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傳統的上古歷史敘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對于背后的細節，我們知之甚少。紂王“無道”的表現有哪些？商朝王室的貴族生活是怎樣的？商朝人的日常生活與祭祀之間有何秘密？2022年10月，青年歷史學家李碩，其里程碑式的杰作《翦商》問世，震撼無數人心。從夏朝到周滅商，李碩跨越一千余年的時間隔閡，重述了華夏文明的萌生與轉型。這本書以大量現代考古發掘的成果，為讀者揭開了華夏上古歷史中重要的一頁——這一頁，從殺伐與屠戮開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中國古代第一王朝夏朝，沿襲了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殺人獻祭”風俗，“人祭”的傳統最終在商朝登峰造極。武王滅商后也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為，直到武王死后，由周公輔政，徹底禁絕了人祭宗教，銷毀了有關商代人祭的文獻記錄，并制造出一套沒有人祭的理想化歷史敘事，由此留下三千年的記憶空白。

本書從還原深淵般恐怖的“人祭現場”開始，引領我們進入幽暗的歷史通道，在撒滿尸骨的歷史荒原上，一窺我們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

（本文摘自李碩《翦商》）

歷史學家李碩

殷商最后的人祭

本書是關于中國上古時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時代末期（4000余年前），終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時間跨度一千余年。

為此，須先從上古時代的人祭說起。人祭，就是殺人向鬼神獻祭。關于上古的人祭風俗，直到近百年現代考古學興起，發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遺址及商王占卜獻祭的甲骨刻辭，才進入現代人的視野中。

至于這種風俗是如何退出歷史和人們的記憶的，大多數學者似乎默認，它是逐漸、自然、不知不覺地退場的。一種代表性的說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黃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論》，介紹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認為它們都屬于殷墟前期。但查閱這三座坑的發掘報告便可知，有兩座屬于殷墟末期，一座時期不詳，根本無法確定是否屬于殷墟前期。

根據本書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滅商有直接關系。在周武王死后，輔政的周公旦取締了商人的人祭風俗，并消除了關于人祭的文字記錄和歷史記憶；周公此舉可能是為了防止其死灰復燃，執行得也比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記憶空白。

祭坑

再現上古時代的殘忍與血腥，并不是一件開心的工作，卻是繞不開的。下面，先來復原一場殷商最晚期的人祭儀式。

殷都宮殿區以東數百米的后岡，是一個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區。1959年，這里發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樣，是水井一樣的圓形而非長方形穴，坑內沒有任何棺木痕跡，只有25具尸骨凌亂地堆疊在一起。伴隨出土的，還有青銅禮器和兵器，以及紡織物、糧食等。

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推測，這是一處特殊的貴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禮儀，但仍殺了24名奴隸以及用了貴重的銅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這座“墓葬”的時候，考古工作者發現，第一次挖掘并沒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層之下還有第二層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為其提供保護。但有些考古學者心中還是難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層尸骨之下還埋藏著什么。

1977年，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發現第二層尸骨之下還有半米厚的堅硬紅褐土，然后是第三層尸骨，共19具。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說，這座圓坑墓穴有三層，共掩埋了73具尸骨。發掘者認為，這應該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岡圓坑之前，殷墟王陵區和宮殿區已發掘上千座人祭坑，但大都是邊長兩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頭），且只有一層，從未發現過多層人祭坑。

祭坑

1959年發掘第一層時，根據出土銅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銘文特征，有學者判斷它屬于西周早期。后來，隨著殷墟發掘日漸增加，人們才意識到，原來商代末期已經有這些造型的銅器和銘文—它屬于殷商王朝謝幕前夕，很可能是紂王時代的一次隆重獻祭儀式。

這個祭祀坑的發掘記錄比較詳細，從中可以發現，整個獻祭過程井然有序，包含著當時的商人對于高級別人祭禮儀的理解，而被殺戮者也給自己做了充足的準備。

讓我們按時間順序再現祭祀全過程，并通過分析諸多細節，復原祭祀場上曾經發生的一幕。

后岡祭祀圓坑編號H10，從深灰色的生土層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徑2.8米，向下稍有擴大，底部直徑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層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層清晰。可以說，從一開始，后岡H10圓坑就是為了隆重的獻祭儀式建造的，雖然我們已經無法完全解讀它蘊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堅硬，應該被修整夯打過。主祭者先在坑底鋪一層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墊一層二三十厘米厚的黃土。黃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幾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開始殺人。第一輪殺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兩具，被砍掉小腿或腳的有五具，單獨的人頭骨十枚、上顎骨一塊、右腿一條。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兩名，兒童四名，嬰兒兩名。四名兒童皆尸體不全，缺下半段：一名從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從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頭骨；一名被斜向攔腰砍斷，只剩上半身和右側骨盆。兩名嬰兒都只有頭骨。單獨的上顎骨屬于一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牙齒很整齊。一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子側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貝（商人用作錢幣的貨貝），可能是用線穿起的一團或是裝在腰間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還有些散落的海貝。

