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紀念中央民族大學的諸位名師和前輩學者，2014年該校民族博物館啟動了“民大記憶·口述歷史”的訪談項目，迄今為止已經采訪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記憶·口述歷史”項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發行，包括《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下）文獻資料選編》等。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從1956年正式啟動，到1964年基本結束。這是一項由中央政府發起并組織的針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和歷史的大規模學術調研活動，先后參與的科研人員達1700人之多，足跡遍及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較密集的19個省和自治區，所獲調查資料累計達數億字。這場民族大調查與稍早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為此后中國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奠定了基礎。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包括17位學者的18篇口述訪談，對于我們今天回顧這場學術調研活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摘錄書中部分內容逐篇刊發，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張公瑾的口述。

張公瑾（1933—2017），浙江溫州人。多年從事傣語和傣文化研究。1958年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參加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調查工作，撰有多篇調查報告。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訪談對象：張公瑾

訪談者：張龍翔

訪談時間：2014年10月14日9:30—11:00、2016年6月22日9:30—10:30

訪談地點：中央民族大學家屬院

在場者：蔣思遙、楊子琦、牛曉麗、趙方舟

錄入整理：蔣思遙、楊子琦、牛曉麗、趙方舟

[張龍翔按]：我和張公瑾教授是老相識了。2014年的時候，我就以“治學與個人經歷”的話題專訪了他，當時我與張先生相談甚歡。2016年是我第二次采訪他，這次采訪的目的就是為了配合本書內容的需要，彌補上次采訪內容的不足，希望能夠從張先生那里得到更多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信息。但是非常不巧的是，等我們來到張先生家里的時候，才知道張先生不久之前大病了一場，現在大病初愈就接受我們的采訪，我感到十分的感動。

第二次采訪涉及張先生在中央民族學院的經歷，和他參與傣族社會歷史調查的一些細節，美中不足的是盡管張先生積極配合，但是我們還是考慮到了他身體狀況，沒有過多的打擾，采訪的時間也非常短，沒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但還是特別感謝張先生，采訪雖短，但是仍有非常高的價值，在此也同樣感謝各位積極配合我們工作的老先生們，沒有他們，就不會有今天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本書。

進入中央民族學院

張龍翔（以下簡稱“張”）：張教授，您是哪年進入咱們民族大學學習的？

張公瑾（以下簡稱“張教”）：60多年前了。1951年11月2號，那時叫中央民族學院。

張：您從哪個大學來的呢？

張教：上海復旦大學。

張：您把您來北京的這個過程談一下。

張教：當時，我正在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就讀，社會系就是現在的社會學系，在社會系念一年級，我們是春季班，下學期，華東教育廳來了個通知，說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成立了，要招收大學文科一二年級的學生去學習民族語文，將來到民族地區工作，愿去的可以自己報名。我就報了名，幾天后被批準了，我就拿了華東教育廳的介紹信，與其他兩個同學一起到中央民族學院報到了。我們1951年10月31日晚上從上海出發，那天恰好是我18歲生日。我們于11月2號清早來到了位于國子監的中央民族學院。

張：您把到這兒報到的情況跟我們談一下吧。

張教：那天早上我們到國子監報到，那時民院的宿舍還沒有蓋好，我們是住在雍和宮，老師辦公和我們上課的地方是國子監。我們到了國子監，是老紅軍王克與張正琴接待我們的，交了介紹信，辦了手續之后，李世振帶我們去雍和宮領衣服，棉衣、臉盆、筆記本、漱口杯、牙刷、牙膏，通通都有。那時民院是供給制。我們那時住在雍和宮，在雍和宮的大殿里頭。那時雍和宮的房子很破舊，門窗也關不嚴，冬天是很冷的，生了好幾個爐子，也沒用。我們幾十個人住在一個大殿里頭，在那邊住，上課到國子監，上課回來吃飯還是在雍和宮。每天早上一醒來就聽見和尚（喇嘛）念經。

