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孩子的古文》，商偉編注，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出版，424頁，98.00元

市面上的古文選本，為數甚夥，其中差異，最是能夠體現編選者的眼光與功底。由商偉編注的《給孩子的古文》（插圖版），就是近年推出的一部不容忽視的選本，完全可以用精彩紛呈來描述。

一

首先，本書選文精當，編排得法。

作為一部給少年編選的古文讀本，理所當然，應將文學史上那些歷經淘洗篩選而成為典范的作品，提供給孩子們，從而指示一條進入古文苑囿的門徑，一路走去，移步換景，飽覽古文歷史沿途重要的風景。

但是，如果僅限于那些已經為文學史與中小學古文教育所普遍接受的熟悉篇目，那么，總不免陳陳相因，缺了新鮮感。而事實上，我們閱讀本書，會無比欣喜地發現一張張嶄新的面孔，這些都是編選者商偉在長久的中國古典文學教研過程中，經目驗心證而得以確認的新典范，它們接二連三，迎面走來，與讀者一見如故，莫逆于心。而且，其中不少作品，顯然打上了編選者個人的鮮明烙印，體現著獨特的閱讀興趣與文學品味。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本書削弱了典范意識。商偉老師是一位在古典文學研究界訓練有素、成績斐然的學者，他對文學作品有著相當敏銳的鑒別力，對實際生活也保持著充沛的興趣與熱忱。恰恰因為這個緣故，這部選本才富有趣味與靈性，在熟知的典范之中，注入了新鮮的元素。因此，閱讀此書，既可重溫經典，又時時增長新知。這樣的閱讀體驗，在今天這個知識大爆炸、無效信息充斥人們生活的時代，誠屬難能可貴。

本書的篇目編排也可謂匠心獨具，機杼自成。通常而言，選本的編纂可難可易。如果只是將單篇文章，按照作者與時代的先后順序羅列排布，也未嘗不可。但顯然，編選者取其難者而為之，他重視整體的一貫與內在的關聯，拒絕只是將單篇文章孤立地、隨機地湊合成書。本書選文有鮮明的特點，將典范性、新鮮感、多樣性、趣味性，熔鑄一爐。我國古代文章如同星空，眾星閃爍，浩瀚無涯。古文的世界中，不僅有道德的教化、智慧的啟迪與情感的熏陶，更是不乏對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趣味的記錄與討論。我們當然希望孩子在古文閱讀中潛移默化，獲得道德、情感與智慧的教育，但是，那些靈性的、趣味的因子，同樣重要。本書將涵蓋這些要素的古文名篇，打成一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樣態，一卷在手，可以獲得多方面的修習，養成健全的人格。

同時，本書也十分重視所選文章的內在關聯。商偉在自序中指出，“這些關聯多種多樣，有的涉及主體和題材，有的涉及篇章結構、修辭風格、文體屬性和其他特征”。除了他特別提示的“選了不少與水有關的文章”之外，還可舉出兩例。比如，本書選入韓愈《送董邵南序》、宋濂《送東陽馬生序》與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三篇文章，前兩者是為了展示韓、宋之文，雖文體同為“贈序”，而寫法卻各有不同，這是體現選文的內在關聯之“同中有異”；后兩者則文體雖不同，而相互之間卻以“藏書家”為聯結點，“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中寫他年少時家貧，不得不向藏書家借書來抄寫，而藏書家是些什么人呢？藏書的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黃宗羲的這篇文章似乎正式接著這個話題往下寫的”。如此，三篇不同的文章，通過這種形式聯系起來，成為一個內在理路環環相扣的整體。再比如，本書選入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世說新語》“陶侃故事”與《晉書》“陶母事跡”三個文本，以呈現陶淵明這樣一位偉大文學家的家族世系與門風家教，讓讀者感受到陶淵明正直高潔的品格和樸實淡泊的人生態度，原來是箕裘克紹、淵源有自。

