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競爭環境的加劇，正在對我國的科技研發事業提出新的挑戰，“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這一全新概念也在加速變化的時局中應運而生。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被寫在了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重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報告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強化，這一次我們的關鍵詞并不在傳統的“發展”或“建設”，而在“優化”——

要優化資源的配置，也要優化各方的定位和布局。那么為何一定是“優化”？我們又該如何找到這種“優化”中更高效的路徑？

2023年全國兩會正在召開，全國人大代表、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周云杰此次共帶來了六份建議和一份議案。就以上問題，周云杰在建議中特別給出了他的三點思考：

要完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機制，不僅要引導高校優化教師評價考核制度、搭建卓越工程師人才校企聯合培育平臺，還應“擇優支持科技領軍企業牽頭探索可復制的‘揭榜掛帥’模式，打通阻礙產業實際需求形成攻關課題的機制堵點，為科技領軍企業開展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攻關提供方案支撐。”

尤待優化的有效協同機制

僅從高校或企業某個單一維度來看，其實我國當下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并不存在明顯短板。

例如高校方面，在金平果排行榜發布的第十七次“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評價研究報告”中，2022年中國大陸已有12所院校進入世界大學科研競爭力排行榜前一百，位居全球第二。

而企業方面，根據科技部數據顯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從2012年的3.9萬家增長至2022年的40萬家，貢獻了全國企業68%的研發投入，762家企業進入全球企業研發投入2500強。

這也是二十大報告中之所以強調“優化”而非“發展”的原因之一，“優化”二字實際上也從另一種角度表達了對我國科研機構、高校及企業既有實力的認可。

但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全球創新型國家的排名中繼續趕超，需要繼續創新科技發展的路徑。同理可參考一戰結束前后的美國企業：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企業的科研能力其實已經具備世界一流水準，但它們仍在煉油、電器等諸多領域中承受著來自歐洲企業的高壓競爭。

在壓力的催化下，美國企業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方式開始進化，大量獨立研究者開始以直接受雇傭的方式進入企業內部進行研究，同時由美國公司贊助的工業院士或會士數量也開始大幅上漲。

數據顯示，1940年美國公司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已達到1926年的三倍，期間甚至在通用電氣公司、美國電信電報公司的受聘研究者中，還涌現了像歐文·朗繆爾、克林頓·戴維森這樣的諾貝爾化學和物理學獎獲得者。

實際上在近現代，類似的探索也體現在很多渴望加速科研進程的中國企業的身上。自1988年起，海爾陸續成立了企業級技術研究所、企業級技術中心、集團中央研究院、科技部首批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等。

積極的投入也讓海爾集團在科研事業中進展迅猛。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海爾所獲中國專利金獎增至11項，海外發明專利超1.6萬件，均為行業領先；實現氣懸浮壓縮機、平嵌冰箱、航空溫控集裝箱等原創技術重大突破，新增“國際領先”技術鑒定23項，累計264項，位居行業領先。

如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在企業或高校單點實力的強化，我們必須尋找能聯合多方力量、實現“1+1＞2”或者“1+1+1＞3”效果的更好方法——產學研合作方式的迭代已勢在必行。

正如周云杰在建議中所說的：“要真正形成面向系統性產業攻關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效協同機制。”

以“點”帶面探索“新模板”

周云杰在建議中表示，應通過遴選在需求拆解、項目規劃等方法流程上引領的科技領軍企業，以“揭榜掛帥”等專項支持方式，由企業牽頭組織高校、科研機構開展“產業需求—技術難題—科研攻關—產業化應用”的全過程試點，形成可借鑒的實踐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云杰的這條建議中，實際上有一個隱藏的關鍵詞：試點，即以企業為單元，把科技領軍企業“拎出來”先行先試，以“點”帶面，為全國企業做揭榜掛帥的樣板。

其實以試點激發產學研聯合的科研潛力，我國曾有成功的案例，但當時試點的單元是“城市”：

為了讓彼時技術落后的北京中關村，能夠真正借助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流高校和科研機構力量實現高速發展，1988年國務院批準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實驗區暫行條例》，中關村自此成為了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實驗區。

