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3月13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以及“復雜現代性與中國發展之道”課題組聯合舉辦的 “潘多拉魔盒還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視野中ChatGPT跨學科反思”高端論壇在復旦大學召開。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和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在開幕式上致辭。來自哲學、中文、歷史、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的近30位專家學者圍繞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在開幕致辭上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指出，人工智能已經被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ChatGPT的出現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它在教育圈、學術圈、金融資本市場等領域備受關注，將“信息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充分地、深入地探討這一新技術對人類文明的影響、為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支撐，是人文社科學者們的重要使命。對于ChatGPT的進一步認識需要匯聚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在文化、社會、人類等眾多維度拓展理論和實踐的認知。

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認為，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對人與世界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知識的關系、教育的轉型，甚至是人類整體認知方式的轉變等，都將帶來巨大的影響，而對其發展的基本定向與把控，離不開文科學者的深入參與。來自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可以從不同維度、多重視角探討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為推動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貢獻智慧和學識。

會議召集人之一——復旦大學哲學院汪行福教授介紹了本次研討會的核心關切是在歷史和大文明的視野下認識和反思ChatGPT這一新技術。他指出，ChatGPT的出現蘊含著一個“終極之問”，即對人類來說它是“賦能”（empower）的工具，還是人類自我“罷黜”（dethrone）的陷阱? 對這一“終極之問”的思考與回答關乎人類文明命運，仰賴于人文學者們的對話與交流。

開幕式后，各位專家學者就ChatGPT與人類交互的前沿問題和應用領域、ChatGPT對人類交往的影響、人工智能界限的科技倫理、ChatGPT的語言模型及其對知識學習的影響等議題展開了內容豐富的討論，實現了學術和思想的碰撞。

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學院的邱錫鵬教授表示，ChatGPT跟其他類型的人工智能對話系統不同，它被稱作“對話式大型語言模型”。隨著算力增加，以及互聯網上文本增多，這個模型可以建模所有互聯網上出現的文本概率。除了涌現能力之外，ChatGPT還有非常重要的三個能力：情景學習、思維鏈、指令學習。情景學習賦予了ChatGPT非常強的學習能力；思維鏈則代表了將復雜問題分解為簡單問題的能力；指令學習則幫助機器聽懂人的指令，使所有自然語言的任務全部指令化。通過這三個技術，ChatGPT成為了能與人類進行良好交互的系統。

上海至再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馬曉毅指出了ChatGPT的幾個問題：許多用戶認為該程序有著很大的知識圖譜，嚴密的邏輯推理，能生成非常流暢的文本，但ChatGPT卻如同黑盒子一般。作為一個內部有著有1750億參數的程序，包括用戶，乃至研究人員和開發人員都無法解釋參數跟參數之間的關系，也難以通過修改參數來解決系統出現的問題。馬曉毅強調，ChatGPT在本質上是一個語言模型，而非知識庫。在使用過程中，該程序輸出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信息，但這恰恰是因為它的定位是語言模型，而知識庫、邏輯推理和情緒則是它的副產品。目前單純的ChatGPT的使用場景還比較有限，但這一領域的發展速度極快，ChatGPT的未來仍然充滿可能。

上海紐約大學的教授童世駿教授認為，考慮到ChatGPT的交往工具性質，我們應該以工具合理性的標準來衡量它是否合理，即判斷ChatGPT是否能以最有效方式實現給它指定的任務。然而，ChatGPT缺少區分意見表達和事實信息的能力，也無法辨識惡意編造的信息。因此，從交往理性來講，該程序存在根本性局限。此外，正如喬姆斯基批評的那樣，ChatGPT在強調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它的非道德性。

清華大學政治學的任劍濤教授討論了ChatGPT驅動的交往革命，任劍濤通過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分析了ChatGPT究竟屬于哪個世界。波普爾把物理世界稱作“世界1”，包括物理的對象和狀態；把精神世界稱作“世界2”，它包括心理素質、意識狀態、主觀經驗等；波普爾以“世界3”用來指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即思想內容的世界或客觀意義上的觀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體的世界，包括客觀的知識和客觀的藝術作品。而ChatGPT則屬于波普爾定義下的世界3，它以主觀的形式來探索人們的思想，卻以客觀的形式存在，因此我們也必須考慮“我在與誰交往”的問題。此外，任劍濤認為，相較于與大眾缺乏交往的精英，擁有普遍情感與一般智商的ChatGPT或許會在引領大眾的普遍交往或日常交往中，發揮驚人的作用。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許紀霖教授以“跳出魔盒的精靈：ChatGPT的誕生與人類面臨的兩難困境”為題，討論了ChatGPT帶來的新挑戰。許紀霖指出，AI的出現讓全球面臨一場新的知識學習革命。今天的高級AI已經可以替代大部分老師的功能，因此未來的老師也必須超過這些程序，“好學生”和“好老師”的標準也將隨之改變。另一方面，對語言模型的深度依賴也可能導致未來學生的思維，更趨同化、單一化。但是，ChatGPT也為實現用戶或學生與程序直接進行一種“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對話的關鍵，在于用戶或學生能否問出好的問題，逼迫ChatGPT給出更好的回答。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ChatGPT能否代替人類的存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集中在波普爾定義下的第三世界，但由于它缺少肉身，也尚未擁有屬于第二世界人類的心理，因此ChatGPT無法學習許多“模糊性知識”，更無法實現從0到1的知識創新。雖然人工智能是人類的好伙伴，但如果聽憑其自主進化，它最后可能會演化為人類的主人。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教授以“人類主義的黃昏，AIGC與后人類境況”為題，討論了AI的出現對于人類主義的影響。吳冠軍指出，當比人類擁有更多知識，反應速度更快，甚至更為通用的AI出現后，人類感到“被僭越、被替代、被否定、被遺棄”。突然之間，人類似乎不再位于文明架構的中心。對此，吳冠軍提出我們應該以“新啟蒙主義”和“后人類主義”的方式進行反思。“新啟蒙主義”提出，我們應該“反內容不反框架”，正如同過去將黑人、女性、LGBTQ等“他者”包括進框架一樣，今天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將“人工智能”納入框架。第二種反思方式是以“后人類主義”的視角觀察AI，這種觀念挑戰了支配我們思想的框架，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思考后人類紀文明的可能。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嚴鋒教授在發言中探討了AI與文學的關系，嚴鋒表示AI的出現跟創作主體的轉移，或退隱有著直接的關系。從結構主義的觀念來看，創作主體不是認識的中心，也不是寫作的中心，而是結構當中的一個項。轉換到文學上，即不是我在寫文學作品，是文學作品在寫我，這個文學作品是無數前輩們作品的累積。嚴鋒認為，目前的AI尚且不能脫離寫作者，成為一個新的創作主體；但在未來人類可能會在文學創作領域和AI展開更多合作。當讀者有了更多的工具、手段、技術，去和作者進行合作以后，AI、作者、讀者可能會形成新的三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