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17日，50萬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口號：“美國軍隊從黎巴嫩滾出去！”而當天的《人民日報》則在頭版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反對美國武裝干涉黎巴嫩的聲明》，《聲明》將美國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定性為“美國鎮壓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和制造世界緊張局勢的一個極其嚴重的戰爭冒險行動”。接著，《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為《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制止美國侵略》的社論，指責“美國的侵略計劃不僅是針對著黎巴嫩，而且也針對著伊拉克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針對著整個中東的人民。它的狂妄企圖是要扼殺整個阿拉伯東方的民族獨立運動，以便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全部中東建立美利堅的殖民帝國”。

《人民日報》的相關社論

可見，在當時中國政府的態度中，美國對黎巴嫩的軍事介入并非只是美國與黎巴嫩之間的事情，還是美國與整個阿拉伯世界民族獨立運動（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斗爭。這可不是政治宣傳時的上綱上線，即便對于大洋彼岸的美國外交決策者來說，黎巴嫩問題已經超出國界，是納賽爾這個猶如希特勒一般的“野心家”，在“吞并敘利亞”后的又一舉動，其最終目的就是試圖“稱霸阿拉伯世界”。如此，美國是否應黎巴嫩總統之請，出兵介入黎巴嫩局勢，就關系到西方在中東地區的處境，也關系到美國在“自由世界”的“信譽”（credibility）。 所謂“信譽”，通俗地理解就是，美國這個“大哥”能否在“小弟”有難時挺身而出，讓人覺得靠得住。

“阿拉伯帝國”vs.“黎巴嫩的獨立”

1957年黎巴嫩的親西方總統夏蒙（基督徒）明確支持“艾森豪威爾主義”，引發穆斯林的廣泛不滿。而到了1958年，夏蒙為了謀求連任，試圖修改憲法，進一步引發穆斯林的憤懣，甚至一部分基督徒也加入到反對派行列。到了當年5月，黎巴嫩爆發激烈的武裝沖突，幾成內戰之勢。

對于黎巴嫩局勢，盡管有一部分美國官員認為黎巴嫩動亂更多是其內部因素所致，但艾森豪威爾政府普遍認為納賽爾參與了對黎巴嫩的“顛覆行為”，例如利用剛剛“吞并”的敘利亞向“叛軍”運送武器；通過廣播等宣傳手段煽動黎巴嫩人反對夏蒙。如此，“維護黎巴嫩獨立”變成了美國政府應對黎巴嫩局勢的口頭禪。而對黎巴嫩“獨立”的直接威脅，在美國人看來則是納賽爾試圖重建“阿拉伯帝國”的野心。

自從1955年美埃關系惡化以來，美國主流媒體對埃及總統納賽爾的描述也日趨妖魔化，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將其比附成“希特勒”，其著作《革命哲學》也被比喻成了《我的奮斗》。同時，政府官員也不斷指責納賽爾對伊拉克、約旦、黎巴嫩、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的“顛覆行徑”。在一部分國務院官員看來，納賽爾的這種“顛覆”行為，就是為了“擴張埃及的霸權”。

1958年2月，埃及和敘利亞聯合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納賽爾“吞并”敘利亞，做到了哈希姆王朝（伊拉克和約旦）40年想做都沒做到的事情，更讓美國朝野真切感受到納賽爾“稱霸擴張”的能力。如此，“帝國”一詞便又成了美國朝野指控納賽爾的一個話語。在阿聯成立后的兩個月內，《紐約時報》就有幾篇文章認為：埃敘合并標志納賽爾建立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泛阿拉伯帝國”（a pan-Arab empire）的欲望又進了一步；納賽爾現在“吞并”敘利亞并呼吁所有阿拉伯國家加入新聯盟，就是在仿效希特勒當年對奧地利的兼并；納賽爾成為阿聯總統后，馬上會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收拾那些不服他的人，蘇丹就可能成為他“擴張帝國”的下一目標；納賽爾“創建帝國”的能力將在敘利亞得到檢驗，如果他能獲得敘利亞人的忠誠，他肯定還會進一步擴張。

至于政府部門，也同樣有人認為納賽爾肯定會得隴望蜀，不甘于敘利亞一隅。例如，負責近東事務的副國務卿助理蘭普頓·貝里就認為埃敘聯合會推進納賽爾對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而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人更是認為納賽爾會將黎巴嫩、約旦、沙特、伊拉克等國“逐一吞并”。

