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聯合國推出“女性友好城市”聯合計劃，支持并鼓勵婦女與男性平等地參與城市生活的所有領域。但直到2021年，湖南長沙從構建新型消費格局的角度，推出建設“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標，這個概念才在中國正式落地。

女性友好城市雖然在中國是一個新概念，但婦女權益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澎湃研究所策劃《女性友好城市十問》專題，追問建設女性友好城市的十個面向，通過探討一座城市能為女性做什么，試圖找到它的中國定義與實踐樣本，并期待更多人關注女性友好城市。

本篇專訪關注當下女性與消費愈發緊密的關系，叩問消費中的性別規范是如何賦能又束縛女性的生活的。

列斐伏爾說：“消費如何既是女性的魔鬼，又是她的解放者，提供給她一個行動的場所，可以進入公共領域并擁有權力。” 消費真的能夠對女性賦權嗎？產品中無處不在的性別視角又是如何規訓每個人生活？女性主義廣告會創造新的賦權環境嗎？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周培勤指出，當我們想通過消費來實現性別平等時，在某程度上也是被資本規訓了，我們就成了消費主義者，也成了消費主義的受害者。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

澎湃新聞：您認為女性和消費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周培勤：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重點是在爭取女性選舉權利、教育權利和工作權利上，那爭取女性工作的權利，就意味著女性可以獲得經濟收入，甚至經濟獨立。在全球比較權威的測量性別平等的指標中，勞動參與率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即有多少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上是進行有償勞動的。這些都說明了經濟對于女性獨立的重要性。經濟獨立帶來的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消費，去購買女性想要的東西，包括女性想要的獨立的生活。所以消費能力是女性權力的一部分。

但同時也要注意到，雖然女性進入了勞動市場，獲得了收入，但勞動力市場上是存在性別收入差異的，女性的平均收入要遠低于男性。2021年經合組織（OECD）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39個OECD成員國里勞動收入性別差距最高的是韓國，男女工資差距有31.1%，隨后是以色列24.3%，日本22.1%。根據2021年中國行業機構的報告，2020年城鎮就業女性工資平均比男性低25%。所以雖然女性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是一個積極的面向，但背后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還是存在的，還有待消除。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像雙11這些購物節的數據都在顯示女性高于男性的消費力，女性下單多、總額高，不少人會認為這體現了女性在家庭消費里掌握了決策權或支配權，是女性家庭地位上升的表現。但我覺得也可以把此類消費看作是一種女性承擔的家務勞動，而且網購形成的家務勞動可以是很勞心勞力的。我也有家庭有孩子，也要買很多東西。購物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花時間的事情，哪怕你在網上購物，也要比較，挑選，最后下單，等收貨，整個過程都有很多勞動在里面。所以女性消費數據的高漲背后體現出的，是傳統家務勞動性別分工向網絡世界的轉移，女性扮演的是消費代理，這種消費到底賦權女性多少？我不是那么樂觀。

澎湃新聞：去年一個脫口秀節目里有個段子，關于女性的裙子和褲子都是沒有口袋設計，導致女性出行很不方便。您是否有注意到女性產品尤其是服飾，便利性似乎讓位于審美？

周培勤：口袋作為服裝的一個細節，受到那么大的共鳴，肯定是有普遍性，說明了在服飾設計上，男性服裝更注重實用性、舒適性，女性服飾則更注重呈現女性的身體以被他人凝視。在服裝消費上，女性的確受到更大的社會壓力。因為社會要求女性要穿著得體，要展示對場合的尊重，但對男性的穿著則相對寬容，甚至對他們超出常規的穿著還會表示出贊揚和欽佩，例如扎克伯格和喬布斯，他們在正式的場合都極少穿正裝，都是很輕松隨意的休閑裝，但社會不僅接納他們的這種形象，而且認為是有個性、很自信的表現。

而社會對于女性的著裝和身體就有很多規范。我有個學生研究大碼女裝，“大碼”意味著我們社會學中所謂的“不正常的身體”。但其實在服裝消費領域中，有些大號實際上并不夠大。但不少消費者會以為服裝的均碼，體現的是我們身材的平均值。所以如果老買不到衣服，她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不“規范”的人。從福柯的理論出發，我們就會受到市場的規訓，因為大部分人都希望能成為一個被社會接納的、符合規范的人。另外，現在的服裝消費市場大多數面向的是年輕女性，于是其他年齡層的女性就被忽視了，但她們的身材是不一樣的，例如有過生育的女性可能會隨著生育有脂肪積累，那這些女性可能就會有對尺碼和身材的焦慮。

總體來說，社會對女性的審美要求，讓女性在服裝和飲食消費上受到一系列的規訓。從這個方面說，即使我們有了經濟實力，但最終又要遵循社會的性別規范，女性的消費支配權就成為一個悖論。