尸體和頭顱沒有臉朝上的，或朝下，或側方。這些跡象表明，殺祭先是在坑外進行，然后再把人頭和殘碎的尸體扔進了坑內。應該還有人在坑底負責調整，雖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齊，但要保證尸體的臉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軀體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內單獨的人頭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處，且看后面的細節。

（摘自《翦商》）

鳥神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種，最崇高的是“帝”，此外，還有鳥，而這應該跟商族的創始神話和早期圖騰有關。

在上古時代，鳥崇拜主要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畫鳥類圖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顯的鳥崇拜，如古國王族最高級的玉器上刻畫的神人獸面紋，神人頭戴羽冠，旁邊相伴的是鳥形圖案。

春秋時期，山東南部的土著小國郯國的一個著名傳統就是用鳥來命名各種官職。郯國國君說，自己的始祖是“少皞氏”（少昊），而少皞氏建立的國家的各種官職都是鳥名。（《左傳·昭公十七年》）這也是東部沿海崇拜鳥的記憶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簡狄吞玄鳥之卵后所生，說明鳥是天帝和商人聯系的紐帶。《山海經》這樣記載商族第六代首領王亥：“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笨粗芎y以確定是人要吃鳥的頭，還是鳥要吃人的頭，但王亥和鳥的聯系在甲骨卜辭中有證據：“辛巳……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

這條卜辭占問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舉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顯的鳥形，而那些與王亥無關的，

 比如地支記日之“亥”，則不會有鳥形。

《易經》中也多次出現過鳥。周人和商族起源不同，并不崇拜鳥，但在創作《易經》時，周文王引用了一些與鳥有關的商人的歷史掌故，如《旅》卦上九爻辭：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后號咷。喪牛于易。兇。

這條爻辭涉及王亥在有易氏喪牛和被殺之事?！奥萌讼刃筇枂G”是關于王亥旅行在外的遭遇；而鳥巢被焚毀，則象征王亥的命運。長期以來，人們都沒有發現《易經》里隱藏的這段掌故，直到民國時期才被顧頡剛破解：“喪牛于易”是說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難，牛群被奪走。

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也有商王祭祀“鳥”的內容，如焚燒“一羊、一豕、一犬”和“三羊、三豕、三犬”獻祭給鳥，但不知道接受祭祀的是隨機飛來的野鳥，還是商王專門飼養的神鳥。此外，商王還多次從鳥鳴中占卜吉兇。

《史記·殷本紀》記載，某次祭祀商湯時，一只野雞落在鼎的耳上不停鳴叫，高宗武丁非常緊張，大臣祖己趁機發表了一番道德說教，最終“（武?。┬拚械?，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此事的道德元素應是后人添加的，但野雞引起武丁緊張之事應當有原型。只不過，這需要放在商人崇拜鳥的背景中才好理解。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中曾出現“玄鳥婦”三個字，可能是通靈降神的女巫，負責在王族祭祀中召喚玄鳥之神降臨。

那么，商人這種崇拜鳥的宗教，對現實生活有什么影響？

其一，在甲骨卜辭中，有多條商王捕獵野雞“雉”的記載，但未見捕獵其他鳥類，而且從來沒有用禽類和蛋類獻祭或食用的記載。其二，在商人的遺址和墓葬中，食用家禽的現象雖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的確比較少。殷墟宮殿區灰坑中曾發現猛禽和孔雀的骨頭，王陵區的少數祭祀坑中也有猛禽骨，可能是王室豢養的獵鷹和珍禽，但不清楚是否有供奉崇拜的神鳥之意?？傊倘藢η莺偷暗慕梢嘤趧e的族群。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其含義不明。有人認為，它是各線條匯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間的中心；也有人認為它是一捆支起來進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卜辭中，帝也稱“上帝”，有時會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橫，是為“上帝”二字的合文。這一短橫在現代漢字中演變成了點，所以現代的“帝”字，其實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不管“帝”字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其關鍵肯定是神圣之意。作為一個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帶有神圣含義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狀。