而黎巴嫩危機的爆發，則“印證”可美國人的這一擔憂，并認為納賽爾的“擴張”也不會止步在黎巴嫩。一些國務院官員就擔心黎巴嫩的親西方政府一旦倒臺，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異己政權就在他的威脅下進一步走向 “崩潰”。

關于納賽爾“野心”的卡通漫畫

所以自從黎巴嫩總統夏蒙在5月13日向英美法三國大使表達請求軍事介入的意向（不是正式請求）后，美國政府雖然不希望軍事介入，但也沒有排除這一選項，甚至還曾一度威脅納賽爾，“美國清楚阿聯正在公然干涉黎巴嫩（內政），為此將在必要時軍事支援黎巴嫩。”

不過，到了7月初的時候，黎巴嫩局勢趨于緩和。艾森豪威爾政府也一度樂觀地認為在聯合國的作用下，黎巴嫩問題能夠自行解決。但誰知在7月14日，巴格達突發政變，親西方的伊拉克哈希姆王朝一朝傾覆。伊拉克突發的政權更迭，被美國政府歸因于納賽爾的“顛覆擴張”。如此，在夏蒙政府的聒噪和施壓下，美國政府出于“信譽”的考慮，也是為了防止“納賽爾接管整個地區”，迅速出兵。美軍于15日便登陸黎巴嫩，直到10月撤軍。

美軍登陸黎巴嫩

民心站在“希特勒”一邊

雖然美國政府在伊拉克突發政變的刺激下，選擇了對黎巴嫩的軍事介入。但美國決策者們的焦慮和糾結依舊如前。因為他們歇斯底里地聲討納賽爾的“霸權野心”時，卻不得不懊惱地承認這個所謂“尼羅河的希特勒”卻占據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心。

自從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在應對阿拉伯內部紛爭時，就祭出《大西洋憲章》的大旗，高唱捍衛“民意”的高調，表示阿拉伯統一不能訴諸武力，不能違背民意。這樣的高調又延續到后來的美國政府，甚至60年代的約翰遜政府還在重述。在40-50年代的美國國務院官員看來，伊拉克和（外）約旦的哈希姆王朝雖然是親西方的阿拉伯政權，但他們以統一為名對敘利亞的“吞并”圖謀不但威脅了“地區穩定”（這可關系到西方的石油利益），還是缺乏“民意”和“憲政屬性”的“王朝野心”。親西方的哈希姆王朝尚且如此，何況愈加反西方的納賽爾政權。1957年10月的一份國務院文件就認為無論是當年約旦開國君主阿卜杜拉的“大敘利亞計劃”，還是現在納賽爾的“顛覆”，他們的阿拉伯統一計劃都是“專制政權以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代價，擴張領土和影響力。”這就違背了美國關于阿拉伯統一需“以民意為基礎”的原則。

但令華盛頓諸公懊喪的是，他們將“擴張野心”與“民意”相對立的邏輯關系放在納賽爾身上實在是說不過去。相反，他們不得不承認納賽爾的“地區擴張”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而支持自己的只有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當夏蒙在5月13日提出請求軍事介入的意愿后，艾森豪威爾政府之所以不愿出兵干預，除了擔心蘇聯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外，更多就是對美國自己在中東地區不得人心的焦慮。

1958年9月納賽爾與黎巴嫩反對派領導人尊拜萊特（???? ???? ??????）會晤

美國外交決策者們害怕出兵黎巴嫩會進一步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情緒，這樣反而會增加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遂成豎子之名”。這樣的擔憂，杜勒斯在6月既對黎巴嫩外長查爾斯·馬立克(???? ????)說過，也對國會議員表達過，同時也出現在國務院對駐黎使館的指示中。所以，艾森豪威爾政府在5-6月期間相當糾結，既擔心拒絕夏蒙政府會有傷美國的“信譽”，縱容納賽爾的膨脹，但又害怕出兵介入會激化中東民眾的反西方情緒。因此，華盛頓的對策是控制事態，以免黎巴嫩政府正式向美國提出軍事介入之請；同時，通過聯合國的調節（甚至考慮向納賽爾施壓，讓他對黎巴嫩反對派施壓），讓黎巴嫩危機從內部得以解決。