那么如果女性拋開社會的審美規訓，作為消費者來用腳投票，去促進女性友好的產品變得普遍，可行嗎？首先，我認為如果女性有意識地用經濟實力去選購自己偏好的、性別友好的商品，雖然一開始產生的影響非常小，但力量肯定會隨著人數和次數的變多而變大，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變一些現狀的。比如近年來穿高跟鞋的女性已經比以前要明顯少很多了，它的市場也就縮小了很多。所以我們是可以有意識地賦權自己的行為，比如不買沒有口袋讓自己很不方便的衣服，不去買對身體有害又限制行動的鞋子，不去迎合一些變態的審美標準，而且目前市場上的產品是提供了這種多元化的選擇的。但悖論在于，當我們想通過消費來實現性別平等時，在某程度上也是被資本規訓了，我們就成了消費主義者，也成了消費主義的受害者。

鏡頭里的女孩。澎湃記者周平浪 攝

澎湃新聞：您2014年寫過關于樂高玩具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文章。2021年樂高表示不再給產品貼適合女孩還是男孩的標簽，您是否關注了這件事，怎么看待樂高的這個表態？

周培勤：雖然樂高2021年發了這個表態，但最近我到淘寶上的樂高旗艦店上去看了看，發現它的產品的性別區分還是很明顯的，比如說它將產品分類為“小王子的英雄夢”和“小公主的少女心”。所以雖然企業有表態以顯示自己的社會責任，但是行動可能是滯后的。

2014年，我做這個研究的緣起是看到我女兒的玩具選擇很受限制。她很喜歡玩積木，但是樂高的很多產品有很明顯的性別區分，而性別中性的玩具很少，比如說給男孩的玩具都是很大型的交通工具，強調速度、力量、對抗的，例如救護車、火車，或者警察局、消防站，而給女孩的玩具都是咖啡館、甜品店或者野營地，性別隔離非常明顯。我當時的研究發現，在樂高面向女孩推出的為數不多的積木世界中，女性空間偏向于私人消費領域，女性的身體意象呈現出刻板的性別氣質，女性也更多地被賦予傳統性別角色。這種性別區隔對于男孩子也是一種束縛，男孩在這方面的壓力甚至更大，玩女孩玩具可能會讓他們被貼上“娘炮”這種羞辱性很強的標簽。因此我希望玩具世界可以逐漸消解性別主義，推出更多中性化的玩具產品，例如積木玩具可以多一些書店、學校等場景，讓男孩女孩都感興趣也都愿意玩的。

不過，在這方面，商家有時候也會覺得很委屈。芭比娃娃曾經被批判得很厲害，因為從身體指標系數來看，芭比娃娃的身體構造屬于病態，身材過分性感和對時尚的無比入迷，都不適合小孩的健康成長。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之下，芭比娃娃也推出過體型比較正常的娃娃，但它的市場并不好，就說明這是供需兩方的問題。現在育兒仍主要是媽媽在承擔，所以媽媽作為消費者要有這個意識，購買玩具時，要有意識弱化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讓孩子見識更多元的世界。

澎湃新聞：除了產品本身的性別刻板印象外，產品廣告營銷上的性別歧視更加明顯，近些年也有很多性別歧視的廣告被監管部門處罰，例如婦炎潔2022年在廣告宣傳頁面使用“洗出‘少女粉’”“黑！暗沉發黑，遭伴侶嫌棄”等大量低俗、惡俗、媚俗用語，貶損婦女人格尊嚴，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充滿性別歧視的廣告，是否有方法能遏制此類現象呢？

周培勤：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是一個全球現象。因為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它反映了一種現實社會的性別規范。現在很多的廣告，我們用嚴格的性別平等觀念看的話，的確是充滿了性別歧視。比如很多戶外廣告都在物化女性的身體；很多目標為男性的廣告，產品和女性沒有關系，但會在畫面上配一個漂亮的臉蛋，或者非常性感身材的女性，就是在通過對女性的物化進行暗示，將產品和性欲結合起來；大部分美容整容的廣告，都在傳遞年齡和容貌焦慮。同樣對男性來說，很多廣告所彰顯的價值觀，對男性的成長也是有害的。就是在宣揚性別研究中常說的“有毒的男性氣質”，一直在暗示作為男性就要有掌控力，要處于權力結構的上層，要有錢。

問題是廣告又是無處不在的，比如小區里面的海報，電梯里面的廣告屏，更不要說網絡和電視上的廣告。試想女孩和男孩都是在這種暗示下長大的話，又成了一種性別規范的循環了，尤其如果廣告釋放的信息都在物化女性，那對整個女性的生存環境來說是很糟糕的。而且媒介的普及造成了“童年的消逝”，實際上孩子已經提前看到了很多成年人世界的東西了，沒有門檻了。

那我們注意到2021年深圳出臺了《深圳市廣告性別平等審視指南》，它是全國首個廣告層面的性別平等指南，非常有價值。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它叫指南，沒有叫法律條例，就沒有上升到法律法規的層面。當然，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指導性要求應該怎樣去規范落實。

關于改變廣告中充滿性別歧視的方法，除了提高社會的性別意識外，政府監管部門和民間社會組織的行動都將有一定作用。例如，瑞典廣告監管部門禁止反映一些陳舊的性別觀念，所以瑞典最大玩具連鎖商Top Toy在2012年底發行的圣誕玩具目錄中就采用了打破性別隔離的做法，它的廣告圖片里是女孩舉著玩具手槍，男孩抱著洋娃娃過家家。但同時期這家公司在丹麥的廣告就還是沿襲傳統的性別成見。另外也有研究發現，要消解玩具世界里性別隔離，有民間團體的聲音和推動很重要，2012年，英國社會組織“讓玩具就是玩具”（Let Toys be Toys）就曾促成英國零售商取消性別來陳列玩具的做法。

