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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浙江四線小城，我到倫敦學純藝攝影 | 三明治

2023-03-17 13:0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林鑫龍三明治

在剛到英國的第一天，我坐公交來到了線上租的房子的樓下。

那是九月底的一天，太陽不大，懶洋洋地露著半張臉。我一時沒有找到具體的門牌號，只能拉著我的兩個大箱子在街上溜達找房門。

有一個喝多了的英國小哥走向我說，“你在找什么？你住在哪里？”對英音還不能完整識別的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說“我。。我在回家，我就住在這個黑色的門背后”。

他說“你確定嗎？你住在里面，所以你是一名醫生？如果你需要錢，我可以幫助你。”說完，非要給我10英鎊。我后來才知道，我隨手指的那個門后就是我后來注冊的GP所在。

對我這樣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這個情況實在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內心非常擔憂他會不會是本地某個黑社會組織成員，要是收了這10英鎊，之后在這片區域我怕是不太好繼續生存了。連忙揮手拒絕“不用了不用了，謝謝你，謝謝你。”

我原以為這只是一個初來英國的小插曲，未來的事將會變得更加順利。誰知這好像成了一個隱喻，暗示著我對這片初來乍到的土地的深深的未知，和對未來要學習的藝術的迷茫。

出國之前，我最大的一個糾結是，到底要繼續讀新聞，我的本科專業，還是要跨專業讀“攝影”。后來我做了一個中和的決定——我希望進入一個“紀實攝影”的課程。

對于攝影的熱情大概起源于我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在剛加入的學生組織里認識了一位攝影系的同學。之后不久，我們就達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協議——我陪他出去旅游，他則將攝影課上學來的PS技能“傾囊相授”，結果，我從朋友圈里可觀的點贊數上得到了許多的多巴胺獎賞。

然而，隨著多巴胺帶來短暫的快樂消失之后，我開始不滿于千篇一律的網紅圖像——我想探索屬于自己的攝影風格。

于是大概是大二的一個暑假，我開始了自己的“瞎胡鬧計劃”——去一個陌生的城市，帶一臺相機，四處拍攝，不考慮圖像本身的風格。那段時間，我選擇的是貴州和云南的城市。大概是因為處于一個我之前完全不熟悉的區域——相比江南，云貴高原的山氣勢上更具張力，民風也更粗糲。

有一天下午，由于看錯了時間，我錯過了從貴定出發去下一個城市的高鐵，只好來到貴定的汽車站里，試圖搭乘汽車出發。那個汽車站不大，下午5點鐘左右的時候，車站已經是半關閉的狀態了，只有售票處還有一個大哥在工作。車站里有一些小朋友和一位老師，有的小朋友們臉上還有未卸除的妝容，大概是剛剛結束了城市里的某個“文藝演出”，準備搭乘汽車回到他們原本的城市。當我再一次習慣性舉起相機準備拍攝時，其中一個小男孩下意識地面對鏡頭微笑，并且比出剪刀手的姿勢。

攝于貴定客運站內，

當時有一幫出來參加舞蹈比賽的小孩在這里等車

我透過鏡頭看著小男孩的姿勢，愣了愣，還是按下了快門。愣住的原因是，小男孩沖我微笑的動作打破了我原本對攝影的印象——在那之前我理解的攝影是對周邊環境單向索取（take）的角色，而那次拍攝，讓我意識到，與其說我是在拍攝（take）一張照片，不如說我是在制作（make）一張照片。攝影，是我和周圍的環境相互配合和互動的產物。

這不由得讓我想到了新聞和攝影的關聯。二者似乎都是在對現實世界進行描述——一個是通過文字，一個是用照片。然而，新聞呈現出來的多面性和復雜性，似乎更傾向于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去理解世界。而攝影則不同，它用赤裸的鏡頭介入到事件中，截取一個瞬間和畫面來展示一個事件，似乎更像一個事件的參與者，而非觀察者。（這里的攝影僅指向，以紀實攝影為代表的直接攝影。）

這激發了我作為一個行動主義者的激情，去做一名紀實攝影師。此后我開始認真思考，將紀實攝影作為一個專業學科進行學習。

由于我本科是文化生，這個背景在國內去申請一所好的藝術高校讀碩士幾乎是不太可能實現的情況。去申請一個外國攝影碩士項目，作為一個更可行的方案漸漸浮現在我的眼前。

說到留學，優先選項自然是美國和英國。然而不論是那幾年美國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導致在中國的名聲變差（雖然最近也沒有變好），亦或者美國高校的碩士申請難度和所需要的經費更多，無疑都從現實層面上決定了我最后選擇英國——英國研究生多數是一年制，美國則多數是兩年制，費用上幾乎相差一倍。

