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第二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頒獎典禮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經授權，澎湃新聞刊發獲獎作者所撰寫的自述文字，向讀者講述其作品內容及創作思路和過程。

獲獎作品：彭春凌：《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研究、重譯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作品簡介：赫伯特·斯賓塞是英國19世紀后半葉以“進化”為主題的哲學運動公認的知識領袖，對全球思想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以翻譯斯賓塞為嚆矢，章太炎與嚴復攜手推動社會進化學說扣開了中國知識界的大門。站在觀察中國傳統文明朝向近代觀念世界轉型的角度，《斯賓塞爾文集》可說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本書整理了斯賓塞著作的百年漢譯史，并于其中定位章太炎譯著的歷史價值，首次查明章太炎譯著所采用的原作底本，并揭示這一發現的思想史意義。本書分析了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背后所隱藏的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中、日三地及它們所輻射的三種語言圈交叉和互動的歷史，指出全球史視域乃是觀察這部作品及其后續知識效應時必要的方法論視域。與此同時，本書重譯、并用四個版本校訂了斯賓塞的英文原著，一一查明譯作對應的原作段落，找出譯作未嘗翻譯的原作篇章，并從思想史角度出發為原作、譯作都作了詳細注釋，拉扯出英、中兩種著述背后的文化網絡，建立起斯賓塞、章太炎所在的兩個思想時空進行對話的知識圖景，也為后續的相關跨國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專家學者以及學界師友、同仁們的推薦和厚愛，讓拙著《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研究、重譯及校注》能夠榮獲第二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當主辦方通知我獲獎消息時，我感到非常的驚喜和意外。

老實講，雖然我在這本書上花費的心力不亞于自己之前出版的以及即將出版的其他作品，但我預估這本書的閱讀者，可能是對章太炎感興趣以及想了解赫伯特·斯賓塞學說的學者。斯賓塞雖然在19世紀下半葉全球的思想界風光無兩，但今天他的學說已經不太流行，受一些成見的影響還有不少對他的負面評價（盡管閱讀過他作品的人可能不太多）。再加上章太炎的研究圈子也不算太大，因此這本書的受眾可能很有限。沒想到的是，各位專家學者并沒有因此而忽略這本實打實地以文獻研究為基礎的作品，還給予它如此高的榮譽。拙著的獲獎充分說明“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的遴選宗旨的確不同于“基于量化指標的學術評價體系”。拙著的獲獎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也希望能夠進一步鼓勵更多“不趨時流”、“堅韌治學”的青年學者。

拙著的標題非常樸實，因為當初本來就沒有預計它能在大眾閱讀市場上“火起來”。這首先是一本為了解決自己研究中的困惑而寫的書，是“為己之學”；在方便自己接下來研究的同時，也為未來相關領域的跨國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文獻基礎。回溯章太炎的研究史，如此的做法，不過是沿著前輩先賢走過的路在繼續往前走。

我在書的《后記》中，曾交代過這本書的緣起，“開端，是我在《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后，于2015年在哈佛燕京訪問期間，下決心從章太炎入手，來討論中國近代思想與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全球思想史的關系。閱讀曾廣銓、章太炎1898年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時，為了解譯作要表達的內容，自然而然去核查原作。然而核查原作的結果，卻讓我更加茫然，不算各種重印本，《斯賓塞爾文集》所包含的兩篇長論文有內容修改的版本就有四種；并且，經過對照，發現此前學者所使用的原作，都并非曾廣銓、章太炎翻譯所據的原作底本。不解決底本問題，后續所有從翻譯出發所進行的研究，都難以理直氣壯地展開。但底本問題又豈是局限于版本就能透徹解析的：斯賓塞其人其學，其思想演變的歷程、作品每一次重要修改的動機，斯賓塞著作在全球的傳播，在中國的譯介，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于斯氏著述的譯介史、于太炎本人思想、于中國近代思想各自的價值，《斯賓塞爾文集》原作譯作的意義間距何在，如何解讀……差不多需要了解整部歷史，才能說清楚一條縫隙的來龍去脈、縱深幾何；反過來講，通過一條縫隙，才易順勢而為，擁有一個鑿開整部歷史的角度。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圍繞《斯賓塞爾文集》所涉及的翻譯史、版本考證、全球史審視，以及通過重譯，校訂、注釋原作譯作來全面解碼其含義的部分，就構成了眼前的這本書”。

