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南大社 南京大學出版社

國際勞動婦女節，是在每年的3月8日為慶祝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設立的節日。

近年來，消費場景和社交媒體中“女神節”“女生節”的叫法變少了，更多人開始思考探討關于女性更為豐富的話題。從容貌焦慮、職業規劃，到婚姻愛情，生兒育女……各種不同角度的聲音對女性的選擇進行闡釋和指導，鼓勵她們過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

蘇珊·桑塔格在1966年初出版了文藝評論集《反對闡釋》，她提出“闡釋會帶來偏見”。她希望評論家能幫助讀者或觀眾“重新發現我們的感官的用途”，“我們應當”，她寫道，“學會更好地觀看，更好地傾聽，更好地感知”。

今天，讓我們從桑塔格的傳記《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出發，期待我們都能從嘈雜的輿論中跳脫出來，重視自身感受而非尋求認可，在知識和智性中尋找樂趣，獲得內在的自由和力量。

康奈爾仔細地閱讀了1966年1 月初出版的《反對闡釋》，此時適逢作者的三十三歲生日。該書收錄了26 篇發表于1961—1965年間的隨筆與評論。大部分文章重新修訂過；有的還加以擴充，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在書評的基礎上重寫——結果是原本評論的書變成了一條腳注。她并不打算編一本合集，而是要展現一段追求知識的旅程，宣揚一種思想、一種美學觀點：“我想要揭示與闡明那些支撐著我的種種特定判斷與趣味的理論假定。盡管我的目的并不是在藝術或者現代性的問題上表現一種‘立場’，但一種整體上的立場似乎還是顯現出來，越發迫切地想要亮明自身，無論我評論的作品是什么。”這些文章出現在集子中的順序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全書五章，其中四章是匯集的評論文章——關于曾對作者本人思想產生過影響的藝術家或其作品；第一章則由《反對闡釋》和《論風格》組成，這是兩篇給全書定下基調的作品，對作者的美學觀念進行了總結。

第一篇文章原本發表在1964 年12月的《常青評論》上，這是一篇旨在反對當下的闡釋模式、提倡回歸閱讀作品的樂趣本身的宣言，呼喚“那個理論尚不存在的純真時代”的重臨，那時“內容”還不是需要研究的一種“藝術作品的特殊要素”。闡釋者被她看作附著在作品或文本之上的“大群的螞蟥”，她譴責他們“改動了原意”，在作品和讀者之間制造了一道屏障，讀者不再能夠享有觀看和閱讀的簡單樂趣。她舉出貝克特和卡夫卡作為例子，宣稱他們的作品“覆蓋上了隨著時間積累的一層層的闡釋”，以至再也不可能有不帶先見之明的、單純的閱讀。評論家當然要為這樣的現狀負責，但他們不是唯一的責任人：在蘇珊看來，有些作者是自愿參與這場闡釋運動的，在這些被她譴責為“過分殷勤”的作者當中，有托馬斯·曼這樣的文學神祇，她指責他親自在作品中提供關于自己作品的闡釋。

為什么會有這種對闡釋的不惜代價的需要呢？據桑塔格說，這是因為我們需要得到保證：“……闡釋變成了一種偏見，使人對藝術作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在真正的藝術面前，我們容易感到緊張不安。把作品降格為它的內容并對這內容加以闡釋后，作品就被我們馴化了。多虧有了闡釋，藝術才變得可以控制，可以隨我們的意愿而變形?！迸c此相反，她希望評論家能幫助讀者或觀眾“重新發現我們的感官的用途”，“我們應當”，她寫道，“學會更好地觀看，更好地傾聽，更好地感知”。她呼吁批評參與到“喚醒感官”中來（英語文本走得更遠，暗示應當將人的感知能力情色化，“一種藝術的色情學”），這種嘗試將會取代傳統的經典詮釋學方法。

她在下一篇文章中延續了這方面的思考，這一次她回到了風格與內容的對立的話題，這種對立不能完全混同于與之相當接近的形式與內容的對立。風格，而非內容，才是藝術作品的源頭，某些作品即便將道德判斷——伴隨后者的是對內容的唯一闡釋——撇在一邊，也能被觀看或閱讀。她舉出以下例子，為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萊妮·里芬施塔爾《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片中泛濫的納粹宣傳并不能阻止我們將其看作電影杰作。我們從中既看到了納粹宣傳，也看到了其他東西，舍棄這些東西會給我們帶來損害。在受納粹啟發的藝術作品中，里芬施塔爾的這兩部影片是獨特的個例，它們超越了單純對事件進行宣傳與報道的角度，而描摹出了事件中智性的復雜流動、動作的優雅美麗。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同于希特勒的希特勒，一場不同于1936年奧運會的1936年奧運會，心中懷著驚奇之情，又無法完全揮去某種不適之感。導演里芬施塔爾的天才使得“內容”在形式之美面前退散消失，盡管她原本的意圖并非如此。