張：哦，你們還在寺廟里住過。

張教：第二年魏公村的新校舍蓋好了，我們就搬過來了。校門口大路旁邊立著幾根柱子，就是中央民族學院的大門，旁邊什么也沒有，周圍都是莊稼地，還有就是墳地。我還有一張校門口的相片，是校慶60周年時找出來刊登在《民族畫報》上的。我拿來給你們看看。

張：校舍的規模也沒有現在大吧？

張教：我記得那時只有四座樓，3號樓、4號樓、16號樓、15號樓，不過那時不叫十幾號樓。就叫行政樓、教室樓、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還有大禮堂。

張：您當時在哪個系呢？

張教：當時有兩個班。一個是軍政干部訓練班，一個是語文班，就是民族語文班。還有一個藏語班，比我們早來幾個月，跟我們不在一起住。我們到校后的頭幾個月，不學專業，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到1952年初才開始分班學習民族語文。我們70多個人分成十來個民族語文班。那個時候我們很年輕，對新疆、內蒙古這些地方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學習維吾爾語或者蒙古語。當時負責這個工作的馬學良先生說：你們南方來的同學還是學習南方語言吧。于是我們幾個從上海、南京來的學生就分配學習貴州羅甸縣的布依語了。剛去世不久的王偉老師就是教我們布依語的老師。學校還為每個民族語班配備一位語言學家幫助輔導，輔導我們班的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周定一先生，他幫助王偉老師編教材，上課。同時，馬學良先生自己給我們講授語音學課。馬學良先生對我們進行語言學和語音學的嚴格訓練，那是重要的基本功，使我們終身得益匪淺。

張：您最初學的是布依語，后來怎么又搞傣語的呢？

張教：我們上了六個月的課，布依語正學得有勁，突然告訴我要調出來工作，因為下學年要開傣語班，已經調來了傣族老師，需要有學過語言學的人和他們一起備課，編教材，給學生輔導。這樣，我就因工作需要提前畢業，不到19歲就留校當了老師。這是我從事傣語文工作的開始。從此我就與傣族結下了不解之緣。

張：您這么年輕，只學了不到一年就當老師了，困難一定不少。談談您的傣語教學生涯吧。

張教：1952年下半年調來德宏的傣族老師方伯龍。后來又調來了孟尊賢老師，他們會傣語、傣文。但沒有語言學知識，沒有教學經驗。獨立上課有一定困難。我就和他們一起工作。那時對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成果很少，沒有什么參考資料，真是很困難。我一方面向他們學習傣語傣文，與他們一起編教材，一方面自己記單詞，背課文，分析語法，努力備課。比學生先走一步，吃力地承擔著教學輔導工作。后來找到了一本羅常培和邢慶蘭合編的《蓮山擺彝語文初探》，真是如獲至寶，這本書對我的幫助很大。

張：關于傣語德宏與西雙版納兩地的傣語不一樣嗎？

張教：這兩種方言差別很大，文字也不同。我開始從事西雙版納傣語教學工作之后，又從頭學起。一面向刀新華學習傣語口語，一面給同學們作輔導，那時西雙版納方言的參考資料更少，我只能從當地印刷、出版的簡報、通知、小學教材和當地的報紙、政府文件中找一些資料做參考。后來又學了泰文，這對我用處太大了。傣文和泰文雖然差別很大，但許多詞語互相有對應規律，有些文學語言也可在泰語中找到解釋。這樣，我有了一本泰語詞典，又解決了學習中的一些問題。這樣一直工作到1958年初。

參與傣族社會歷史調查

張：我們學校和許多大學的師生響應中央的號召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您參加了嗎？

張教：當時我正帶著學生實習呢。1958年初我和刀新華一起帶學生去西雙版納實習。

張：你們第一次去民族地區，生活習慣嗎？

張教：我們一直深入到基層村寨，分散住在老百姓家，實行“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一邊指導學生實習，一邊自己努力學習，正是這一段經歷奠定了后來長期從事傣語教學、研究工作的基礎。當時作為一個熟悉當地民族語言的漢族青年，與傣族同胞親密相處，雖然艱苦一點，心情卻是十分愉快的。

