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中的技術》，[英]阿諾德·佩西、[英]白馥蘭著，朱峒樾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出版，438頁，88.00元

《世界文明中的技術》是英國技術史學者阿諾德·佩西（Arnold Pacey）于1991年出版的輕學術著作。經過三十年后，另一名在國際科技史學界享譽已久的英國學者白馥蘭（Francesca Bray）受邀與佩西共同對該書進行修訂。修訂版將論述所涵蓋時間下限拉近到二十一世紀，還融入了許多近年新取得的研究進展，2021年英文版問世后，時隔僅一年半中文譯本即于2023年初問世，可見全球視野下討論科技知識發展與傳播的著作在中文世界中已經得到相當關注。

如佩西在修訂版前言中所說，該書圍繞著三個關鍵概念簡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橫跨千年的世界技術發展傳播史”，這三個概念分別是技術對話、環境制約和工業革命。近幾十年來，這三個概念分別涉及國際科學技術史學界廣泛認同存在的研究趨勢，但在國內學界還尚無充分實踐。佩西與白馥蘭在書中對這些概念所作運用可以說是示范性的，因此不僅有益于拓寬公眾的視野，對促進學界深入思考也甚有幫助。下文將分別談論這三個關鍵概念。

兩名作者在書中數次強調，其論述的重點并不在于各類技術的發明，而在于它所參與的跨文化技術對話。當一類技術作為新的要素觸碰陌生知識體系時，會與已有要素產生互動，從而激發出創造性不一的各種反應。在較為積極的層面上，外來技術會與本土地域特色相碰撞，發生適應性轉變，這些轉變不少停留于產生“物理反應”式的外觀、使用方式等新型組合，但也不乏與已有要素深度融合，讓外來知識得到進一步“化學反應”式創新的例子。若技術在不同文化之間創造的接觸相對間接，而生產方式上存在更加基礎性的差異，則技術對話的中介物有可能從知識本身轉向產品。

李約瑟曾用“激發式傳播”來處理地理相隔甚遠，而內涵極為接近的技術創造，本書則往往把近代以來質量優異的亞洲手工產品對歐洲工業產品的刺激作為這一模式的范例。而當一個文化的技術發展主權被扼殺阻礙后，技術對話通常只能從最消極的被動借用技術層面進行，建立技術物的目的僅是鞏固作為工業化國家的原料產地與產品傾銷市場的地位（246頁）。這顯然涉及到知識經濟中的權力運作機制，不過作者也指出，在與地域特色聯系最緊密的一些領域，即便參與技術對話的文化強弱懸殊，技術對話仍應更積極地開展，當代農業技術在非洲的應用就顯示了這一點。

環境不僅為技術對話提供場所語境，而且也從氣候、物種、材料、能源等角度塑造著技術知識的側重領域和發展路線。對于這一個關鍵概念，兩名作者更多關注的是在基礎環境條件之上形成的勞動力成本對知識創造和生產組織的重大影響。由此所作論述明顯地體現出包括中國、印度、西亞在內的“東方”與以西歐和后起的美國在內的“西方”（盡管書中有意識地避免使用這種簡單的對立式標簽）之間的差異。

作者的描述中，近代早期諸“東方”文化重視在社會階層權力格局中配置用于生產的資源，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來滿足上層的奢華需求（對奢侈品的喜好往往也是技術對話跨文化流動中一項重要因素）。這一配置方式雖極不均衡，卻留下眾多工藝珍品（筆者認為其所含“幸存者偏差”嚴重影響了現代研究者的關注點）。“西方”文化則因人力資源緊缺（特別是黑死病中斷了中世紀盛期的經濟增長之后）一度遭遇停滯，但通過中世紀后期與西亞地區的技術對話，各類機械為歐洲人提供了與自然和其他文化更高效地互動值得期待的前景，從而導向注重器物的傳統，人被培養為工具的操作者，他們就像器具零件一樣趨向制式化和可替換化，成為近代機械主義的組成部分（172-174頁）。東方以手工為主的技術路線受限于人口增長的張力，潛力最終被挖掘殆盡，而西方的近代工業則從東方找到新的市場從而保證了繼續發展的活力。最終東方傳統手工業自下而上被逐步吞噬，它的高端產品直到十八世紀仍能為西方提供參照，但由于殖民化阻礙了工業革命的出現，除日本外的東方各國先后被迫面臨痛苦的去工業化歷程。

繅絲機（上）和捻絲機（下）。這種繅絲機可能與孟加拉和德比使用的紡絲機類似。圖中兩種機器都是由手搖柄驅動的，但捻絲機通常由磨坊的水車驅動［摘自里斯《藝術、科學與文學通用詞典》(Rees,Cyclopedia)］