不用說，這幾行字并不是不受注意的，評論家們也很快對其進行了闡釋（?。?，用作品內容來評判其作者，無視語境與形式。這是在艾希曼審判三年之后，那場審判在當時吸引了全美國——特別是紐約知識分子——的注意，漢娜·阿倫特對審判的報道先是發表在《紐約客》上，然后又結集成冊。在這個時候，她的爭辯是難以站住腳的，沒有人做好了把美學與宣傳看作兩回事的準備。

評論集以最后一篇隨筆作為結束——《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在該文中，她捍衛了文學與藝術領域的文化，認為就像科學文化一樣，它正處于進化之中，隨著時代而變形，并不像許多人想的那樣是一成不變的。在藝術中，它不是進步而是發展的問題，蘇珊向“迷失的人文主義者”保證，“藝術在我們的時代已經變成一種新的工具，作用于個體或群體意識，創造出各種全新形式的感受力”。而在這些新的感受力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距離已經被彌合，存在于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斷層”也得到填補，多虧了這種新的感受力，“一架機器的美，一道數學題解法的優雅，賈斯對一珀·約翰斯一幅畫或戈達爾一部電影的品格，以及披頭士樂隊的音樂與個性中的美，現在對人們來說都可以接受了”。

《反對闡釋》最早的書評之一發表在1966 年1 月23 日《紐約時報》上。作者本杰明·德莫特熱情洋溢，文章一開頭就描繪了一幅蘇珊的肖像畫，既不乏幽默感，又揭示出了：蘇珊所代表的是什么，她又得到了怎樣的評價——此處是正面的評價，只不過更多是受到她的同儕而非公眾的歡迎。

女士猶豫了。她迷戀“至上女聲”組合，對坎普也是無所不知。她出席有分量的偶發藝術的活動，看質量最佳的先鋒電影。她喜歡披散一頭凌亂秀發，使用激烈的言辭（“我可受不了我寫的東西”“我可受不了全知全能型的作者”等）。她嘲笑已經功成名就的作家（查爾斯·斯諾、阿瑟·米勒），迷戀那些無人問津的雜志上的王者（熱內、雷乃、阿爾托，所有那一幫麻煩家伙）。她對任何愿意聽她說話的人大談自己的知識分子想法，她對批評問題的影射就 像是紙巾，她的思考方式就像是傷了風的鼻子（“我有種印象，我并沒有真正自己解決問題……我所遇到的問題，更多是我窮盡了它們”）。

如果說他有時覺得作品就整體而言缺乏原創性，所探討的主題也有新瓶裝舊酒之嫌——這更像是一部“歷史”，他寫道，而非一次發現之旅，他仍然且尤其對評論的文筆傾心。對他來說，這才是桑塔格真正的原創性所在，她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聲音：“作品中時刻存在著這個觀察者自己的化身?！斗磳﹃U釋》中的‘我’并不是一個令人厭煩的、中性的簡單稱謂語。他很清楚是要來提供答案的，這些答案針對的是幾個對文化史學者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譬如：是誰需要新藝術，又為什么需要？”他表現得傾慕備至，最后總結道：“桑塔格小姐寫出了一部文采卓越、富于靈性的著作。它神奇地生機勃勃；并且居然是一本美國人寫的書，這真是不可思議?！?/p>

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德莫特這樣的熱情，理查德·弗里德曼登載在聲望很高的《凱尼恩評論》上的文章——這是蘇珊少女時代讀過的雜志——就絲毫談不上口吻溫和了。他跟德莫特的共同點是：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女作者而非文本上，更關心筆調與文風而非內 容。旁人本會以為文章開頭是為了吸引尚未讀過此書之人而做的一番簡潔概述，但弗里德曼一上來就開始攻擊蘇珊在他眼中的過度媒體化：

桑塔格小姐最近登在《時尚》雜志上的整頁照片，象征了她成為她自命的“新感受力”偶像之一，對任何正直的人來說，這實在有點煩心。因為她的評論結集給人留下的壓倒性印象是：她過分在意要遵守女性雜志的編輯策略。

