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23日，“新史料與新視野：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來自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學者參會。研討會共有7場報告，共23位學者分享了自己的論文以及對知青研究的經驗、感悟。澎湃新聞選擇三位學者發言做詳細介紹，以饗讀者。

與會學者合影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具有多面性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鄭謙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也曾作為廣大知識青年的一員到農村勞動。應該如何認識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鄭謙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鄭謙研究員

首先，鄭謙指出，對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總體評價應該慎重。在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做出如下評價：廣大知識青年去農村和邊疆經受了鍛煉，為開發、振興祖國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但是，大批知識青年在青春年華失去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造成人才上的斷層，給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長遠的困難。青年的家長和部分地區的農民也加重了負擔，這在當時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鄧小平也講過“三個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知青不滿意。鄭謙認為應當堅持上述權威論述，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要全盤肯定，也不要全盤否定。

鄭謙強調“上山下鄉”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整個“文革”有機的組成部分。“文革”中有很多運動都是“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物和表現，它們對于“文革”來說是合理的，但是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是不合理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是如此，在學校停課、社會不尊重知識的情況下，如果1700萬青年不下放，那對城市的壓力實在太大。而且，如果沒有“文革”，僅靠著政治高壓也不可能實現近2000萬的青年下放工作。“文革”中的知青下放是個很復雜的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如果僅從感性的角度來講，絕大部分知青的態度是矛盾的。只將“青春無悔”作為“知青精神”則太過片面，不利于客觀分析。

其次，鄭謙指出在歷史研究中有“以當下解釋歷史，以歷史證明當下”的情況，即將現實社會中很多變化、思潮投射到歷史研究中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知青研究的分化。尤其在現代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當代中國，農村的青壯年現在紛紛流向城市，如何用現代的眼光看待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些都是研究者要特別注意的。

再次，在學術研究層面上要注意學術規范，防止研究的兩極分化。鄭謙指出現在很多關于知青的書和論文都籠統地寫“上山下鄉”，不區分“文革”之前還是“文革”之后，二者雖然都是讓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農民再教育，也都做出了一定貢獻，但是性質完全不同。同時也要區分“老三屆”和“新三屆”、“紅五類”和“黑五類”、“下鄉”和“回鄉”、“去兵團”和“去農村”，要注重“上山下鄉”的多面性。另外，他還強調要加強理論分析，不能用“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這樣的理論簡單地分析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最后，鄭謙對后知青時代的研究與寫作也予以關注。當年的知青回到城市以后，身份已變成工人、學者、干部，退休以后很多人經濟狀況很好，在這種情況下回憶自己的人生經歷，心態肯定和當時不一樣，所以在研究時要加以區別。青年學者沒有老一代學者擁有的知青經歷，他們面對的只是史料而沒有個人情感因素，所以鄭謙認為未來的知青研究肯定會出現多樣化的趨勢。

親愛的父親：一個下鄉知青的來信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東亞系教授韓啟瀾（Emily Honig）從一份個人檔案出發，管窺上山下鄉青年的精神世界，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

韓啟瀾教授

該檔案現藏于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圖書館，檔案的主人姓王，他在河南出生、接受教育，于1950年代初擔任《北京工人日報》的記者。他的兒子出生于1953年，在上海長大，于1970年春被派往江西余江縣某生產隊。韓啟瀾主要解讀了知青小王在下鄉期間給他父親寫的信件。

從信中看，在江西的前幾個月里，小王的抱怨很少，用較為幸福的詞匯描述他所在的村莊。而到了秋天，他開始對自己在生產隊的生活不那么樂觀，抱怨“雨天也要工作”、“生產隊沒有錢”等等，并且拼命想找一份工作來代替生產隊的農事工作。1974年，小王進入江西一所師范學校學習后成為小學教師。直到1985年，他加入了一所北京師范學校的教師隊伍。

小王給父親的信中有一個主題有別于其他知青信件——父親的再婚問題，這引起了韓啟瀾的關注。小王的母親于1971年5月去世， 父親考慮再婚，小王堅決反對。“你認為這會給你帶來幸福？你認為這跟隨了時代的潮流嗎？經濟問題怎么辦？……你是想晚節不保嗎？”“我告訴你不要再婚，投身到革命事業中去！”

在韓啟瀾看來，小王之所以反對父親再婚，最主要的原因是財產問題。繼母可能會改變他家庭的房產所有權，從而影響到他的繼承權。這也同時反映其對知青身份的認同，作為下鄉知青，從理論上講，小王應該假定自己在農村度過余生，那么上海的房產問題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一直試圖與父親談判，即暗示了他最終能夠返回上海的潛在假設。

此外，在跟父親討論再婚問題時，“文革”的痕跡也體現在小王的信件中。韓啟瀾認為，在197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風氣是“反叛及正義”、挑戰權威，而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給父親信中幾乎毫無尊重的語氣。

韓啟瀾坦承，將這些信件作為史料研究有其明顯的局限性：寫信者不得不假設他們寫的任何東西都可能被當局讀取，因此不得不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表示出所謂的熱情。但是，她認為即使這些信件被當時的國家政策、對政治正確的敏感以及為了符合革命言論而塑造過，研究者依然可以從中找到其他材料所沒有的東西，進一步關注知青們的精神世界：當他們前途未卜時發生了什么？他們如何對待政府宣言和政治口號？他們認為什么是值得記述的，而哪些東西又是“無聲的遺漏”？

如何運用私人史料進行知青敘事？

密歇根大學婦女學系、歷史系教授王政分享了自己的知青經歷，以及對如何運用私人材料進行史學研究的思考。

王政教授

王政于1968年12月開始“上山下鄉”，到崇明長征農場務農，從此開始記日記、寫信，這些日記和信件（寫給親友的信以及親友的來信）被大量保存下來。王政認為這些私密性很強且相對完整的史料對于研究知青的學者來說應該是珍貴的，但是由于擔心自己被人誤讀，又困頓于無從著手利用，所以擱置至今。

經過長時間的思考，王政希望運用自己的私人史料寫一部情感史。情感史關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文化中，哪些社會期待對哪些人群的感受會產生何種制約規范作用；或個人有生物基礎的感受如何通過社會的價值評判系統或認知體系來組織起表述和實現把控；以及不同情感社群如何提供多樣的情感表達指南和準則，允許個人在不同場景中的多種表達情感的方式。

王政認為，借助情感史的方法可以實現在具體語境中追溯情感表述變化的歷史研究。通過探究促使內心發生變化的因素，來展示和她類似的這類知青的主體建構過程，探究情感、心靈、主體與特定歷史時期的話語及社會環境的關系。

但是，王政同時擔心，在中文世界里已經存在大量、多樣的知青寫作之際，她基于個人史料的寫作除了證明作者有“話語權”外，似乎不能增加多少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王政指出，像她一樣實現了社會向上流動的知青有了更多追溯自己過去的特權，然而這就意味著要在知青這個特定人群上大灑筆墨？同處那個年代卻無法發聲的農民們是否更需要學者們更多的關注？他們的內心世界是否更應該予以探究？

在中國社會已經對知青群體了解甚多而對同時代農民認知幾乎為零的情況下，作為一名“以探究被遮蔽的邊緣群體的歷史為己任的學者”，王政守著幾箱子的個人資料，忐忑不安，無從下筆。

在綜合討論環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金大陸、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等學者指出，在知青研究方法上，應當將“知青”、“知青工作”與“知青運動”分開。此外，金大陸還提出，知青研究的未來在于博物館和學科建設，這一觀點贏得了與會學者的廣泛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