書中提到的“工業革命”定義不同于我們較熟悉的“社會或經濟的飛速變化”，而更多是從“多個創新間的相互關聯……聚合起來形成一股創新的浪潮，引發快速的技術變革”（188頁）角度加以運用，因而兩位作者對兩個方面加以格外關注，即“技術上的新發展如何在創新浪潮中聚合”，和“生產的組織方式如何變化”（195頁）。與采煤和煉鐵協同發展的蒸汽機、產鐵量提高所促進的紡織機械使英國等西歐國家出現了工業運動，這些運動將基礎科學、其他地區的原材料和工藝裹挾進來，從而讓印度等地的紡織和造船等產業也得到一定發展，但東方限于世界知識和市場體系外圍的工業運動缺乏在本土大規模聚合并跨行業遷移的核心，在社會制度方面又缺乏穩定而充分的支持，因此這些“孤島”很容易在撞上“天花板”后中途夭折。工業運動促進的應用科學到十九世紀后期演變為與產業結合更加緊密的研究與開發，從而進一步在歐美保障了創新的知識經濟。

全書圍繞著以上三個關鍵概念，結合眾多覆蓋全球范圍的案例進行引人入勝的歷時性敘述。對于身為全球科技史研究者的筆者來說，《世界文明中的技術》一書自然是研究與寫作的競品，在閱讀過程中該書呈現了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它們足以使筆者的態度由挑剔轉為敬佩。

首先，該書真正從立場和論述方面堅持了全球史觀。全球史觀的基本立場在于擺脫單一文化中心預設，這里的“單一文化”自然不僅限于歐美。具備一定寫作經驗的讀者很容易覺察到作者對某些文化所持的中立態度，這種態度有助于使在單一文化本位視角中被遮蔽的他者科技知識體系的內容重新浮現，并得到更完整的描述。例如對哥倫布發現之前美洲農業的論述（97-100頁），其全面程度就是在將其作為邊緣文化的框架中難以達到的。作者絕非像以往號稱運用全球視野的著作（包括筆者的論述）那樣枝蔓叢生地堆砌不同文化中類似事物的資料，而是緊密圍繞著所設置的跨文化對話議程展開敘述，關注技術參與構建的知識生態，因而呈現出一幅動態網絡化圖景。盡管該書將英美、中國、印度、日本和土耳其等設置為重點關照區域，但其重視互動和比較的論述框架為繼續增添其他文化預留了充足的擴展接口。

其次，該書試圖揭示千年以來技術對話中最關鍵的內容。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文學術圈中外關系研究影響甚深，在強力推動相關研究的同時，中國學者往往將目光置于傳統的絲綢、陶瓷、茶葉等少數中國特色濃厚的領域，對影響世界歷史進程更加深遠的技術領域相對忽視。作為農業手工文明的代表性產品，以上幾項在書中固然也有提及，但該書最重視的領域首先是槍炮等兵器，以及從物質和知識層面連通世界各部分地域必需的交通工具，隨后是機械、能源、農業等，兼顧從重工業到日常技術，從精密技術到“軟”技術等眾多不同門類。

第三，該書多處“桃李不言”地閃耀著以史為鑒的智慧。以古鑒今是公眾對歷史學家常見的要求，也是對學者素養極高的挑戰。《世界文明中的技術》集廣闊視野與豐富細節于一體，從鳥瞰千年全球技術發展的高度準確描繪不同文化的傳統特色。例如讀者容易領略同為“東方陣營”的中國、印度、波斯、土耳其技術史的共有軌跡，而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大國的差異又是如此鮮明。中國近代早期的儀器制造更多面向于構建權威或尋求娛樂，而非商業或科研需求，由此對引進技術所作選擇容易使讀者聯想到延續至今的科技“卡脖子”困境。而十八世紀印度造船等行業表現出的兼容其他國家工匠乃至歐洲設計的“世界主義特點”（209頁），又很容易和當前印度裔占據眾多高科技企業要津的現狀相聯系。對二十世紀下半葉日本核能發展所作警示（305頁）則無言地對應著福島核電站重大事故?？梢娫摃阋詾樽x者帶來豐富而長久的啟示與思考。

當然該書也有少量缺陷，如在一些具體論述上沿襲了成書于數十年前的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錯誤，而未充分吸收中國學者已有成果，這也是國外學者討論中國科技史常見的短板。這與全書整體價值相比僅是微瑕，無論對中國學界還是一般讀者，《世界文明中的技術》都是一部難得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