2018年1月30日訊（具體拍攝時間不詳），上世紀50年代，人們普遍把做飯、清潔、照顧孩子等家庭任務視為女性理所當然的職責，也是衡量一名女性是否盡職的標準。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有一個詞叫做Femvertising，它是由Feminism和 Advertising組合而成的，叫做女性主義廣告。您怎么看待此類廣告，它是否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賦權的一種方式？

周培勤：這和我之前研究過的greenwashing“漂綠”概念很相似，那個是用環保主義來做營銷，比如說旅館行業都普遍愿意告訴消費者為了環保要減少床單的更換頻率，Femvertising用的是女性主義。對這種現象，首先要看到的是，用女性主義來營銷，如果是跟消費主義結合，它就給你一種幻覺，好像通過不斷的消費，就能給自己賦權，實際上你就落入了資本的圈套。通過消費尤其是過度消費來賦權，這是很天真的一種想法。另外，這類廣告也可能宣傳了一些契合性別平等的觀點，對于改善性別觀念是有益的。比如，有品牌在廣告中有意識地采用不同身材類型和皮膚顏色的模特兒，尤其是推出身材豐滿的模特兒，以此來抗衡以瘦為美的對于女性身體的評判標準。只是這種立足于女性主義的營銷策略也可能是志不在性別平等而是利潤最大化。例如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商家為了營銷香煙而告訴女性抽煙是獨立自主的表現，香煙一度被描述為是“自由之火”，其實女性的獨立和消費香煙有什么必然聯系嗎？更不用說我們現在都知道抽煙是有害健康的。

總之，Femvertising最終還是落腳于Advertising廣告上，廣告的營銷屬性已經決定了它的市場導向，所以我們不要輕易將廣告奉為是女性主義的讀本。

抽煙的女孩。 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 攝

澎湃新聞：有新聞提到，一些汽車加入了車載攝像機的設計，在后排座位上加一個攝像頭，這樣的話媽媽在帶孩子開車時就不用頻繁地回頭看孩子的舉動，也可以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您認為產品中加入女性視角是一個必然趨勢嗎？

周培勤：如果它明確說了是方便媽媽不回頭也能照顧到小孩的話，實際上它就是又固化了性別角色，因為爸爸也可以開車帶孩子對吧？很多女性友好的產品可能都存在這個問題，它們宣揚自己是為女性服務的，但其實是進一步將女性固化在這些性別角色里了。這是我們需要思考和避免的。就這個廣告而言，改成產品會方便父母會更適合。

當然，我們現在探討的是怎樣能夠增加產品中的女性視角，更好服務女性。那就是剛才我們談到的，用腳投票。因為市場也是要跟著消費者走的，它不能完全凌駕于消費者之上的，所以女性作為消費者時，可以更有意識地往這個方向努力，以消費力來引導市場。

那在增加產品中的女性視角，我想用中國最大的消費品房子來闡釋一下，房子的設計有沒有體現出女性的視角？臺灣社會學者吳鄭重的專著《廚房之舞》就是討論這個問題，這個研究起源于他母親得了肺癌去世，肺癌是臺灣地區女性的第一大死因。吳鄭重在對多種因素，包括二手煙、飲食習慣、長期辛勤勞作等進行一系列分析后，最后提出狹小的公寓廚房就是一個可以致命的“家庭毒氣室”，母親長期在其中燒烤煎煮食物，被迫暴露在一個充斥油煙的惡劣環境當中，這應該是導致肺癌的一個重要原因。

《廚房之舞》顯示了當下公寓廚房是一個典型的在男權思想主導下，由官僚、市場和技術合力生產出來的“男造環境”。廚房不僅是公寓中最狹窄的空間，也處在整套公寓中最差的位置，要么在角落，要么在背光處，要么是畸零的空間，是一個很邊緣化又封閉隔離的空間。

吳鄭重指出，這種廚房設計加劇了家務勞動中的性別不平等。一方面，過于狹小的廚房很難容納第二人，因而煮食工作自然地繼續成為婦女單獨面對的家務負擔。另一方面，孤立封閉的空間使家務勞動不僅被公共領域忽視，即使是在私人家庭領域之中也很少受到家庭其他成員的關注。根據我自己買房的經歷，我發現真的很難找到面積稍微大一點的廚房，即使是三室一廳的房子廚房面積往往也就是七八平方，有些比主衛都要小，更不用說三居室的房子衛生間一般都有兩個。所以，如果從性別角度來說，這個空間是有性別盲點的，女性的需求沒有受到重視和滿足。而要設計出女性友好的產品，需要有《廚房之舞》這樣的研究，深入了解女性消費者的需求，認識到產品可能對于性別關系的影響并作出積極的回應。當然，這個工作是需要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的力量和智慧來共同進行的。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