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封圖。《什么是科學(第二版)》，商務印書館2023年1月版，吳國盛著。

一、兩種基本用法

“科學”在今天是一個國人耳熟能詳、婦孺皆知的詞匯，但它的含義卻相當模糊。在不同的語境下，它指稱著非常不一樣的意思。

大體說來，在現代漢語的日常用法中，它有兩個基本的方面。

一種用法是指某種社會事業，指稱一個人群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這個人群就是科學家或者科技工作者，這項事業就是“科學”。中國目前實行“科教興國”的國家戰略，這里的“科”字，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意思是說，要依靠科學技術專家以及他們所從事的科學技術事業來振興國家。

另一種用法是指某種價值判斷。“科學”經常指對的、正確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級的。比如我們說“你這樣做不科學”，是說這樣做不對、不正確、不應該。比如我們說“決策科學化”，是指決策要合理化，不能主觀蠻干；比如我們講“科學發展觀”，是指某種合理的、均衡的發展觀，糾正某種唯 GDP主義的發展、竭澤而漁不計后果的發展、導致兩極分化的發展，等等。

簡而言之，對于“什么是科學”的問題，第一種用法回答說：“科學就是科學家們做的事情。”第二種用法回答說：“科學是好東西。”

為什么“科學家們做的事情”就是“好東西”呢？為什么指稱某種事業的用語同時擁有某種正面價值判斷的功能呢？這是因為這項事業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講清楚這件事情，需要回到中國近現代史的大背景中來。

二、科學：夷之長技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救亡”和“啟蒙”的雙重變奏史（李澤厚語）。

所謂“救亡”，是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受西方列強欺凌，中國人隨時面臨著亡國滅種之危機，因此，爭取國家獨立、民族富強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主題。

所謂“啟蒙”，是說中國近現代史是中國告別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需要引入，理性的思維方式和民主的政治體制需要建立，人的現代化是“啟蒙”的核心內容。

就“救亡”而言，人們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學”。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182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2.9%，這一優勢直到 1895年才被美國超過。麥迪森的數據測算存在一些爭議，但即使考慮這些爭議，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在西方與中國交手的頭半個世紀，中國一直是一個經濟大國。

然而，這樣一個經濟大國為何總是敗于列強之手呢？原因在于，中國的軍事不行，國富而兵不強。兵不強也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軍事制度落后，另一個則是軍事技術落后。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先進的中國人馬上意識到了后者，認識到西方的“堅船利炮”是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而“堅船利炮”的背后，是強大的工業以及現代化的科學與技術體系。所以，從1861年開始，清政府中的開明勢力在全國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社會改良運動，史稱“洋務運動”。

林則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談到西人之所以戰勝的原因是兵器先進：“彼之大炮遠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炮，連聲不斷，我放一炮之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國圖志》，書中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正式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并且把夷之長技規定成“船堅炮利”以及軍隊建設管理之技。

對夷之長技的深信，貫穿著全部的近現代史。這也是中國人民從血的教訓中總結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謂落后，就是軍事技術上的落后。對軍事技術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著中國人的強國夢和潛意識。對航母、對宇宙飛船的渴望，仍然幾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識。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民飽受欺凌、屈辱，對西方軍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現代科技體系推崇有加。這是中國人“科學”觀念背后不可忽視的背景。

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科技不分、科技混用、科技混為一談。普通中國人談科學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詞，可是一旦談起“科技”其實指的是“技術”。政府也一樣。事實上，中國政府并沒有“科學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則主要是技術部或者技術經濟部。如果做一個民眾認知調查的話，我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人所認可的最標準的科學家應該是錢學森，因為他代表著強大的軍事能力。人們都喜歡傳播這樣的說法，一個錢學森抵得過五個師的兵力。

三、科學：來自日本的西方詞匯

“科學”并不是漢語固有的一個術語，古文獻中或許可以爬疏出偶爾出現的“科學”字樣，但意思一定是“科舉之學”，而且極為罕見。在現代漢語中廣泛使用的“科學”一詞，實則來自日本，來自日本人對西文 science一詞的翻譯。

日本文字中大量采用漢字，但發音與漢語不同，意思也不盡相同。中國現代向西方學習不是直接向西方學習，而是經由日本這個“二傳手”。原因大致有三。

一來中國缺乏西方語言的翻譯人才，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直接立即譯成中文出版發行。傳統中國對文字過于講究，雖然有西來的傳教士，但他們的中文寫作水平還不足以獨自擔當翻譯工作，所以，西學東漸早期的西方著作翻譯都是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合作進行，這樣就極大地限制了西文著作的漢譯規模和進度。

第二個原因是，日本引進西學較早，而且日文吸收外來語能力較強，西學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規模大，加上日本離中國近，留學生多，近現代中國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學習。

第三個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國人閱讀日本文獻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讀日本的書也能明白個大概。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在船上讀到一本日本小說，發現居然滿紙漢字，意思也知道差不多，于是在基本不通日文的情況下開始翻譯日本小說。說是翻譯，其實只不過把日本人采用的漢字基本照搬過來而已。就這樣，從19世紀末期開始，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向日本學習西學的熱潮。的確，通過日本學習西學容易學，見效快。

