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至第十年，已評選出100篇年度論文，與大多數評獎活動不同，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主要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推薦，每年從上海學者發表在全國哲學人文社科期刊上數以千計的論文中，最終評選出10篇年度論文。

談到上海社聯年度論文評選活動，上海社科界學者給予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個活動不僅促進社科學者學術共同體的形成，更給上海社科學者提供了思想碰撞和交鋒的平臺，在“反五唯”（ “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最近，ChatGPT很火爆，人工智能會如何影響世界？這個問題也引發了社科學者的諸多討論。2022年上海社聯年度論文《世界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新變量及其創新發展》（原載《學術月刊》2022年第7期）一文，其中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前瞻性思考。文章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研究員權衡。

權衡認為，世界經濟增長實踐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往流行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和方法，未能充分考慮新的變量，越來越難以適應現實需要。當前有八個重要變量在影響世界經濟走向，分別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新變化、全球經濟區域化周邊化、大國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一帶一路”倡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全球減碳戰略實施，以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發展。

權衡在論文中指出，上述八個重大新變量、新因素，正在深刻沖擊和改變傳統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客觀上也在影響和重塑傳統經濟增長的速度、總量、資源配置結構、企業組織、產業結構、規制結構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等新機理，潛在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實踐和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那么，這些變量背后的成因是什么，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有了怎樣的新變化？更重要的是，人文社科類學術研究如何發揮它的現實作用？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一系列現實問題專訪權衡。 

澎湃新聞：我們當前面臨怎樣的世界經濟增長新格局與新變量？

權衡：過去我們研究經濟增長理論總是基于傳統的分析框架，缺乏考慮和體現新的變量和新因素的出現及其影響。

第一，近三年疫情的沖擊，對世界經濟的總需求和很多公司都帶來了影響，這并不是一個短期的影響因素。疫情從需求側、供給側等對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帶來深刻變化；原來側重關注短期需求變動和沖擊，也有相應的理論支撐；這次疫情同時也帶來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重組和變化，這也對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帶來影響。

第二，經貿規則的變化。中國的發展在2000年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我們加入WTO，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也一直認為世界經貿會按這一框架來運行。然而，近年來，WTO機制也陷入了停擺狀態，這背后的深層邏輯在于，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發生了變化。如今，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更為重要，因為自由貿易的背后，其實是全球資本的流動，跨國公司的重構，這都將帶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和新變化。

第三，過去我們研究世界經濟短期增長態勢，一般不太考慮技術進步因素，因為我們分析短期內投入和產出時，通常假定技術水平短時期內往往是不會有大的變化的。但是，近年來科技飛速變化，特別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因素，在短期內可能會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變化。技術已成為一個外部沖擊因素，可能在短時期內對原有的經濟基于技術不變的假定條件構成影響，因此需要有新的分析思維，才能更準確、全面地刻畫經濟增長的格局和變化。

尤其是人工智能、數據要素甚至平臺經濟等變量，它與原有生產要素和生產函數的關系更加深入和密切，包括可能是互補性，也可能是替代性的關系。替代性導致的結果，不僅是生產效率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產業模式的深刻改變。這一技術突變可能在短期內就會發生，甚至產生顛覆性的作用，因此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科技革命，大數據、平臺經濟等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第四，事實證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歐洲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從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到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但難以帶來世界經濟的根本性復蘇和持續增長。因此，要想方設法激發世界經濟的新活力、動力，以積極應對危機沖擊。

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明確指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這實際上分別與經濟增長框架有關的“國際合作、基礎設施、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以及文化交流”等相對應，它有力地推動了內陸型地區和國家開放發展的新理念和新實踐，推動傳統國際投資和貿易理論的創新發展。傳統意義上的開放和國際貿易理論，一般總是強調沿海地區的開放，“一帶一路”則強調向全方位開放，包括沿海開放與內陸開放聯動發展，這就極大地帶動了內陸型開放經濟發展和貿易升級轉型。

不過，“一帶一路”現在在國外面臨一定的壓力和挑戰。原因在于，現在世界經濟增長趨勢放緩，因此“一帶一路”面臨頂風而上的挑戰，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加快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趨緩注入新動力；其次，“一帶一路”也面臨著來自某些西方的曲解和誤讀，特別是一些國家把“一帶一路”意識形態化，需要我們保持清醒。此外，“一帶一路”本質上還是堅持市場經濟的邏輯，各類市場主體需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以收益最大化、成本分攤的原則推進，要盡可能推動當地人的福利、就業和收入增長情況，同時項目本身也要有收益和利潤，做到共商、共建、共享。

第五，原有的國際分工體系發生了改變。目前，更強調全球要素更加便利化、自由化流動。但全球化本身已經面臨一些挑戰，這一挑戰背后，不是全球化自身出了問題，而是全球化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失衡，全球收益不平等現象在增加，財富分配不公平程度也在增加，這才是引發逆全球化背后的邏輯。