這樣的選文用意與編排方式，使文本與文本之間形成彼此呼應的互文關系，多個文本并置而讀，不僅對具體的某一方面話題，能有更為深廣的拓展與理解，更為重要的是，對從小培養孩子優良的閱讀習慣和比較研究的思維方式，也大有裨益。類似的精彩個案，在本書中隨處可見，編選者用心的細密與整體架構的精當，令人擊節贊嘆。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左）與模印磚畫（右），“嵇康”

二

本書的優點，還體現在寓評于選，展現出博通的文學史觀。

縱觀歷史上無數的文學選本，那些優秀的典范之著，無不灌注編選者深刻的文學史觀念，古代的《昭明文選》《古文關鍵》是如此，現當代的王伯祥《史記選》、錢鍾書《宋詩選注》也是如此。如今，商偉老師編注的此書，同樣體現出嚴格的文學史功底，可以從中看到他對我國古文發展歷程的熟稔，舉凡重要的古文類型、文章流派、文本體裁、文章風格、古文作家諸多方面，皆有甄別考慮，讀此選本，無形之中，受到文章學與文學史觀念的熏陶。

這些要素，不僅反映在選篇之中，而且每一篇選文前皆有起到背景介紹作用的導讀文字。本書題為“選注”，實則于選文與注釋之外，撰寫導讀，旁征博引，有陳述、有議論、有賞鑒、有比勘，甚至宕開筆去，有真誠流露的性情與感慨。可以說，本書編者在導讀中投入的精力之大，一般選本難以企及。

導讀文字的寫作，似易而實難。此書導讀，既有博通的文學史視野，又有專精深入的具體研究，而且，隨著不同的選文，導讀文字也隨“文”賦形，不拘一格，各有側重，精義迭出，真正做到了人詳則我略，人略則我詳，筆下沒有空言。在文筆洗練的導讀中，對文學史、文學思想甚至世故人情，做出鞭辟入里而又明白如話的概括陳述，將一篇篇古文作品，置于文學史的長河中去分析品鑒，帶領讀者瀏覽更為深遠廣博的文學圖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凸顯具體作品的特色。

例如，在歐陽修《秋聲賦》導讀中，編者勾勒出我國文學史上具有悠久歷史的悲秋傳統，同時還點出本文作為一篇“賦”的文體學特征與歐陽修的新創造，這就有益于讀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秋聲賦》獨一無二的文學美感與文學史地位。再如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與金圣嘆《〈景陽岡武松打虎〉評點》這兩篇文章的導讀，分別介紹了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兩類獨特而又重要的文章類型——題跋與評點，不僅敘述這兩類文章的文體學知識，而且通過對具體作品的解讀，展現兩類文體的形式、內容、意義與特色。我國古代文章中有一些文體屬于“強勢”文體，歷來得到讀者的關注；而很多“弱勢”文體，如題跋與評點，再如墓志、祭文等，曾經是廣為人們運用的文體，只是如今隨著時代變遷與文學風氣的轉移，而日益為人們所陌生乃至無視。因此，本書關注這類文體，定能發揮增廣見聞、窺斑見豹的作用。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商偉老師求學并多年工作于海外，雖然研究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但對歐美文學作品和思想傳統也諳熟于心，照理說，一部中國古文選本，無需與外國文學、思想發生必然關聯。而商偉筆下，中國的古文世界，始終有一個外在的參照系統，顯然，他是有意將一種開闊的視野帶給讀者。例如，由孔子的川上感嘆而想及古希臘哲人的名言；由《戰國策》中的寓言而聯想到伊索寓言，指出“寓言的智慧往往跨越地理和文化的邊界而彼此相通，未必就是誰受了誰的影響”，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讀此不能不感到精神世界得以拓展。