為了讓讀者能理解他是在跟怎樣一位鷹身女妖打交道，他進一步細細勾勒這幅肖像，特別點明這位作家在他看來接近于“歇斯底里”，她的分析是“生硬粗暴的”，她不僅滿足于墨守成規，還裝模作樣，“把她能想到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引用一遍”。至于作者的筆調與風格，遠遠不能使他忘記她的其他品質，卻更讓他確信了自己對她的評判意見：

這其中包括了……如此聳人聽聞的宣言，如：“比起經典詮釋學來，我們更需要一種藝術情色學?！笔聦嵣?，這本書里災難性的表述俯拾即是。一些接近于自造的詞［“過量加入”（superadded）、“可孤立的”（isolable）、“元情感” （meta-emotion）、“強身作用”（tonicity）］與初中生的黑話（“突破防線”“希望能夠”、用“引”字代替引文標注）混在一起。

這兩篇文章代表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都刊登在受人尊敬的——也受蘇珊尊敬——刊物上，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該書出版后引起的兩極化的反應?！斗磳﹃U釋》比《恩主》更好讀——弗里德曼在其他場合提到過，《恩主》是一本“陰郁、凄涼的小說”——它是一部植根于自20 世紀30年代起已經牢固建樹起來的批評傳統的評論集。這種批評傳統就是所謂“紐約知識分子”的批評傳統，由蘇珊已經數次與之結盟的萊昂內爾·特里林或者瑪麗·麥卡錫那樣的人組成。她就像他們一樣，以其歐化和親法傾向而令一部分同時代人抵觸，她的一夜成名和她就自己關心的話題的娓娓而談招致了一些猜疑的目光，尤其是來自那些無法接受她這樣一個年輕女子也能具備成熟的智性頭腦的人。她兼收并蓄的口味對她是不利的：缺少專攻領域令人懷疑她的嚴肅性，而她對流行文化的興趣被理解為一種嘲弄同行的方式，甚至被當作一種褻瀆，一種對真正文化的冒犯。

到了1996 年，在《反對闡釋》的西班牙語再版的序言中，蘇珊寫下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我對作家的定義：對一切皆感興趣之人?！彼裏o疑是想起了1959年在紐約下車的那個年輕姑娘，想起了那個時代她的天真無邪與她懷抱的幻想，而露出微笑：“我一直都有五花八門的興趣，所以對我來說，對作家的使命有如此構想是很自然的。這樣的一種激情在大都市里比在外省更有用武之地，會想到這一點也是合情合理的，更不用說大都市里還有那些我最終遨游其中的杰出學府。我唯一的發現是，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彼露Q心要與反智主義及文化虛榮心做斗爭，并建立起一座捍衛自身觀點的講壇，鼓吹一種關于文學藝術的新視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打算側耳傾聽。有些人完全無法欣賞這個“販賣品位者”，對這名竟想在已經排好座次的文壇呼風喚雨的新秀抱著懷疑態度。她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他們提供了理由，考慮到她總是有新的東西要大加贊美，她頻繁表現出的熱情洋溢大概也讓他們感到不安，作品本該留給時間去檢驗的。三十年后她明白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樣是個“歐洲迷”；且不說對大眾而言，挑戰還沒有英語譯本的著作實在太困難了。

還有她對讓—呂克·戈達爾或阿蘭·雷乃電影的分析，她關于娜塔莉·薩洛特、米歇爾·萊里斯，甚或讓·熱內和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講座，大都被認為是失敗的；或者更糟，引起其他評論家的不滿，他們無法閱讀法語原版，只能依靠手頭少量的英譯本。到了1996年，這中間終于有了足以讓讀者對她重新審視的時間距離，他們從此將她看作被歷史驗證了的先知……

蘇珊憑借隨筆揚了名，并被看作引領潮流之人，她終于明白了自己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從此，她的“嘗試”在她看來都植根于“迷人而穩固的安全的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她的成功也給了她投身最心愛計劃的權利：寫一部新的小說。《反對闡釋》大開本出版一年后，她為新出的口袋本作序時，已經開始以小說家的口氣落筆了：“對我來說，隨筆已經達到了目的。我現在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我對自己作為小說家的工作構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她賦予這些隨筆凈化的功用，認為它們是一種“智性上的安慰”，她感到自己徹底探討了某些長期縈繞她心頭的問題，盡管她還未尋到所有的答案，但至少窮盡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本文節選自《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有刪改

《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

（法）貝阿特麗絲·穆斯利 著

周融 譯

原標題：《不被定義：感受比意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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