大概是大三的一段時間，我約了線上攝影教育咨詢，試圖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可以通過攝影進入外國高校的大門。

那次語音約莫持續了兩個小時，我一會坐在臺階上，一會在狹窄的樓梯間里來回踱步，語音里聊的內容倒并不全是關于攝影的事。我們大概從“我為什么想學攝影”一路聊到了“政治”——唯獨沒有聊有關“藝術”的事。

現在回想起來，很神奇的是，最后打動我真正繼續在攝影方向上深造的原因，竟然和攝影無關，而是自己作為“人”被理解和認識。那位老師姓徐，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圣地亞哥攝影專業，那時在攝影機構做全職老師。

相比起其他機構的老師，徐老師用一種和朋友聊天的方式漸漸詢問我對攝影的看法，我之前的拍攝經驗和思考等等，而不是在對一個攝影小白的攝影技術或學科知識進行凝視。而這恰好符合我心中的另一個“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價值觀。

事實上，我認為不論是在生活的溝通中，還是在紀實攝影、藝術中，都應該是如此——一切的價值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如果以藝術之名，或者以攝影之名將人作為手段而非目的，就像上世紀被批判的攝影師愛德華·史泰欽，他的作品被沃克·埃文斯稱為“技術上的令人印象深刻和精神上的不存在”，那么不論這件作品的技藝多么高超，在我看來都是與藝術背道而馳的。出于以上理由，我毅然選擇了徐老師作為我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攝影導師。

而隨著我對攝影領域的內容愈加了解，我的“行動主義者基因”漸漸不滿足于紀實領域，而走向了更寬廣的概念、哲學的世界，也就是所謂“純藝術攝影”的方向了。

部分以前拍攝照片整理的contact sheet，

可以看出當初我的拍攝還是有很強的紀實性

最后的我選擇了“純藝攝影”，并在2021年9月底來到了英國。本以為會體驗到智識上的訓練和技術上的提升，誰知在最初的半年時間里完全沒有發生——開學不久就遇到了由UCU（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發起的持續半年（2021.09-2022.02）的教授們集體罷課事件。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好像有一種“無聊中帶著些郁悶”的氣質——一段時間里我沒有任何課程活動，只能在城市里到處游蕩、看展，或者在學校不大的圖書館里看攝影書。

那段時間里，著名日本江戶時代的畫家葛飾北齋個人回顧展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其中一幅是非常有名的“神奈川沖浪里”。然而當它真的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卻興趣怏怏，竟然對邊上一個講這幅畫的三個不同時期版本異同的紀錄片頗感興趣。

因為想要多受一些所謂的“藝術熏陶”，我辦了英國的National Art學生卡（一年5磅），然后就在倫敦各個畫廊、博物館現場游走。一擔碰到需要付費進入的展覽，我只需拿出我的學生藝術卡晃一晃，便可以獲得一個容易負擔得多的價格大搖大擺地進去觀看。

與其說這件事奇怪，倒不如說是我和“想象中的我”出現了些許差距。在理想狀態中，我覺得我到了博物館或者畫廊以后一定能收獲到非常多所謂的“感動”或“震撼”。然而在那段時間，不管我去看什么展，別說觸動了，就連最基本的欣賞的感覺也是勉勉強強才能喚起。

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某個稻草根一樣，中國同學成了我“歇斯底里”地解釋自我懷疑的出口——我嘗試和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在酒后談論某些宏大的命題“什么是藝術？”“你覺得什么樣的人算是藝術家？”“藝術有什么意義？”。

這個問題在我清醒之后，好像找到了答案———一直以來，“藝術”都算是一件離我比較遙遠的事。盡管有空的時候，我會去電影院看一些“文藝電影”。但現在看來，這些內容似乎都是在“電影藝術”這件事的范圍內。而“當代藝術”作為一個公共話題，在我從小接受的教育體制中幾乎沒有出現過。

倒不是我天生討厭“當代藝術”而不去接觸，而是作為一個出生在浙江四線城市的小孩，整座城市就沒有一個“當代藝術博物館”，更別提藝術畫廊了。事實上就算我來到了東北長春這座作為省會的城市，也依然沒發現任何一座當代藝術相關的機構。后來我發現，全國數百萬公里的國土上，當代藝術有關的機構似乎只在一些一線城市的范圍里有覆蓋。

