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身患重病，癱瘓在床，女兒女婿打工賺錢，為母治病，終日端茶喂飯、洗腳擦身。母親實在無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次一次哀求家人幫忙購買毒藥，讓她盡快解脫。終于，女婿買來了毒藥，女兒女婿和老伴眼睜睜地看著她服下毒藥，數個小時后，她離開了人世。

這起令人唏噓不已的案件發生在浙江臺州，6月1日，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女婿、老伴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判處女兒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這個判決算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中非常寬宥的處理了。

該案涉及安樂死這個讓人無比沉重的話題。

一般說來，安樂死可以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前者是采用積極的措施加速患者的死亡進程，如給患者注射或服用劇毒藥品、麻醉藥物讓其迅速死亡；而后者則是通過停止、放棄治療，讓患者自然死亡。包括我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對于消極安樂死都持容忍態度，但對積極安樂死則認為屬于犯罪。

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將積極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1年4月1日，荷蘭國會眾議院、參議院分別以104票贊同、40票反對和46票贊同、4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法案。緊隨其后的是鄰邦比利時，2002年5月，該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當然，兩國對于安樂死的條件有嚴格的限制。荷蘭法律要求安樂死只能對12周歲以上的人實施，而且必須符合“合理關懷標準”（Due Care Criteria ），否則其行為還是構成刑法中所規定的受囑托自殺罪，最高刑為12年監禁。

這個標準共有六個要點。第一、患者必須經過深思熟慮的審慎考慮；第二、醫院方經過確診認為患者的病情沒有治愈的可能，而其本人正經受著無法忍受的痛苦。第三、醫院方必須如實地向患者本人告知病情的現狀及前景。第四、醫院方已經與患者一致認為，除了“安樂死”，別無他法，解脫病人的痛苦。第五、負責治療的醫生就上述4點出具書面意見書，并同時要得到另外一位獨立醫生的支持。第六、醫院方必須保證對患者實施正當合理的“安樂死”方式（Bert P. Dorenbos, The Dutch Euthanasia Law, Public Justice Report, Vol. 25, No. 3, 2002）。

其他國家對安樂死的態度則頗為保守，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法律明確禁止積極安樂死，并對實施者處以重刑。相比而言，美國的態度更為保守，雖然美國大多數州都承認了消極安樂死，但相當多的民眾和政要甚至認為這也不能接受。

“王明成案”

我國的立場與大多數國家相同，消極安樂死不構成犯罪，但對積極安樂死，主流的刑法理論及司法實踐從來都認為這屬于故意殺人，只是在量刑時可以從輕。

率先對法律提出挑戰的是王明成及醫生蒲連升。1986年6月23日，陜西漢中市的夏素文因肝硬化腹水病情惡化，神志不清，被兒子王明成送到漢中市傳染病醫院救治。因不忍看到母親生不如死的痛苦，王明成跪地向蒲連升求情，希望對母親實施安樂死，蒲連升最終開具了處方，并讓王明成在處方上簽字。隨后，他同另一位醫生分別給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靈”注射藥。1986年6月29日凌晨，患者夏素文死亡。

后王明成和蒲連升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起訴，1991年5月6日，一審法院判決兩人無罪，但檢察機關提起抗訴，1992年6月25日二審法院維持了原判。法院雖然判處兩人無罪，但巧妙地回避了安類死這個問題。因為“冬眠靈”是慎用品，而非忌用品，其致死量是800毫克，但蒲醫生給患者只用了87.5毫克。法院最后認為，醫生的行為不是導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夏素文的直接死因是肝性腦病、嚴重肝腎功能衰竭，不排除褥瘡感染等原因，也就是說蒲醫生對夏文素實施的并非真正的安樂死。如果藥物是患者致死的直接原因，法院就無法回避了。

王明成被釋放之后，患上了胃癌，他多次希望能有人對他實施“安樂死”，但均遭拒絕。2003年8月3日凌晨，王明成在極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生存，還是死亡，這個哈姆雷特式的詰問，在安樂死中被追問到了極致。