大量向日本學習的后果是，現代漢語受到日本語言的巨大影響，一大批西方的學術術語均從日本轉道而來。有人甚至認為，現代漢語中的人文社會科學術語有70%來自日本。這些術語大量充斥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一定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漢民族的思維方式。日本這個民族在文化底蘊和思維深度方面有其局限性，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以如此大的規模和強度建基于日本文化，實在值得各行各業的有識之士一再反思。

已經有不少人從多個角度提出了一些學科的譯名存在的缺陷。比如用“哲學”譯西文的 philosophia，沒有譯出西文“愛”（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來；相反，“哲”是“聰明”，“哲學”實則“聰明之學”，這就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如果選一個更合適的詞，也許“大學”更接近 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頗有西人“愛”智慧的意思。

嚴復當年就對大量采用日譯詞匯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些批評均著眼于日譯詞匯實際完全偏離了漢語本來的意思。他反對把economics譯成“經濟”而主張譯成“計學”，因為“經濟”本來是“經世濟用”“治國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只是指理財經商，把原來的語義縮小了；反對把“society”譯成“社會”而主張譯成“群”，反對把“sociology”譯成“社會學”主張譯成“群學”，因為“社會”本來是“鄉村社區祭神集會”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更加廣泛、更加抽象；反對把“philosophy”譯成“哲學”主張譯成“理學”，反對把“metaphysics”譯成“形而上學”主張譯成“玄學”，反對把“evolution”譯成“進化”而主張譯成“天演”。但很可惜，這些更為精到、更為地道的嚴譯術語，最后都遭到了否棄。

讓我們回到“科學”。自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學問以來，中國人一直把來自西方的自然知識諸如natural philosophy、physics等譯成“格致”“格致學”，或為了區別起見，譯成“西學格致”。徐光啟當年就用了“格物窮理之學”“格致”“格物”“格致學”“格物學”“格致之學”等術語來稱呼來自西方的自然知識體系。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學》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課，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讀，認為它是指“通過研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用中國文人比較熟悉的詞匯去翻譯西方的詞匯，難免打上了太深的中國意味，而且也容易混淆。

20世紀頭20年，西學術語的翻譯大體有三種方式，一種是中國人自己提出的譯名，以嚴復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譯名，第三是音譯。“五四”時期流傳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音譯，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譯“德謨克拉西”，賽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學）的音譯“賽因思”。最后淘汰的結果，日譯名詞大獲全勝。今日的科學、民主、自由、哲學、形而上學、技術、自然等詞全都采納了日譯。

1897年，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列出了《科學入門》和《科學之原理》兩書，大概是“科學”這個詞作為英文science一詞的漢譯，首先出現在中文文獻之中。梁啟超、王國維、杜亞泉等人開始頻繁使用“科學”一詞，示范作用很大。特別是杜亞泉，他于1900年創辦并主編了在當時影響非常大的科學雜志《亞泉雜志》，“科學”一詞從雜志創刊開始就成為 science的定譯。另外，嚴復在1900年之后也開始使用“科學”來譯science，影響自然非常顯著。

20世紀頭十年，“科學”與“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下令全國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等人創辦了影響深遠的雜志《科學》。從這一年開始，“格致”退出歷史舞臺，“科學”成為science的定譯。

1959年中國科學社被迫解散，機關刊物《科學》雜志于次年停刊。1985《科學》雜志復刊，今天仍然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和白春禮院士先后任主編。

把science譯成“科學”明顯沒有切中這個詞的原來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貼切一些。science本來沒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學”的是另一個詞discipline（學科）。不過，日本人倒是抓住了西方科學的一個時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紀前葉開始，科學進入了專門化、專業化、職業化時代，數、理、化、天、地、生，開始走上了各自獨立發展的道路。反觀日本人比較熟悉的中國的學問，卻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貫通的通才之學、通人之學，所以，他們用“科學”這種區分度比較高的術語來翻譯西方的science，顯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譯“科學”一詞基本沿襲了英語 science自19世紀以來的用法和意思，它默認是指“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我們的“中國科學院”并不叫“中國自然科學院”，相反，其它的科學院則要加限定詞，如“社會科學院”“農業科學院”“醫學科學院”等。這也是自19世紀以來，西方科學與人文相分手、并且愈行愈遠最終走向“兩種文化”的實情。

這樣一來，現代中國人通過日本人這個二傳手，接受了19世紀以來以英語世界為基調的西方科學觀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學。如果加上前述的“夷之長技”，現代中國人的科學觀念中還可加上，第三，它一定能夠轉化為技術力量從而首先提升軍事能力。

毫無疑問，這樣的“科學”觀念，只是西方歷史悠久的“科學”傳統的“末”，而不是“本”。要由這個“末”，回溯到西方科學之“本”，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本書的余下幾章，就要做這個工作。

四、科學：替代性的意識形態

前面提到，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史。在救亡運動中，科學作為“夷之長技”被引進、被尊崇。在啟蒙運動中，科學則進一步上升為替代性的意識形態。只有認識到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科學，才能理解我們在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何以某個人群（科學家）所從事的事業（科學）能夠直接作為正面價值判斷的術語（“好的”）。