本書導讀，包含了編選者鮮明的當代意識。我們讀古文，一方面是為了繼承古代文學傳統，了解古人的語言、思想、情感與生活；另一方面也應當以古為鑒、與古為新。當代意識的介入，可以消除讀者與古文之間的隔閡，讓古代經典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密切相聯。例如《偃師獻計》中，由古代的一門奇技而連發三個驚嘆：“他多像今天的機器人”“仿佛作者就活在當下，與今天的世界息息相通” “這些問題我們今天依然在面對著”；《與吳質書》中，劈頭蓋面而來一句：“書信在今天已經瀕臨絕跡了！”繼而慨嘆：“我們才知道，今天這個沒有書信的時代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如何相形失色了。”《天一閣藏書記》中，從古代那個顯得陌生的藏書世界，拉回到你我熟悉的現代：“在一個讀電子書的時代，我們回顧這一段可歌可泣的藏書史，不免有恍然隔世之感，也令人感慨唏噓。”諸如此類，古今相照，讀罷令人掩卷深思。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商偉老師的導讀文字凝練精準，雅馴清通，既富文采，又有哲思，往往只言片語中，流露天機清妙，經得住反復玩味。閱讀的過程，常如在山陰道中行走，迤邐風光排闥而來，令人目不暇給。書中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關于莊惠“濠梁之辯”、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蘇軾《記承天寺夜游》、姚鼐《登泰山記》的導讀部分，如果單獨取出，即是一篇篇絕妙好文，性靈搖曳，理趣盎然，對自然世界、人生處境和文學藝術的體察深悟，皆寓其中。而更進一步說，如果將本書全部導讀抽取出來，連貫為一體，則不啻一部簡明的“中國古典散文小史”。

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史學家當具備史才、史學與史識這樣的三長，依此而言，本書可謂兼具文才、文學與文識三長。也正是在這一意義層面上，本書已經由一部普及選本，而優入著作之林。

三

本書又一優點，是圖文并茂，呈現出文學與藝術水乳交融的豐富圖景。

作為普及讀物，一般編寫者都會考慮在書中插入圖畫，以此增加可讀性與美觀度。但是，同樣是插圖，也反映著編寫者用心之多寡與水準之高下。本書插圖近百幅之多，大多為書畫史上的名篇佳作。

首先，在配圖的選擇方面，頗具匠心，往往相題而設，一一根據古文的實際內容來選配書畫，具有鮮明的針對性，而非泛泛地選圖，僅為增色而已，更不是胡亂搭配，“圖”不對文。比如《世說新語·雪夜訪戴》配張渥《雪夜訪戴圖》，《帝京景物略·水盡頭》配王紱《北京八景圖》，吳均《與宋元思書》配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歐陽修《秋聲賦》配以趙孟頫書《秋聲賦》，蘇軾《答謝民師書》配東坡自書墨跡等，皆是一一相合，完全切題。此外，還有一些古文在藝術史上未必有相對應的書畫作品，編者則深入藝術資源庫，煞費苦心，采擇合適的作品來相配。如以柳如是《河東君仿古》配《項脊軒志》，表現古人居住之所的風貌；以錢選《浮玉山居圖》配《答謝中書書》，圖中霅川風景，文中江南山水，左圖右史，圖文互證，讀者不僅享受藝術的美感，而且用藝術的直觀形象來加強文學的閱讀體悟，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其次，本書配圖以相當精確科學的著錄方式對待，具體而言，涉及圖片的時代、作者、標題、材質、尺寸、藏地這些必備信息，皆一絲不茍。如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包括了今藏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與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館的《無用師卷》，這就準確記錄了此圖情況，以合璧形式一同呈現；再如《戲藻群魚圖扇頁》于作者“劉寀”名后標出“傳”字，表明此圖作者尚存爭議，無法最終定讞。這些都體現了相當專業的書畫著錄標準。讀者在可靠的藝術文獻里無形之中耳濡目染，提升藝術的賞鑒能力。

再次，配圖的主題、形式與類型豐富多彩，舉凡山水、花鳥、人物、建筑、賞石、碑帖、竹簡、磚畫、木版畫、敦煌寫本、版刻古籍、近代報刊雜志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開卷就如同步入藝術世界的無盡藏，既悅目賞心，又增廣識見。而這些，之所能夠薈萃一書，得益于商偉個人學問淹博，且復交游滿四海，許多配圖，換作他人，或許很難得到，而此書卻一一羅致，國內海外，公藏私藏，皆能左右逢源、無遠弗屆。其中，讀者或許會留心到《李公麟圣賢圖石刻拓本》藏淳石齋、《巖壑奇姿圖》藏十面靈璧居、《沈周九段錦》藏近墨堂，這些皆反映配圖來源的多樣性，實屬難能可貴，是讀者的眼福所在。