“安樂死”之爭

今天，人們討論安樂死有關問題的時候，往往拒絕形而上學的道義考量，而傾向從后果角度進行功利主義的考慮。

反對安樂死的人士，大多認為救死扶傷是醫生神圣職責，延長生命是醫生不可推卸的責任，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安樂死不僅不道德，還違背了醫學的宗旨，這也將醫學固步自封，失去發展的機會。允許安樂死將使得患者至少失去了三個治愈的機會：自然康復的機會、繼續治療恢復的機會、醫學發展治愈的機會。

他們擔心允許安樂死將造成嚴重的倫理危機，他不僅會使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安樂死來謀害他人，還可能縱容那些不愿照顧親人的家屬放棄對病患的照顧，這將使得家庭成員的互相扶助義務變得越來越冷漠，更有甚至，它還可能會為醫療人員謀私打開方便之門。

而贊同安樂死的人卻認為，人的生命只有在有質量的狀態下才是有意義的，對于瀕臨死亡的患者，在窮盡一切治療手段都無效的情況下，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為什么不能盡量的減少他所承受的痛苦呢？

安樂死并非是從生到死的轉變，而是在死亡過程中，讓人從“痛苦”到“安樂”。這是對患者的人格的尊重，如果不顧患者的意愿，在根本無法治療的情況下，空談救死扶傷，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承受著無法忍受的痛苦和煎熬，這是對患者人格尊嚴的褻瀆，這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為了醫學進步，而無視患者尊嚴，把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治病良方，這太不人道，更何況，醫學的發展并不總是依賴于臨床醫學，大量的疾病都是在實驗室攻破的。在病人無法治愈的情況下，用醫療設備維持他的生命特征，這將浪費大量的醫療經費，反而不利于醫學的發展。

至于安樂死可能帶來的家庭和醫生責任問題，贊同者認為這完全可以通過嚴格的法律條件來加以限制。相反，如果視安樂死為犯罪，那將會出現大量私下的安樂死，這反而會使得問題變得更為惡化。

然而，脫離形而上學的功利討論會陷入無解的困境，并且功利主義所考慮的變量總是有限的，如果出現新的變量，先前的功利計算就要推翻重來。比如贊同者認為允許安樂死可以節約醫療經費，促進醫學發展。但是，如果允許安樂死，若醫生對安樂死的條件判斷失誤，是否會引發嚴重的醫患沖突，導致醫療經費成為維穩支出，讓醫療經費更加短缺？

贊同者和反對者各執一詞，誰也無法真正說服誰。在這兩種立場之間，其實有一種折衷，這就是尊嚴死。尊嚴死是指患者事先以書面形式確認，如果疾病在現有的醫療條件屬于無法挽救的，就拒絕沒有意義的延長生命的醫療措施，如停止采取呼吸機、人工透析、化學療法、靜脈輸血、補給營養液等措施，而讓其自然死亡。

尊嚴死與安樂死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它不同于積極安樂死，尊嚴死不主動為患者提供致死的手段和方法，它也不是消極的安樂死，它不需要在患者瀕臨死亡時就可以實施，比消極安樂死的時間有所提前。尊嚴死的觀念最早在美國產生，后來推廣到很多國家，在日本現在也很流行。很多人都在“不進行沒有意義的延長生命，積極迎接自然死”的文件上簽名，在日本尊嚴死協會的《尊嚴死宣言》上簽名的會員，截至1994年，已近7萬人。尊嚴死并不存在像積極安樂死那么強烈的道德指責，醫生沒有實施積極的中止生命方式，因此，它和民眾的情感以及法律基本沒有太多抵觸。

刑法理論與自由邊界

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安樂死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幫助自殺，二是得到被害人承諾的殺人。在幫助自殺的情況下，行為人并不實施故意殺人的實行行為，只是為自殺者提供便利條件；但在得到被害人承諾的殺人中，行為人則實施了故意殺人的實行行為，只是這種行為是當事人所同意的。

積極安樂死一般都屬于得到被害人承諾的殺人行為。但是在許多案件中，兩種情況往往混在一起。以臺州發生的案件為例，為患者購買毒藥是幫助自殺行為，但是當患者中毒，負有救助義務的親人不予救助在法律上則是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不作為），只是這種實行行為是被害人所承諾的。