雖然身邊有些朋友從小學習鋼琴、小提琴、二胡、琵琶、美術等（很顯然我也不屬于這一類），但從他們的經驗聽來，老師們多數還是將它們作為一種技術在教導——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斷地訓練，然后考級。事實證明，不論是藝術還是當代藝術在一個四線城市小孩的生活中是幾乎被隔絕的。

在我申請研究生之前，有一個發生在中國的一個行為藝術令我感觸很深。那是由堅果兄弟策劃的有關白石洲失學兒童的行為藝術“深圳娃娃”，大概內容是他們收集了數百個白石洲居民的洋娃娃擺放在一片空地上，然后用巨大的挖機將這些洋娃娃夾起。

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真正的社會實踐中做這么酷的事并對公眾產生影響，那藝術必定是一個我要繼續走的專業了。

但或許是因為語境不同，又或許是因為倫敦的資本主義太強大，將一切藝術分為“有名的”和“無名的”兩類。于是這里產生了和國內我所接觸的藝術環境極端不同的氛圍——一個稀缺到幾乎消失，一個繁盛到需要一定“階級門檻”（一張藝術展門票往往數十英鎊）才能欣賞。

這或許也能解釋我對許多藝術無感了——因為他們不在我理解的社會實踐環境里。以及當一個具有野性和反叛性的藝術作品被束縛在一個通體白色的“空盒子”中，那種反叛的張力似乎弱了許多，在養尊處優的博物館里，“當代藝術”和“古典藝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了。

甚至還不如“古典藝術”，至少在古典時期，每一位匠人在技藝上都高之又高。而“當代藝術”開始概念先行，某些技藝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在一所藝術學校里面對“藝術”無感，就像喝啤酒的時候對氣泡無感——無法享受啤酒的快樂，也不能理解為什么要喝啤酒。

為了暫時逃避“當代藝術”帶來的挫敗感——我似乎很難再有曾經看堅果兄弟的作品的那種體驗，即使倫敦是一個遍地當代藝術的城市。我把自己安排在學校溫馨的小圖書館里——圖書館外面有一顆巨大的樹，每到下午4.5點他周圍噴水的小噴頭就會撒出一個斷斷續續的半圓形水霧，從這邊噴到那邊，再從那邊噴到這邊——我就這樣一會看看手里的攝影書，一會再看看水霧從這頭噴灑到那頭。

我似乎得到了某種慰藉——在我逃離“當代藝術”之后，我還有“當代攝影”的陪伴。然而我發現，隨著我對攝影的深入觀看，攝影也漸漸露出了它“晦澀難懂”的一面——它在歷史語境中的美學和理論演變。

在那段時間里，我在讀一本書名叫做《攝影經典論文》，里面收錄了30篇非常經典的近現代關于攝影美學和理論批判的文章。其中一個主題大概是圍繞“攝影是不是藝術？”這一話題，收集了各個時期不同國家的學者和作家對這一問題的真知灼見。

由于我之前讀過一篇中譯本的由約翰伯格撰寫的《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這本小冊子的最后一篇，同樣是由約翰伯格寫的《理解一張攝影（Understanding a Photography）》立馬成了我最有興趣的一篇文章。

我在里面讀到攝影的本質是“我已決定我之所見是值得被記錄的（I have decided that seeing this is worth recording）”，以及約翰伯格在文中說，“所有的純藝術作品，不管它們的內容是什么，不管一個個體觀察者對它有什么感覺，現今都不過是被當成是一種支撐著保守主義的全部精神信念的道具”。

似乎恰好印證了我在博物館里的感受——當藝術作品被懸掛在墻上以后，和公眾的互動感開始呈直線下降趨勢。我看到的不是藝術家和我真誠的交流和對話，而是由燈光和形式組成的一個“藝術氛圍”在向我單向展示一個“著作”，重點在“著”，而非“作品”——一種具有權威感的不由分說，出現在一個本應是民主、平等的藝術空間中。

我現在似乎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對那個紀錄片感興趣了。因為里面的大英博物館工作人員，在用一個平和的語氣向我展示，她是如何花時間一點一點地對比畫中的異同，以及這些異同出現在什么時期的版本和畫中的位置。

盡管罷工依然在進行，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幾乎沒有機會坐在學校的演講廳里聽到一場面對面的講座。但我們還是迎來了第一次的個別指導（tutorial），我的導師是個DJ，她叫chooc ly tan，讀作shock-lee。