一部近現代西學東漸史，也是一部科學由“技”轉化為“道”、由“用”轉化為“體”的歷史。

即使在急迫的救亡時期，要想大規模地引進科學這種“夷之長技”，也需要一個合適的理由，因為科學這種本質上屬于外來文化的東西，與本地文化實則格格不入。

中國傳統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術貶稱為“奇技淫巧”。所以，洋務派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以為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的理論基礎。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說，維護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綱常名教、社會制度，但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發展經濟、富國強兵，解決民生問題。或者說精神文明取中國傳統的，物質文明取西方現代的。又或者說，中學主內、西學主外；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但是，在學習和引進西方軍事技術的同時，人們認識到光是學習軍事技術是不夠的，也學不好，必須首先學習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學、化學等在內的西方科學理論；要想學習好西方的科學理論，就必須掌握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方式；而西方的科學方法和思維方式，就必然會挑戰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

洋務運動近四十年中，上述邏輯充分發揮了作用。等到1895年甲午海戰一敗涂地，洋務運動宣告破產之時，人們終于認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質、思想傳統，都需要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才行。

這個時期，對傳統文化的痛恨，成為有志之士的共識。文化虛無主義開始逐漸籠罩中國的思想界。這個時候，“西體西用”的思想開始占上風，要代替從前的“中體西用”。而在這個“西體西用”中，科學始終處在核心位置。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現代科學之上的西方技術；“西體”，指的則是科學世界觀和科學方法論。

自嚴復以來的啟蒙思想家們一方面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之弊，另一方面開始以科學為基礎建構自己的救亡圖強的理論體系。從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到陳獨秀、胡適，這些啟蒙思想家都不是職業科學家，他們的目標都是為了創建一個有別于中國傳統的新的人文和社會思想體系，但他們偏偏都把他們并不熟悉的“科學”作為他們的立論基礎。何以故？

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全盤破產之后，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價值真空，客觀上要求一個新的價值體系加以替代。科學作為西學中為國人最欽佩、也相對最容易接受的部分，就由“用”轉為“體”、由“器”進為“道”。這里當然也還有中國傳統“致用”思想在起作用，因為與西學中的其他東西比起來，科學似乎是最能解決問題的。

胡適說過：“西洋現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參見“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科學脫離開了具體的研究事業，上升為一種信仰，從此，作為影響了20世紀中國社會進程的強大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就登上了歷史的舞臺。1923年，胡適在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寫的序中這樣說：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

《科學與人生觀》是一本論文集，收集的是當年那場著名的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歷史上也稱之為“科玄論戰”）中發表的文章。這場論戰以科學派大獲全勝告終，也宣告了科學主義意識形態地位的牢固確立。實際上，這種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已經十分鮮明而突出。在新學與舊學、文化開明派與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與政治反動派之間，“科學”成了前者當然的旗幟。

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是這樣熱情謳歌科學、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

士不知科學，故襲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貸棄于地。戰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于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凡此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思想領袖胡適，盡管與陳獨秀持有大不相同的政治觀點，也高舉科學之大旗：“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的最大責任與最大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要求國民黨黨員們讀中國古籍。他說：“我也以為這《大學》一書，不僅是中國正統哲學，而且是科學思想的先驅，無異是開中國科學的先河！如將這《大學》與《中庸》合訂成本，乃是一部哲學與科學相互參證，以及心與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備的教本，所以我乃稱之為‘科學的學庸’。”（《科學的學庸》）

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

我們看到，不論政治立場有何不同，不論他們實際上掌握了多少現代西方的科學知識，影響著中國 20世紀歷史進程的歷史人物們，都把科學默認為“好的”東西。這就是當代漢語里“科學”一詞第二種用法的歷史由來。

五、小結

今天在中國人中耳熟能詳的“科學”一詞，實際上來自日本學者對于英文science的翻譯。這個譯名體現了近現代西方學術與傳統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區分，但并沒有切中science的基本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傳統（進一步的分析，見本書第二章“西方科學溯源:希臘理性科學”）。如果按照漢語“望文生義”的閱讀習慣來理解這個詞的話，肯定會走偏——可能會過分地強調“分科”概念。

今天中國人的科學概念中，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把“科學”作為任何領域（無論是政治領域還是日常生活領域）里正面價值評判的標準，這是 20世紀科學主義意識形態長期起作用的結果；

第二個特點是，傾向于從實用、應用的角度理解“科學”，傾向于把“科學”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術”，對“科學”本身缺乏理解，這既與中國近現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歷史遭遇有關，也與中國實用主義的文化傳統有關。

要真正理解“科學”，我們需要進入西方的語境，因為“科學”本來就是來自西方的、為西方人特有的一種東西。

（作者吳國盛，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科學史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吳國盛教授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空間物理專業，碩士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師從葉秀山教授，主要著作有《科學的歷程》《技術哲學講演錄》《時間的觀念》等。本文節選自《什么是科學(第二版)》一書，商務印書館2023年1月出版，澎湃科技獲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