比如，龍，甲骨文中是頂著帝字頭的龍形；鳳，甲骨文是頂著帝字頭的鳥形；商人自己的“商”，甲骨文中，帝字高高站立于一座大門（牌樓）之上，有時上面還會有兩個并列的帝字頭。

“玄鳥婦”銘文拓片

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婦好的墓，就隨葬有多件龍鳳造型玉器，而且龍和鳳頭上都有如甲骨文中的角（帝字頭），特別是354號標本，“為一龍與怪鳥的形象，頗似怪鳥負龍升天的畫面”：龍頭上有一只“角”，怪鳥則有兩只。此外，婦好墓371號玉器是跪坐的人形，身上雕刻出衣飾花紋，身后伸出如同羽毛的鳥尾。這些玉器可能都反映了商人對鳥的崇拜。

商族人有奇異的來歷，他們開創的王朝也注定不會平凡，特別是王朝建立之初，產生了諸多現代人匪夷所思的奇跡。

（摘自《翦商》第五章“商族來源之謎”）

后記

這本書的內容，也許會讓人覺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適。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它也有很多年的醞釀過程，以及幸運的環境。對歷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為，但關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過的人還不多，可能大都默認它伴隨著歷史的“進化”歷程而自然淡出了吧。這方面我有點幸運，能接觸到一些較前沿的專業知識：我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的文科實驗班，當時和歷史系的兩位同學交流得比較多，一位是和我同級的韓巍兄，一位是高一級的林鵠兄，他們都是先秦史方向，后來拿的也是考古學的學位。韓巍的碩士論文是關于西周初年殷商遺民的喪葬習俗的，里面提到當時的殷商遺民還保留著“腰坑殉狗”及殉人的傳統，跟同時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時我常聽韓巍聊起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這樣的認知：商文化與周文化很不一樣。由此推論下來，商人的人祭習俗，也應當是在周朝的大環境里被禁絕的。林鵠兄的碩士論文則是關于周人的族姓觀念的，他認為，商人等東方族群本來沒有族姓，周人滅商之后才賦予了他們族姓，這個觀點我也用到了本書中。所以，本書的很多緣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

后來，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時，我本想進入上古史領域，不過最終畢業論文的題目選的卻是中古史，關于魏晉南北朝的南北戰爭，因此告別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畢業論文已經完成，又想起了昔日關注的上古史的很多問題。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對攝影和影視造詣較深的曲直兄聊天時，又說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薦我去看梅爾·吉布森的《啟示》（2006），一部關于阿茲特克文明的人祭題材的電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覺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許多呼應之處，而且電影還提供了直觀的視聽效果，讓我似乎看到了商紂王、周文王時代那些活生生的畫面。這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很重要，它讓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復活起來，所以我那時便準備動手寫一篇文章，這便是后來的《周滅商與華夏新生》。

很巧的是，當時林鵠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時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學位（西方的考古學屬于人類學），正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個夏天我們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們一起騎車去韓巍在蔚秀園的家，在頤和園路上又聊起了商周變遷，驚奇地發現我們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測周公在廢除人祭的歷史轉折上有關鍵作用。當天，林鵠兄便把他的一篇與此相關的會議報告發給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內容被我用到了《周滅商與華夏新生》一文中。這篇文章發在2012年的《讀庫》第5期。

回想起來，我能進入這個領域，受惠于韓巍和林鵠之處頗多。博士畢業后，我到新疆大學工作，其間幾度想把《周滅商與華夏新生》一文寫成專書，因為我想寫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書，展現中國歷史這條巨流之河如何從遠古匯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變做開篇最合適—從頭寫下來，也免去了每次交代歷史背景的麻煩。我曾寫過孔子，寫過劉寄奴劉裕，也都算是這個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計劃，寫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際，要從新石器開始，把中國早期文明產生的全過程，以及人祭宗教的來龍去脈都寫出來。這意味著考古學的內容會占一大半，難度很大，畢竟進入一個新領域需要時間成本，像王國維、郭沫若、陳夢家等先賢“觸類旁通”的學科拓荒時代早已過去，現代學術的數量積累已經很大，學者的研究方向也都變得深而窄，學術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生發、拓展，進而成為特定領域的“專家”。換句話說，到中晚年又另起爐灶、做大跨度跳躍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了。我曾幾度嘗試，只感到無暇亦無力再進入新石器與夏商的考古世界。不過，當時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積累，如本書中關于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韓巍贈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報告與上古文獻。而在這年，我對《周易》也有了新的發現，原來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個人經歷的記錄，于是便再度萌生了書寫上古史的念頭。2020年疫情初起時，我辭去教職，獲得了自由時間，先在安陽、洛陽小住過一段時間，看過殷墟和二里頭遺址后，搬進了成都郊外的一處租住房屋，再次進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歡一個人在地廣人稀的地方游歷，讓自己融入未曾見識的風光之中。在進入成堆的考古報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會是一趟去往原始時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會如此令人壓抑。我搞過戰爭史，史書中固然充滿戰爭、死亡，但文字過濾掉了感性直觀的認知，很難讓人產生“代入感”。而面對慘死尸骨的照片，嘗試還原人祭殺戮現場，進入殺人者與被殺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無力承受。