綜合性的藝術元素，與古文選本相互輝映。以書畫藝術激活文字世界，同時，又在圖文比對的閱讀體驗中，再一次證明文學語言本身從聲音到意義的獨特魅力，讓讀者在古文名篇的涵詠聲中，感受文學之美。

陳洪綬《校書圖》

四

不過，智者千慮，或有一失；又如古人所言，校書如掃落葉，隨掃隨落。本書也同樣存在一些瑕疵，在此提出，以備作者斟酌參考。

除了一些字詞或可勘誤，在此不一一列出，作者在注釋與導讀中有幾處表述存在疏漏。如《五柳先生傳》“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注釋“茲”為“指五柳先生”，固然是對的，然關于此句的理解，似乎目前所見各種教材與選注本多有不足，即陶淵明此句“茲若”二字當連在一起訓釋，是同義復詞，俱訓為“此”。這一語言現象，在古代漢語中，為例不少，如《孔雀東南飛》“登即相許和”之“登即”，《桃花源記》“仿佛若有光”之“仿佛若”皆是同義復詞連用相訓。將“茲若”拆開，單釋“茲”而落下“若”，一般讀者對具體語詞，難免不甚了了。

又如在《岳陽樓記》導讀中，作者寫道：“據說，滕子京請人繪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圖》，供他寫作時參考。但這只是一個傳說而已，即便有圖為證，范仲淹筆下的‘巴陵勝狀’也終究不過是想象之辭罷了。”指出范仲淹寫岳陽樓與洞庭湖是出于想象之辭，這對讀者把握此文的特色，頗有助益。然稱滕子京請人繪圖給范仲淹參考，“只是一個傳說而已”，則不甚確。事實上，滕子京請托范仲淹撰《岳陽樓記》，事先專門寫了一封長信，不僅說明請托之由，而且還請僚屬抄錄唐賢今人詩文近百篇，以助文思。此信標題作《與范經略求記書》，載于《湖南通志》《洞庭湖志》等書，后《全宋文》卷三九六予以收錄。而且，根據《求記文》，滕子京請人所繪圖標題為《洞庭秋晚圖》，而非“晚秋”。該段行文，當據此調整表述，庶求精確。

又如，袁中道《寄四五弟》與《寄八舅》兩篇選文，導讀將文中提及的山水之勝歸屬于北京西山，而事實上，指湖北當陽城西十五里處的玉泉山，此山又有覆船、柴紫、堆藍諸名，由于山在城西，故而又呼以“西山”。因此，《寄四五弟》才有“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之句，《寄八舅》也才有“仰看堆藍之山色”之語。兩封信中的“堆藍”云云，并非憑空而來的描摹修辭，而是實指玉泉山也即以山色碧藍得名的堆藍山。袁中道是湖北公安人，他與當陽很有緣分，曾長時間居住玉泉寺，游蹤遍及此間山水，寫下不少詩文，以“堆藍山”為題者即有多篇。推想致誤之由，或許是因《寄四五弟》《寄八舅》這兩封信之前的一篇選文，恰好是《西山十記》（記一），而該文所寫的“西山”，卻真真正正是北京郊外的西山。

最后，順帶說及本書的一處插圖，即第4頁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老子》，通行本《老子》作“善利萬物而不爭”，而釋讀竹簡上的文字，此句卻作“善利萬物而有爭”，意思正好相反。二者孰是孰非？其實，這背后涉及《老子》文本流傳史上的重要一環。此句各本有異，除了“有爭”與“不爭”外，還有作“有靜”，因“有爭”字面意義與《老子》無為、不爭的思想相抵牾，故而在文本流傳過程中，最終被改定為“善利萬物而不爭”。相關討論可參羅尚賢《老子章段今解》以及崔曉姣刊于《中國哲學史》上的論文。雖然這個涉及版本學與哲學思想史的話題，在一部給孩子作普及讀物的古文選本中不宜涉入過深，但是既然選用此插圖，倒也不妨在圖下略加說明，以見異同，說不定能引發讀者一探究竟的興趣，也是善莫大焉。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