魯迅有一句名言，《訄書》“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章太炎古雅淵深的文字，向來是橫亙在他的作品與讀者之間的一堵高墻。我相信，所有嚴肅認真的章太炎研究者，案頭沒有不擺放其作品的注釋類著作的。除了深深受惠于前輩學者在章太炎文獻資料整理，年譜傳記編撰上所做的工作外，我還時常翻閱各種注釋本。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就是一個有詳細注釋的本子，還有像徐復《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梁濤《〈訄書〉評注》（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龐俊、郭誠永疏證，董婧宸校訂《國故論衡疏證》（中華書局，2018年）這樣積多年之功的大部頭作品。近年來，如孟琢《齊物論釋疏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馬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著述也在各個領域拓展著我們對章太炎的認識。

章太炎

2009-2010年，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聯合培養博士生項目的資助，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進行了一年的訪問研究工作。尾崎文昭老師提醒我，要關注西順藏、近藤邦康編譯的《章炳麟集》（東京巖波書店，1990年）。該書翻譯了章太炎24篇主要論文，并在篇前撰有“解題”，篇后附有注釋。這也是目前我所見到的章太炎作品唯一的外文翻譯本。如果說注釋是語內的翻譯，那么翻譯就是跨語際的注釋。

當年我在東大研究室里閱讀日文版《章炳麟集》時，真是無比的暢快開心，一面學習日語，一面學習章太炎的著作，兩全其美。讀了書后的《解說》才知道，這本書的企劃在1982年，本來是由西順藏、近藤邦康兩位先生分擔翻譯任務，1983年西順藏先生病重后，把后續工作都委托給了近藤先生。1984年西順藏病逝，1990年該書出版?？梢韵胍姡黜槻亍⒔侔羁祪晌幌壬鸀檫@本書所耗費的心力。而將讀懂文本（每一個字都讀懂?。┳鳛橹袊枷胧费芯康钠鹗质?，也成為東京大學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優良傳統。2019年春夏，我又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進行訪問研究。其間我參加了坂元弘子教授、高柳信夫教授組織的《天演論》研究會。參加者正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他們在一起，一字一句敲定《天演論》的日文翻譯。我感到了一個偉大而莊嚴的學術傳統還在延續?；鹁孢f到了我們這代人手里。

當然，本書呈現出現在的樣貌，還和我對當下學院學術的反思有關。學術論文是當前學術著述的主體，也是學術評價的硬通貨。它在文體上的規范性和可習得性，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學術傳承的有序化和學術評價的公正性。然而，對于理解跨語際、不同時空的思想，對于感受核心思想問題背后關聯性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氛圍，論文這一述學文體有其局限性。我在《緒論》中曾說過，“作為一種學術表達的方式，現在習以為常的論說文，在處理歷史對象時，姿態往往更加咄咄逼人。為了清晰傳達論者的意圖，因果邏輯鏈條明晰的體系化論述，某種程度上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裁剪、梳理、糅合文本的過程，難免會傷及枝葉”。因為，正如本雅明所言，“每一個尚未被此刻視為與自身休戚相關的過去的意象，都有永遠消失的危險”。