這是一場無法解脫的恐怖之旅，猶如獨自走過撒滿尸骨的荒原。那時也經常問自己，用一輩子里這么長一段時間，搞這種陰沉煩悶的工作，值得嗎？無奈中也安慰自己：寫史寫到這種狀態，怕也是一種難得的經歷……

僅憑千載之后的殘骨照片、發掘線圖和文字描述，做一點設身處地的想象，就已經如此不堪重負，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又會如何？

所以，最后統稿時，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關于新石器時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簡短介紹，不然，全書會更漫長和壓抑，我可能無法堅持到最后。

如果是討論上古時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種植的莊稼，會覺得他們和我們現代人差別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問題，我總覺得無法理解他們，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覺陌生。因此，關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時期人祭規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書嘗試做出的解釋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這種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機會發言，應該能提供更高明的說法。

進入人祭的領域后，我最關注的，其實是哪些古人群沒有人祭遺存，或者比較少。我寧愿相信陶寺和二里頭古國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認為商朝中期還曾發生過一場反人祭的上層宗教改革。證據也許還不算多，但總應該有那么一點東西，讓人維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長期有一個困惑，那就是孔子對商周之變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寫過兩個版本的孔子傳記，都曾重點討論孔子編輯的“六經”及其反映的上古社會，但彼時尚未找到關于人祭記憶的證據，總有難以言表的遺憾。而這次，經過對《周易》的解讀，我逐漸推測到，孔子晚年應當是接觸到了商周之際的部分歷史真相，儒家“六經”也和后世慣常的認知很不一樣。這是我之前很難想象的歷史維度。

本書利用了較多考古學領域的發掘成果，應當對考古人的工作致謝。除了本書正文中引用的報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學大家嚴文明先生：他不僅對新石器時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獨到的觀察，如邯鄲澗溝遺址的頭蓋骨剝皮現象、新沂花廳遺址的族群征服與人殉等，而且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論述尤為深刻—從“大兩河”（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文化互動的過程來觀察中國早期文明的萌生。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論”或“多元論”更為深入。本書雖然未收錄新石器時代部分，但關于夏朝—二里頭稻作為主的討論，也有受嚴文明先生啟發之處。稻作農業在華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與中國早期文明的關系，可能會是一個越來越顯著的學術問題。

本書的寫作過程難免壓抑，但回首再看的話，通過大量考古發掘報告，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歷程做一次鳥瞰式的巡覽，也是頗為難得的經歷。如果說有什么宏觀的感受，那就是：我覺得中國文明的重要特點是體量太大，這是黃河、長江流域及周邊的宜農地理環境決定的；但地理也決定了古中國比較封閉，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參照物，獨自“摸黑走路”的過程有點漫長。換句話說，要想從那個時代走出來，主要靠文明內部的自我調節的話，付出的代價會格外大。

在本書寫作期間，應該感謝的師友還有很多。大學時代的舊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幫助。昔日老杜入蜀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噓。研究生時的同窗、陜西師范大學的牛敬飛兄，為我查閱圖書資料提供了諸多幫助。2020年初，我有緣探訪周原遺址，包括深鎖在紅磚院墻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時就投宿在牛敬飛兄家中。帶我觀摩周原遺址的，還有陜師大的王向輝兄。春寒雨雪時節，在牛兄書房縱論商周舊事，切磋上古學問，是寫作期間一掬難得的開心，也讓我想起錢錢鍾書先生的一句話：“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p>

還有很多曾經幫助我的師友，這里無法一一列舉，他們對我最大的支持，其實是心理上的，讓我意識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

也許，人不應當凝視深淵；雖然深淵就在那里。

（摘自《翦商》“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