實習計劃本來是4個月，但到期時，國家正在組織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派了好幾個調查組分赴16個省區調查，有民族工作干部，民族學、社會學專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大專院校師生上千人參加。當時我們正結束了實習，領導就讓我們參加調查組的工作。在昆明接受了短期的培訓后又回到西雙版納，開始傣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這樣，我們在西雙版納實習和調查大約有一年半時間。

張：短期培訓都學習些什么東西呢？

張教：國家民委領導的講話，學校領導的講話，還有調查技術上的問題，當時我們受到國內形勢的影響，到處搞“大躍進”，當時全國都放“衛星”啊，我們提出來搞一個“試驗田”，高產示范基地，后來云南邊委書記孫雨亭說：“你們不要搞這個了，你們調查好了就行了?！?/p>

張：孫雨亭是云南邊疆委員會的？

張教：孫雨亭這個老干部是很有水平的，他在全國處處“發熱”的狀態下保持清醒頭腦，在當時干部中是少見的。

張：這個人很有先見之明啊。

張教：當時勸我們你們別忙于搞示范田，那個“放衛星”他叫我們不要搞了，當時我就覺得這個領導真有水平。他不給你亂戴帽子，是吧。

張：在這項調查工作中您都干了哪些事情呢？

張教：開始是下鄉嘛，北京去了1000多人。

張：去了多少？

張教：總共好幾支隊伍吧，在昆明的將近100人吧，昆明配合的有一批人。地區里頭、市里頭、縣里頭都配合人，所以我們下去的時候浩浩蕩蕩，每一個鄉都有十幾個人下去。下去之后，我們就是工作隊，一面以工作隊員的身份到村子里參加村里的各項工作，一面進行社會歷史調查。

張：云南當地也有一大批干部參加這項調查工作？

張教：對，然后到地區，地區有一批人。

張：人越來越多，“層層加碼”了。

張教：“層層加碼”，下去之后我們就進村了，進村這個事情還不完全一樣，我們是配合隊伍一起做工作，白天勞動，晚上就調查。調查呢我們當時各種方法都有了，這個是史無前例啊，是值得的。以后不可能再做這個了，別的國家也不可能像咱們國家做了這一次調查，這是非常必要的，你現在想否定是不可能的，那時候的調查材料是只重三基礎，只重這些生產資料等等，當時可能有一點片面，但是這個工作是值得的，是全面的，全國各個地方都去啊，開始時是8個組，最后是16個組吧。

張：您主要是調查哪個民族呢？

張教：傣族。

張：在這次歷史文化調查當中，對宗教調查了嗎？

張教：當時調查很少，有一點，但是開始的時候沒有，都是技術方面的。例如，你家多少耕牛，多少工具，幾把鐮刀，幾把斧子。

張：生產工具。

張教：你家種多少地，地是按畝，按種子來算的，你家撒幾籮種子的地，還有你為什么是貧下中農，富農，這些都要知道。最后呢，一個表格吧，每一戶都有一個表格，匯總完呢是一張表說明這個情況，基本上是這樣做。這個之后呢，就寫那個簡志簡史。當時簡史簡志啊是我們需要完成的一個成果，簡史簡志那時候是一批人在寫，我們是調查資料，后來就留下了專門搞文獻了，我懂傣文，別人不懂，把我留在了文物室。

訪談對象簡介：

張公瑾（1933—2017），浙江溫州人。1950年考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51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攻讀傣文，畢業后留校工作。多年從事傣語和傣文化研究。1958年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參加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調查工作，撰有多篇調查報告。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兼職有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文化部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字博物館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博物館特聘專家、中國民族語言學會顧問等。曾任壯侗學研究所所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主攻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古籍和語言學理論。專著有《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傣歷、公歷、農歷百年對照年歷》《中國的傣族》（曼谷泰文版）《文化語言學發凡》《傣族文化史》等，另有論文百余篇，其中在國外發表20余篇。

（本文摘自學苑出版社《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