作為一名思想史的研究者，我所做的翻譯和原譯對照是為了建構起兩個思想時空進行對話的景觀?！毒w論》也表述過，《斯賓塞爾文集》中《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用進化的觀念統攝了從宇宙誕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現，到人的起源，社會形成，文明所有的門類——制度、科學、藝術等等由來演變的脈絡。章太炎幾乎必須調動傳統漢語文獻中與此相關的重要記述，來整合出一套家族相似、但符號的所指卻不盡然相同的敘述。傳統文獻與語匯，無形中就從宇宙到社會森羅萬象的層次上，被一個類似“進化”的思想框架，進行了觀念世界的重新歸類。而這種新的“物之序”，事實上正是章太炎以及中國知識界正在更革過程中的、新思想時空的反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曾廣銓、章太炎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是中國思想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品。我按照段落將斯賓塞的英文原著，我自己的現代漢語翻譯和章太炎筆述的譯文，一一對應起來、并置在一起。對原作、譯作進行詳細注釋，是希望指明相關觀念符碼在著者、譯者其他論著中彌漫性存在的狀況，從而拉扯出他們各自背后的文化網絡，讓維多利亞英國和清末中國兩個思想時空形成對照和對話。

而本書的注釋則是朝著形成一種述學文體的方向在努力。我在書中也表達過這個意思。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篇指出，論說、記序、碑志、傳狀都是鴻儒用以表達思想和學問的文體，在它們之外，還有更上等的文體，即經、傳、解故、諸子等。作為漢儒注解經文的文體，“解故”包括“疏通其文義”的“故訓”與“征引其事實”的“傳說”兩種體裁。從語詞出發疏通漢語古籍之文義、解明其典故事實，都屬于廣義的“解故”。在詳細注釋章太炎譯文語詞的過程中，本書分析了斯賓塞作品引入的近代觀念世界，語詞在傳統經典的原意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章太炎在此前、此后作品中運用這些詞的構想和差異，同時期社會中短暫出現的意義。這么一來，詞語背后那些款款疊加的層層意義片段，就被一一分解開。作為一種學術表達的文體，解故、或曰注釋的目的，正是以“鉆孔”的方式來“探察語言和思想的深層”。相比于論說體，其特質在于不給予著者任何趨避躲閃的空間。必須正面交鋒、迎難而上；整部作品、每個字詞都要掰開揉碎，容不得半點的含糊和蒙混。

梳理歷史脈絡、論析歷史關節、翻譯斯賓塞繁瑣冗長的維多利亞英文、詳細注釋章太炎佶屈聱牙的古文及其背后的古典今典，處理中西文明關于天體地質、動植生物、宗教法律、文化習俗所有層面的知識……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任務艱巨。但這些年真正動手操作，才發現其困難程度遠超想象。我真正體驗了什么叫殫精竭慮，什么叫困坐愁城。怎么就這么難？

這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我雖然已經盡力去做，但受限于學識，肯定還有翻譯不到位、注釋不準確的地方。希望學界諸位大家先進不吝賜教，看到一例就告知一例。眾人拾柴火焰高，期盼著在大家的幫助下，若干年后能推出一個更完善的修訂本。

從十八歲考上大學來北京算起，以十年為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的十二年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十一年塑造了今天的我。北京大學中文系既注重培養學生先鋒前沿的理論意識，又格外重視扎實的歷史文獻訓練。我的導師陳平原教授編校過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博士階段陳老師開設“章太炎研究”課程，我提交的作業就是校注《原經》篇的部分小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學風極為醇正，史學大家輩出。“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豬肉）作為所魂，深深地影響了我。這本書主要就完成于我在所工作期間。感謝十幾年來所里的領導、老師、朋友們對我的幫助和關照！我為自己曾經是一名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而驕傲。2022年9月我調入有著光榮歷史、學風同樣醇正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工作，開啟作為一名教師的新生活。

生命的歷程，一切似乎在冥冥中都有著某種預示。當年在燕園求學時讀周作人《雨天的書》，就特別喜歡他引用的藹理斯（Havelock Ellis）的話，“在道德的世界上，我們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順程即實現在我們身上。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愿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思（Lucretius）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樣，我們手里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后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

我們迄今為止一切的學術工作，都是為了成為那名火炬競走者，把這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到從后面跑來、追上我們的人的手里，而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