現行刑法第232條關于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只有寥寥幾字，“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從文字上來看，“故意殺人的”也包括故意殺害本人，因此，自殺至少在文理上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并無問題。但是法律的適用并非冰冷的邏輯推導，它一定要考慮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體悟每個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

關于安樂死的法律性質，關鍵的問題在于人是否有權處分自己的生命？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無論是幫助自殺，還是安樂死，不說是助人為樂，也絕非犯罪。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把它們視為犯罪的傳統觀點就具有合理性。

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只有兩種進路，一是基于后果的功利論，二是傳統的道義論。

（1）功利論

功利主義認為人類由痛苦和快樂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然而，這種立場最大的缺陷在于對個體權利和人類尊嚴的忽視。“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不僅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而且更為可怕的是，少數也往往假多數之名，肆意侵犯人權。

因此，今天的功利主義大多接受自由主義的修正，這主要拜穆勒所賜。穆勒認為，從長遠來看，尊重個體自由會導向最大的人類幸福。

根據穆勒的觀點，只要行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穆勒認為，“對于他自己，對于其身體和心靈，個人就是最高的主權者。”根據這種觀點，似乎可以推導出自殺是被允許的，因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但是穆勒顯然不同意這種結論，在論及自愿賣身為奴契約的有效性問題上，穆勒告訴我們，“自由原則不允許一個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而允許一個人讓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約翰?穆勒：《論自由》，孟凡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123）

總之，對于人是否可以處分自己生命，功利主義是模棱兩可的。除了少數極端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人擁有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大多數功利主義者都難以接受這種結論。因此自殺行為不可能與人無涉，如果自殺可以隨意為之，它不僅會帶給當事人家庭極大的痛苦，也會給社會秩序帶來巨大沖擊。

更為可怕的是，如果根據快樂和痛苦來作為人生的福祉，當痛苦遠超快樂，人就有權終止生命。那么，對某些人而言，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嚴重的傷害。人可以選擇死亡，但卻無法選擇出生。如果生來就是智障、殘疾，一生凄苦，這種人生值得度過嗎？如果不值得度過，那么父母是否構成對子女的侵權呢？尤其當父母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依然生產有缺陷的孩子。長大成人的孩子是否可以起訴父母，國家是否又可以追究父母的不當之舉呢？甚至，國家是否可以基于功利主義的而任意終止這些活在痛苦中的生命呢？

不要把這看成荒誕的推理。格茨?阿利在《累贅：第三帝國的國民凈化》一書中，就揭示了納粹德國如何根據功利主義哲學，以科學的人道的“安樂死”名義“毀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1935年到1945年期間，在德國政府的主導下，有近二十萬德國人死于這場以安樂死為名義的國家謀殺。除了德國猶太人，在二戰期間，沒有第二個德國國內群體遭受過比這更大規模的屠殺。事實上，這種國家屠殺有著充分的民意基礎。

托爾維克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早已警告我們：“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在尋求過大的奴役。”沒有道義約束的自由往往開啟的是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

傳統的道義論并不根據后果進行功利計算，而只考慮行為本身是否正當。如康德所言“道德本來就不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無愧于幸福”。

（2）道義論

在道義論看來，人類尊嚴是超越經驗的，而非人類理性和邏輯推導的結論。它不是一個可以根據情況隨意更改的假設，而是維持人類生存的先驗本體。康德認為，人是目的，因此不能作為手段對待。謀殺和自殺都把人當成了手段，沒有把他的人性當作目的來尊重。如果為了逃避一種痛苦的情形，人就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人就是將自己作為一種解脫痛苦的手段。

