝鮮的重要性，就重啟中斷11年以上的兩國首腦定期互訪達成共識。共同表明“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重要性，表示將“共同努力，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些外交“突破”，實質上是美國與日本對于韓國自此低眉順目加入己方陣營的“嘉獎”。

然而這一代價對于韓國而言過于沉重，因為它動搖了不少韓國人的歷史觀，從根底上否定了近代以來朝鮮半島無數仁人志士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謀求民族獨立作出的犧牲。正如在野黨對尹錫悅的批判，“尹錫悅政府最終選擇了背叛歷史正義的道路”。

（王鵬飛，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編注：

[1] 1968年1月21日，31名朝鮮的特種部隊人員越過軍事分界線，企圖入侵韓國青瓦臺行刺韓國總統樸正熙，行動最終失敗。兩天后，美國海軍間諜船“普韋布洛”號在靠近朝鮮東海岸領海處進行諜報活動時被朝鮮俘獲。“普韋布洛”號事件轉移了美國和國際社會對“青瓦臺事件”的注意力。而且美國方面也不認同樸正熙“朝鮮將發動大規模進攻”的看法。當年12月，美國接受朝鮮提出的要求，承認錯誤、道歉、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被俘船員方得獲釋，但朝鮮沒有歸還“普韋布洛”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