當然，如上文所言，艾森豪威爾還是在伊拉克政變的刺激下，于7月15日出兵黎巴嫩。但華府諸公并沒有獲得太大的勝利感，相反，關于“人心向背”的焦慮和反思比以前更多。在美軍即將登陸黎巴嫩的前夕，艾森豪威爾就對副總統尼克松說道：“（這個地區的）人民恨我們，而且站在了納賽爾一邊。”17日，杜勒斯又對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表示，納賽爾已經“俘獲了阿拉伯的人心”。與此同時，副國務卿赫脫（Christian A. Herter）面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詢問時，就坦言表示：“我們知道自己做的事（出兵黎巴嫩——作者注）不會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公眾的擁護（public popularity）……”但美國決策者畢竟明白人心才是長久之計。所以，艾森豪威爾在與杜勒斯、軍方領導人會談中認為從長遠計，美國不應該“把軍隊當做解決問題的手段”，因為這會“激怒阿拉伯人”。如此，美國就拒絕了英國的提議，沒有將軍事行動擴大到伊拉克和約旦，除了向海灣地區調派軍艦。

納賽爾是“受蘇聯的擺布”還是“經營自己的霸權”？

其實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于出兵黎巴嫩一事，除了在遏制“地區霸權”、拂逆“民意”及維系“國際信譽”之間徘徊與糾結外，也離不開冷戰因素。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納賽爾“興風作浪”的背后有沒有蘇聯在挑唆或利用？如阿肯色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言，黎巴嫩危機到底是“共產黨煽動”的結果，還是“納賽爾在玩他自己的游戲”?

經過1957年的敘利亞危機后，美國政府已經認識到納賽爾的“霸權野心”不但威脅西方，也同樣排斥蘇聯的“滲透”。而埃敘聯合則進一步增加了華盛頓方面的這種認識。所以，美國政府對阿聯成立一事的態度是憂喜參半。

但納賽爾與蘇聯的矛盾畢竟還沒有公開化，雙方帶有準聯盟性質的關系還在維系。所以，艾森豪威爾、杜勒斯，及一部分中下級官員還是以冷戰視角看待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霸權野心”，認為即便納賽爾無意受蘇聯擺布，但還是會被莫斯科利用。而對于黎巴嫩危機（其實已經被一些美國官員稱為“內戰”了），美國政府雖然有時對黎巴嫩政府將“阿聯滲透”聯系到“蘇聯煽動”的說辭，顯得不以為然，但對于納賽爾與蘇聯在黎巴嫩“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指責也是屢屢出現在美國政府的內部文件中。而在媒體中，類似于“開羅—莫斯科軸心”的話語也不鮮見。

不過，政府部門根本說不清納賽爾在黎巴嫩、伊拉克“興風作浪”的背后是否有蘇聯的鼓動。早在5月13日，杜勒斯在與艾森豪威爾和軍方領導商討夏蒙的意向時，就認為美國很難援引“艾森豪威爾主義”作為對黎巴嫩軍事介入的依據，因為無法證明“阿聯受國際共產主義的操縱”。當政府決議出兵介入黎巴嫩后，面對國會方面的質疑，也只能以模棱兩可的態度表示蘇聯與納賽爾的“勾結”，以辯護自己的軍事介入。例如當富布萊特質疑黎巴嫩危機到底是“蘇聯或共產黨煽動”還是“納賽爾在玩他自己的游戲”時，艾森豪威爾就承認沒有充分的情報證明蘇聯是否參與其中，只是表示蘇聯肯定對納賽爾的行為樂見其成。而約斯特（Charles W. Yost）等國務院官員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面前，也沒有確定納賽爾“興風作浪”的背后有無蘇聯參與。

當然，艾森豪威爾等人倒也不只是為了給自己辯護，才渲染納賽爾與蘇聯的“沆瀣一氣”。因為即便在政府內部的討論中，也確實認為出兵黎巴嫩有遏制蘇聯的功效。但問題是艾森豪威爾等人對美國“不得人心”的焦慮，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外交方針。為此，政府和國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爭取“阿拉伯新興力量”，改善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關系。而鑒于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聲望和地位，又無力消滅的無奈，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如何與納賽爾相處。如此，“納賽爾依舊反共”這樣的認識又開始活躍在美國政府的討論。在此基礎上，有人就呼吁政府“離間”阿聯與蘇聯的關系，甚至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抵制蘇聯的“滲透”。

但杜勒斯和尼克松對這樣的想法卻是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看來，即便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也可以抵制蘇聯，但美國不能“以惡制惡”。例如杜勒斯就在政府內部明確表示美國不能像蘇聯那樣支持納賽爾的“野心”，因為這不但違背美國的利益，也有失“榮譽”（honor）。如此，在軍事介入黎巴嫩后，面對納賽爾頗為無奈的美國政府，其內部又對是否可以利用納賽爾的影響力（在杜勒斯等人眼中也是邪惡的“稱霸”能力）抵制蘇聯產生了爭論。

（作者系微信公眾號“小駱駝阿拉伯語”合作伙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