為了緩解一對一聊天的緊張，以及喚醒早上還未完全清醒的大腦，我會去學校吧臺買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坐到我的座位上靜靜地等待我的導師的到來。Chooc ly其實是一名混血，用她簡歷上的描述是“出生于法國的非裔/越南人/柬埔寨人”。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們大概花了10多分鐘的時間在聊我之前做的內容，以及我最近感興趣的主題。由于那段時間尚處在新冠的陰霾中，加之一些他鄉文化沖擊，我常思考一些“存在危機”式的問題：我在哪？我在做什么？這么做的意義是什么？——這導致我那段時間的照片里常常沒有一些具體的主題。

2021 角落, 120 膠片(6*6), Xinlong Lin

因為我的英文還是很爛，我常常聽不清她有時候說的一些“高級單詞”，諸如melancholy、monotonous等等。她也總是很耐心得等我打開谷歌翻譯，讓我把單詞一個一個字符敲進去，然后等我臉上做出反饋以后，她也才適時露出一些微笑表示她看到我看懂了。

因為時間過去快兩年了，我記不得當時具體還說了些什么。但和她聊完以后我很清晰的感受是：自己的作品在被從未有過的近距離、認真地觀看。且對方會給出具體、豐富的反饋，以為我接下來的創作提供支持。

我在網絡上找到了豐富的關于chooc ly的信息，讓我在大腦里漸漸構建出了一個活生生的藝術家。所謂“活生生”，大概是我能把網絡上的各種信息和現實中的人聯系起來。這好像提供了一些幫助我理解“他鄉”語境的途徑。

12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學校樓下有一個展覽。

參展的藝術家是一位我們學校在讀Phd的學生，她約莫50歲的樣子。那是一個關于女權運動的攝影展——她重新放大打印了一些上世紀街頭的女權抗議運動的黑白膠片照片，這些都是她自己在英國街頭拍攝的。她說她做這個項目的動機，是一起發生在2021年的倫敦南部的一名女性被警察殺害的案件——在疫情期間，有一位女性因不明的原因被警察帶上警車，然后駕車到一百多公里以外奸殺。她想通過攝影重新喚起人們曾經上街爭取權利的激情。

展覽之后，她提議我們去學校周邊的一個小酒吧坐下聊天。和平常我去的場景不同，這次身邊的朋友們似乎都是40.50歲左右的樣子。進了酒吧以后我才知道，那位攝影師女士即將結束她的Phd項目，她的朋友們有好多是順便過來慶祝她順利畢業的。我們一行人（大約8個人）入座以后，陸續開始小酌手中的飲品。

其中有一位女士好像對中國人比較感興趣——而由于我是在場的唯一一位中國學生，而且看起來年紀和他們的社群格格不入。她試圖弄清楚我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所以你是什么專業的呢？”“我是攝影系一年級的學生。”

“哦！原來你是攝影系的。”這好像讓我出現在這里變得合理了一些。

“我能問一個問題嗎？你為什么選擇藝術作為你的職業，并一直做到今天呢？

我向她發出提問，正是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唔.....”她想了想回答道：

“我認為，我選擇做藝術，是因為我相信藝術的力量。你知道的，不是像泰特摩登那些美術館的那種力量。不是說里面的藝術品不好，而是你知道那些去美術館看藝術作品的人，往往已經是中產階級的人了，對他們來說，藝術并不是帶來力量的，而是屬于娛樂的。而藝術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實的，是可以讓社會進步的。我知道我現在還沒能創造出那樣的作品，但是創造出有力量、使社會進步的藝術，大概就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愿望了。”對面的女士似乎思考了一下，然后看著我的眼睛非常認真的說出上面的話。

之后我們互相留下了郵件，她在給我的郵件中推薦了她最喜歡的一個博客網站，它的中文名叫做：闖。我打開之后赫然發現里面許多文章竟是首發于國內公眾號，后經過翻譯又重新在網站上發布的內容。

最近快要畢業了，我在重新思考這兩年在英國收獲了什么。看起來好像并沒有什么確定的收獲——如果再碰到一次那個英國小哥，即使能聽得更清楚他的話，我也還是不太知道怎么招架他的“熱情”。但是又似乎收獲到了某些確定的東西——與其討論某些宏大的“藝術”，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更現實的實踐上，畢竟，我認為的藝術只關乎兩點——真誠（sincerity）與認真（serious）。

這兩個詞的意思是，創作者遵從自己的內心，將自己認為最值得給大家觀看的內容用認真的態度展示給大家，這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創作者愿意的話，它就可以被視為一種藝術了。至于它是否會成名，是否會被許多人看到，正如杜尚說：“一件作品的著名程度，取決于被談論的次數”，就交給觀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