后來，這座崛起的“中國硅谷”成為了中國高新區政策向全國各大省市中普及的重要模板與根據。截至目前，我國已有169個國家高新區，據鄧正紅軟實力指數，這169個高新區2022年的軟實力價值已高達47500.43億元。

不過，這種以城市為單位的試點方式仍然存在巨大的升級空間——

“城市”終究是由政府主導的，而政府與市場的真實的、實時的狀況有信息上的脫節；而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也最貼近市場、對全球行業風向的變幻最為敏銳。

將企業作為產學研合作模式的試點單元，將能夠激發企業特有的科研優勢，以更具前瞻性、更具全球視野的科技研發布局，搶占全球各行業產研高地。

但必須正視的是，大多數企業在科研需求的拆解上仍存在嚴重困難。周云杰調研后在建議中表示：

“目前僅有少數科技領軍企業有能力將產業重大需求拆解轉化為可落地的技術攻關任務，多數企業對技術發展趨勢和演變規律掌握不足，對于產業轉型過程中長期困擾的頑固問題、探索性的新問題，難以憑借自身力量形成針對性強的課題‘榜單’。”

這也是周云杰在該建議中，特別強調應優先選擇“科技領軍企業”的主要原因：

“科技領軍企業是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的主力軍，在貼近市場、提出產業實際需求并推動成果轉化落地、整合各類創新資源力量等方面發揮了其他科技力量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強化科技領軍企業引領作用，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尋找先行先試的“科技領軍企業”

如何找到值得被優選的科技領軍企業？或許我們也需要走出一些傳統的企業評定框架。

兩會期間，當被問及“企業與社會資源該如何協同，才能更好地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時，周云杰曾在回答中提到，應建立全產業鏈的科技創新體系，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站在全產業鏈角度建立有的放矢的創新體系，使0→1和1→N的創新實現無縫地連接。

這意味著，真正值得被先行先試的科技領軍企業，并不能僅僅“獨善其身”“一枝獨秀”——

它必須在自身科研實力強勁的基礎上，還擁有完整的、豐富的產業鏈布局，以及能夠帶動更多高校、更多企業打開科研天花板、共創共贏的理念與格局。

作為科技領軍企業之一，海爾集團積極與高校、科研機構攜手，打造創新聯合體。據周云杰介紹，目前海爾承建了國家高端智能化家用電器創新中心等20多個國家級科研平臺，并與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高校建立創新聯合體，匯聚產學研骨干力量，聯合攻關產業科技難題。

同時，海爾還積極構建開放生態，賦能專精特新企業快速成長。“海爾在立足自身科技創新的同時，構建了涵蓋HOPE、卡奧斯、海創匯等平臺的開放賦能生態。HOPE平臺是一個連接全球創新資源的開放平臺；卡奧斯是助推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平臺；海創匯平臺是創業加速平臺，通過三大平臺賦能中小企業成長，培育更多的專精特新企業。”周云杰介紹說。

企業在國家戰略中被放在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這就意味著它們必須走出自己的思維盲區：除了唯市場導向與逐利思維，企業更應與高校、科研機構一同，關注基礎科學的研究，激發我國科研人才的磅礴潛力，共同澆筑我國迎擊全球市場風浪堅實的基底——

而在這件事上，科技領軍企業義不容辭。

周云杰也表示，依托科技領軍企業完善高效協同機制的核心，正是要用好人才這一“第一資源”，并發揮好科技領軍企業在“提需求”、“搭平臺”、“聚英才”、“強活力”方面的優勢：

“要圍繞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凝練提出重大攻關課題，搭建工程技術人才培育、產業技術協同攻關平臺，整合各類戰略科技力量的人才資源，激發活力，用人才協同帶動創新協同，真正形成面向系統性產業攻關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效協同機制。”

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技術創新”的主體，到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科技創新”的主體，一字之變背后，是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里的擺位進一步提高，也意味著企業被寄予在全鏈條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

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課題，企業有沒有能力聯動更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推動、共同完成高水平的目標導向研發，共同創造市場價值？科技領軍企業，需要率先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