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維米爾展”自官宣后就引起了持續的關注。開幕僅兩天展期內的門票便告售罄，為了保證觀展體驗，博物館甚至將周四至周六的閉館時間延遲到22點。目前，依舊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網上尋找門票，原價30歐元的門票，在上周的一次網絡拍賣中，以433歐元的價格成交。

那么是什么讓維米爾如此誘人？在他的作品中，不僅僅能看到其對畫面的控制，還有對人類不斷變化的社會認知。尤其在內心紛擾的當下，他給我們一種關于藝術和日常生活之間的哲學，一種平常生活里的寧靜之美。

夜幕下，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外的“維米爾展”海報

美國當代女作家瑪麗蓮·羅賓遜 (Marilynne Robinson) 在小說《基列》（Gilead）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主人公約翰·埃姆斯 (John Ames) 是一位牧師，他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了一對年輕夫婦。“一場大雨過后，太陽升起來了，樹木閃閃發光，空氣濕潤。”他回憶道，他前面的年輕人“跳起來抓住一根樹枝，一陣光亮的水雨傾瀉在他們身上，他們笑著跑了，女孩擦著頭發和裙子上的水”，  這是“一件美麗的事情，像來自神話之中”。

在參觀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維米爾展”時，會想起這段描述。維米爾生活在17世紀中葉，他一生創作的畫作可能不到50幅，37幅現存。其中28幅從全球各地匯聚阿姆斯特丹，組成了這場有史以來最全面的“維米爾展”。

展覽現場，觀眾在來自紐約弗里克收藏館的維米爾作品《女主人和女傭 》前。

展覽呈現了維米爾從早期關于宗教和神話主題的熟練運用轉變為變革性的成熟作品，最著名的是他對室內的營造。他幾乎所有偉大的室內作品都設置在一個有著棋盤地板、左手邊有窗戶的房間中； 畫中女子用的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模特。 她們通常在做一些普通的事情——讀信或寫信、從罐子里倒出牛奶、演奏樂器……

這也許正因為維米爾更多面對的是所謂的“日常生活”。他的名聲在過去很長時間并沒有超出他的家鄉代爾夫特，他的作品相對較少，因為他兼顧繪畫和家庭責任——包括經營旅館、出售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以及撫養他的11個孩子。

但在無限平凡的環境中，這位善于描繪寧靜與光明的畫家設法注入了一種迷人的抒情。他的筆觸營造出一種閃閃發光、超凡脫俗的氛圍。

維米爾，《戴珍珠項鏈的女人》, 1663-1665，柏林國家博物館藏

維米爾，《小街》（代爾夫特的房屋），約1658年，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相比《基列》中，羅賓遜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魔法。在維米爾身上的不僅僅是他對畫筆的掌握，還有對人類不斷變化的社會認知。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歐洲神圣藝術中就有了一種人性化的沖動。傳統上，這種藝術的象征意義比現實主義更重要，因此發展了一種以真實的方式，表現人類崇敬和驚奇、悲傷和歡樂的愿望，觀者可以從這些人物身上找到情感和宗教上的認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神圣變得人性化，而且人類也被視為值得敬畏和崇敬的。18世紀法國哲學家丹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寫道，正是“人的存在，使存在變得有意義”。

維米爾比狄德羅早一個世紀。在那個時代，人們對“人的意義”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現代主觀意識開始出現。

已故的美國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聲稱:“就我們珍視并痛斥自己的個性而言，我們都是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的繼承人，也是莎士比亞戲劇中所有其他可以被稱為精神色彩人物的繼承人。”莎士比亞與他的大多數前輩不同，他筆下的角色用一種不同的聲音向我們述說。他們擁有一種新的自我意識衡量標準，有助于塑造用來理解情感和感覺的語言。

從1564年莎士比亞出生到1675年維米爾去世之間的一個世紀里，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開始了解到自己和自己的內心世界發生了轉變。

在這一時期，比維米爾早四分之一個世紀出生的倫勃朗改變了自畫像的定義，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具有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也是在這個時期，勒內·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通過將個人置于知識創造的核心，幫助重新定位哲學。“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維米爾作品中的靜止從不斷變化的感知漩渦中浮現，為內心世界的新感覺賦予了視覺形式。他的室內設計不僅僅是對物理空間的描繪，也是對內心世界的隱喻。

展覽現場的維米爾作品《倒牛奶的女仆》

我們被安置在通常用窗簾框起來的室內，作為偷窺者：當畫中人看著觀眾時，眼神通常是期待、指責或懇求，尤其是1659年的《一杯酒》，畫中女子似乎想讓觀者幫助她擺脫那個給她杯子的人。唯一明顯的例外是《戴珍珠耳環的女孩》(約1665年)，她用魅惑之眼看著畫外。

維米爾的人物總是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模糊感，這種近乎像素化的品質或可歸因于他使用了暗箱。 但無論維米爾使用了何種技巧，一切似乎都被隱藏起來了，一次次，維米爾把自己的繪畫主題串起來，營造出一個不真實的天堂。他的作品似乎在告訴我們，藝術和生活需要分開，確切地說，真實不是理想。正如后來的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生活在崎嶇不平的土地上。我們的生活是困難的、不確定的。

維米爾，《一杯酒》，1659-1661，柏林國家博物館藏

從某個層面上說，生活通常是不美好的，而我們擁有創造美的能力。正如維米爾最喜歡的主題之一是讀信的女人，她全神貫注于另一個人親密而私密的話語，這是對另一個人內心世界的象征性描繪。畫作中的光線幾乎成為內外世界的樞紐，從外部傾瀉而入，彌漫內心世界，照亮內心的寧靜之美。

在這個對改變外部世界的前景感到幻滅、對自我內心感到憂郁的時代，像《窗邊讀信的女孩》或《倒牛奶的女仆》這樣的詩意和深度顯得尤為珍貴。

維米爾，《窗邊讀信的女孩》， 1657-1658年，德國德累斯頓收藏館歷代大師畫廊

注：展覽將持續至6月4日。本文編譯自《衛報》“維米爾的室內提供了一種進入內心世界的新途徑”（Kenan Malik/文）和《ArtReview》“為什么我們仍然覺得維米爾如此迷人?”（Tom Whyman/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