不同于功利主義的含糊不清，道義論則直截了當地認為人無權處分自己的生命，自殺與謀殺一樣都是錯誤的。

對于習慣了快樂、自由、滿足這些話語體系的人們而言，道義論的觀點很不討人喜歡。但是，它的合理性顯而易見。一方面，道義的限制可以對自由進行合理的約束，防止人們因著無節制的自由走向放縱的毀滅。在道義論看來，穆勒式的自由主義對人性有著過高的估計。但是人性有幽暗的成分，如果缺乏必要的道義約束，人的幽暗會因著自由被無限放大。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為，人會因著自由選擇高尚，但事情往往事與愿違，很多人并不喜歡高尚的事物，往往更喜歡卑下，尤其當人在沒有任何約束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道義的限制也是對國家威權的約束，防止國家擁有無限的權力。國家并非最高道德權威的化身，相反它要接受傳統道義的必要限制。國家不能以任何美好的名義突破道義的底線。在道義論看來，沒有限制的個人自由和沒有約束的權力專斷不過一個硬幣的兩面。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當社會道德約束一旦松弛，每個人都成為一種自由的離子狀態，社會秩序大亂，人們也就會甘心獻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權力專斷所帶來的秩序與安全，自由會徹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有許多人非常反感道義論的道德強迫，認為不能以道義之名來強推價值觀。但是問題在于，在道義規范所推崇的價值觀與無視道義的權力意志之間，哪種更具有強迫性呢？

一個科幻故事

小說《萊博維茨的贊歌》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核輻射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政府成立了救助機構“綠星”，那些無法挽救的人可以到“綠星”讓醫生幫助結束生命，從痛苦中“解脫”。科斯醫生是“綠星”的負責人，他要求澤而基修士利用修道院來協助他做這項工作。澤而基答應了他，但條件是不能在修道院內實施安樂死。但是科斯醫生有著堅定的信念，他認為痛苦是唯一的惡，只要能夠減輕痛苦，做什么都是應該的。沖突于是發生，一個未婚的母親和她的孩子遭受了無法忍受的核輻射，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修道院，科斯醫生勸這位母親接受“綠星”的“治療”。但澤而基卻認為必須盡一切的可能阻止她們接受這種治療。

面對這種沖突，有人可能會說，“我認為安樂死是錯誤的，但我永遠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每個人都應自主決定。”

故事是這樣發展的：年輕的母親不知該如何決定。一方面，科斯醫生不能強迫她們接受治療；另一方面，她也不確定是否聽從澤而基的觀點。

她該如何選擇呢？

科斯醫生代表功利論，澤而基代表的則是道義論。

年輕的母親決定去“綠星”再去聽聽科斯醫生的建議。但澤而基認為她們面臨著生命的危險。在良心的煎熬下，澤而基把那位母親和她的孩子帶到自己的車里，想把他們帶到修道院，以保證他們的安全。科斯醫生卻叫來了警察，警察讓澤而基把車停到路邊。

警察問這位年輕的母親，“你準備怎么辦？”她不知道如何抉擇。

當澤而基想開動車輛時，警察卻將鑰匙拔了出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很多時候人們并不知道如何選擇，你不是遵循道義的指引，就是按照權力意志來生活。無視道義約束的個人自由與漠視道義的權力意志不過是一體兩面。

筆者總體認同道義論的立場，人無權處分自己的生命，自殺是錯誤的。但是刑法是最嚴厲的懲罰措施，錯誤不一定就是犯罪，雖然犯罪一定是錯誤的。犯罪也不一定要受到刑罰處罰，雖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一定是犯罪。現代刑法理論區分不法與責任，一種不法的行為如果是一般人可以去寬恕的，那么它雖然錯誤，但卻可以從寬甚至免于處罰。因此，臺州法院判決值得肯定。

法律的推理應該是有溫度的，我們在原則上要維護生命神圣這個基本的信條，在法律上宣示自殺及其關聯行為的錯誤性。但是在每個具體的案件中，我們必須考慮個體在不同情境中的迫不得已，接受每個個體無可奈何的悲情訴說。

古希臘哲學家愛比荷泰德說：“我們登上并非我們所選擇的舞臺，演繹并非我們所選擇的劇本。”按照這種觀念，即便在痛苦之中，人也可以經歷生命中的圓滿。這段話的現代表述是《無問西東》的臺詞，“如果提前了解了你們要面對的人生，不知你們是否還會有勇氣前來？看見的和聽到的經常會令你們沮喪？”

孔老夫子教導他的門徒：未知生，焉知死？

但安樂死給我們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卻是：未知死，焉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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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