與此同時，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帶來新貿易、新形態、新經濟、新產業，尤其是數字貿易的背后是數據要素自由流動，大數據驅動服務貿易的比例越來越高。貿易便利化的背后是投資自由化，由此海關等邊境監管規則需要隨之調整。比如，WTO的邊境規則走向邊境后規則，更關注投資涉及的便利化、生態環保、勞動保護等標準，這些都可以提到規則中來。因此，不僅世界經濟的增長格局在變，更重要的是增長的規則也在慢慢演變。這背后的驅動，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便利化的關系發生改變，是整個國際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因為這些國家也需要參與國際貿易，并呼吁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完善。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中國的“雙循環”，外循環發展中需要鏈接哪些主要區域？

權衡：我們所說的“雙循環”，強調的是以內循環為主，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近年來，國際大循環不僅遇到了疫情的沖擊，國際地緣經濟、政治的格局沖突，也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穩定。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通過強大的內循環可以帶動國際市場的復蘇和繁榮發展，這也是一種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要看到，疫情也對基于比較優勢、資源稟賦條件而長期形成的國際市場分工體系帶來了影響，特別是疫情全球蔓延及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帶來全球供應鏈不穩定、全球產業鏈受到嚴重沖擊。全球分工體系正在從原來注重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也出現了產業鏈的區域化和周邊化布局的新態勢，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體系幾乎都面臨新的重構。在此情況下，布局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首先考慮的是，中日韓是一個國際循環，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際貿易合作，也是一個國際循環，都可以帶動中國和這些地區合作共贏和發展，同時也符合當下全球產業調整的周邊化、區域化的新態勢。當然，我們仍然要堅持全方位開放，仍然要致力于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澎湃新聞：人工智能技術可能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什么變化，您如何看待與此相關的就業問題？

權衡：我認為還是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塑造和影響。因為過去，科技進步需要經過漫長變遷，但在今天，特別是互聯網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這類的科技進步具有突發性、顛覆性，一旦發生變革，會突然給我們的產業生態、生活環境，包括生活方式等帶來很大改變。

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就業問題主要涉及三類關系。一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可能會因為人工智能這類的技術運用而形成替代關系；二是互補關系，即人工智能技術最大的意義在于推動人機互動和相互促進，從而提高各方面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勞動生產率；三是人工智能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一旦相關領域發展起來，就會產生新的就業形態，當傳統就業方式發生改變，就會迫使勞動者通過自我學習提高自身能力，適應人工智能帶來的更高的就業要求。這就要求就業增長與終身學習相互促進。 

澎湃新聞：人文社科類學術水平的提升，對城市軟實力的促進作用體現在哪？

權衡：人文社科類學術研究會不斷推動思想創新和思維創新，而創新性思維、創新性思想是城市軟實力的一個重要體現。人文社科類工作者，如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文學藝術家等，都可以積極回應現實，回應社會問題，尤其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和面臨很多社會問題，我們需要從不同側面，發揮不同學科作用，發揮智庫作用，積極回答和解釋社會發展熱點問題。

科學不僅包括自然科學，還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我建議加快推動這類高端智庫的建設，讓專家學者的學術思想轉化為理論成果，轉化為決策咨詢參考。這也是人文社科工作者應該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也是城市影響力、軟實力的組成部分。

此外，我還特別建議要加快建設人文社科人才隊伍的建設培養，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大量經濟和社會問題，其實非常需要社會科學家、甚至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文學藝術家等來做出解答，并引領社會形成積極共識。特別是除了加快培養人文社科類領軍人才，我們還要培養大量的中青年骨干，儲備優秀的中青年后備力量，確保社科人才發展后繼有人，社科事業高質量發展。 

澎湃新聞：如何發揮人文社科類學術研究的作用，學術成果轉化的意義在哪？

權衡：人文社科類學術研究發揮作用，學術成果的轉化是一個重要渠道，這不僅包括論文發表、著作出版，還包括將其中的思想觀點轉化為理論引領和政策參考，即智庫研究成果，或者說是決策咨詢服務的成果。學術研究成果本身不是決策，而是決策咨詢，政府可以將其作為有價值的決策參考。

比如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背后的理論邏輯和依據是什么？國際經驗、發展背后的規律是什么，以及需要考慮的因素、注意避免的問題有哪些，在具體推進的過程中又有什么可操作的建議。我認為人文社科通過學術成果的轉化，可以有效發揮政策咨詢的作用。

因此，推動學術成果有效轉化非常重要，將理論研究的思想、觀點、成果，轉化為政策咨詢和有效建議，有助于推動國家重大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澎湃新聞：您對上海社聯的年度論文評選活動有什么好的建議？

權衡：首先，我建議擴大這一活動的影響范圍，讓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到年度論文的評審工作中。推薦也可以采取更為靈活的方式，包括他評、自評在內的多種方式；其次，我認為在活動后期，可以加大對中青年學者的傳播和推廣，通過學術成果推薦更多更優秀的年輕學人，擴大他們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