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步行的政治效益這一方面，《城市活力——走向步行世界》研究報告從領導力、城市治理、可持續發展和規劃時機四個層面分析了步行的影響力。

領導力

1）積攢競爭力

城市步行能提升該城市在全球網絡中的競爭力和地位。如今，在市場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背景下，城市競爭力成為當地公共政策的核心問題。

20世紀八十年代，由于墨爾本在城市中心缺乏公共設施，一直被戲稱為“甜甜圈城”。直到1994年，該市決定提升公共空間，轉型升級為24小時的活力之城。十年間，整修路面和街道設施，將錯綜復雜的狹窄巷道轉變為充滿咖啡店和餐廳的步行街道網絡。通過整治該中心片區，居住面積增加了803%，咖啡店數量增加了275%，后來大家稱之為“墨爾本奇跡”。在2015年，墨爾本連續第五次被《經濟學家》評為“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城市競爭通常會產生衡量城市的排名體系，區分勝利者和失敗者。為了得到更高的城市定位并保持下去，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穩定且高效的政策和決策框架，以體現其有足夠的管理能力。

2）達成公眾共識

對行人友好的交通環境可以營造民眾的幸福感，因此建設步行城市是一個通過增強公眾共識以促進政治建設的戰略工具。

在西班牙城市龐特偉德拉，為了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市長Miguel Anxo Fernandez Lores在1999年決定構建步行化的城市。至今，該市取得了杰出的成果。該市長如今已連任5屆，在2015年，這座城市也收到來自紐約主動式設計中心所頒發的國際卓越城市獎。

一次勇敢的嘗試在短期內往往會引發強烈的阻力，但從長遠來看卻能達到共識。隨著2015年世博會的到來，米蘭決定將卡斯特羅廣場——米蘭最具標志性的廣場之一和最大的城市交通樞紐之一——變為步行區域。針對很多反對的聲音，該市建立公眾參與機制并讓民眾在線選出他們最中意的方案。

經過長達6個月的實驗，調查表明81%的市民更傾向于該地區步行化，該項目目前正在進行中。

城市治理

1）提高公民權利

步行使公眾空間更具活力，同時也增強了居民對其居住地的依戀。這樣就促進公眾對城市的改造計劃的發聲，并且積極為決策和找尋符合他們需求的行動做出貢獻。

例如，一個非盈利組織將一個被拆除的廢棄建筑改造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步行公園之一的項目。該組織成立于1999年，目的是為了保護高線公園并將它作為公共開放空間再利用。“紐約高線公園之友”這個機構已經在過去的16年里籌集了超過2億美元的建設資金。

賦權是做出選擇，再將選擇落實到具體行動以提高個體和集體能力的過程。而城市通過賦權可以增強公民的責任感，促進合作經濟模式的發展。為了資助公共空間的改善，巴黎已經建立了歷史上規模最大、最具雄心的城市公眾參與預算。此外，為了讓公民賦權吸引更多的注意和資源來，眾籌平臺正在興起。比如Spacehive，這個英國的關于公共空間和建成環境的眾籌網站，已經成功舉辦了145個項目。

2）鼓勵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

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再加上新的環境和經濟挑戰，凸顯了公共管理在決策過程中涉及多個利益相關者的必要性。為了得到創新方案，并根據社區的需要適當發展，這種方法是必要的。特別是在步行環境中，社區參與度和城市的步行程度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在新加坡，市區重建機構在2013年發起了一個關于公共空間競爭的項目，名為“我的想法”。在這個項目中，市民們受邀提交他們關于改造城市的公共空間的創意。對于今后的項目而言，眾人參與和他們的想法是重要的靈感和催化劑。

另一個例子是洛杉磯，當地人平均每年在交通出行上要浪費64小時。現在人們在這座城市更容易步行和騎行，該計劃提到將當地社區冗余的和未充分利用的道路轉化為公共步行空間，采用預先選定的椅子、桌子等設計擺放。在這個“自己動手做”的倡議下，人們致力于這些空間維護和運行，且不斷拓展。

3）加強公民責任

大量研究顯示，人們之間的距離越近，比如在步行環境里，就越有社區歸屬感。

1993年，波哥大的犯罪和混亂達到歷史最高記錄。據估計，每十萬居民中就有80起兇殺案。波哥大前市長Antanas Mockus推進一系列創新政策以提高城市的幸福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用啞劇演員取代了腐敗的交通警察，從而減少了交通事故死亡率。這個有爭議的選擇產生了巨大變化，1993年到2003年間，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從年均1300人下降到大約600人。

自2012年以來，墨西哥城一直作為一個鼓勵公眾責任感城市的典型例子。Peatonito自封為城市的蒙面“超人”，他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上，維護行人的權利，同時也教育司機。在當地一些政治積極分子幫助下，他的行為提高了公眾意識，促進了第一個道路交通管理規范的出臺。

可持續發展

1）提倡可持續行為

步行是一種有效、有趣且可持續發展的交通方式，它可以帶動文化變革，并促使公眾更有責任感。

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5%，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未來城市的幸福程度與交通負面影響的改善以及交通的可持續化密切相關。例如在加拿大，如果每周少開一天車，每年可減少380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這相當于從道路網中移除80萬輛汽車。

促進積極交通將產生極為正面的影響。例如，行走可以節省5-13公斤的碳排放，通勤時步行的話可減少17-57公斤，如果私人出行采取步行代替駕駛的話，碳排放減少量可達到183公斤。

2）城市韌性

步行是一種獨立可靠的運輸方式，因為它不需要基礎設施，而且總是可實現的。因此，提高城市的可步行度能提升其在面對不同情況時的韌性。

對于城市來說，韌性是一個重要的特征，能讓城市跟上正在發生的快速轉變。根據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100個韌性城市項目”的說法，韌性是“個體、社會和系統在面對壓力和沖擊是能夠生存、適應和成長，甚至在條件需要時也能改變的能力。”

步行減少了對外部交通設施的依賴，使城市不那么容易受到交通系統崩潰的影響;它通過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同時，也通過提高公民的健康和社區凝聚力、創造充滿活力和吸引力的環境來提高城市的幸福感。

規劃時機

1）支持再生過程

城市再生可防止城市的衰落，并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創造步行環境通常被認為是城市再生的有力工具。

馬德里的Madrid Río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它是一個120公頃的帶狀公園，其設計就是為了重塑曼贊納斯河的河岸。原來的高速公路與河流平行，并嚴重影響了兩條河的連接，公園建設的這個決定使人們重新考慮周圍環境建設和其與市中心的關系。在這里興建了體育運動區、廣場、咖啡廳、餐廳、30公里的自行車道和11個新的人行天橋。該項目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并且對文化、社會、環境和經濟有積極的影響。它完成了歷史地標的修復，以及像當代藝術中心Matadero Madrid這樣的歷史地標的重建。

塑造一個更適宜步行的城市需要重新規劃空間，減少汽車的主導地位，讓行人重新占用街道。隨著汽車的減少，城市增加了自由、有彈性的步行空間，這為城市轉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機遇。

2）接受靈活的微解決方案

提高步行的方便程度并不難，即“輕、快、便宜”。如今，“臨時性”和“靈活性”都是流行語。通過執行這些能夠適應市民多重的動態需求的解決方案，設計具有這些特征的空間有利于發展智能城市。

研究表明，步行環境與創造性和創新性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可步行空間的特殊性所造就的結果。沒有汽車的街道，或者非汽車主導的街道，受到的監管較少，更具有靈活性，為臨時解決方案和自下而上的行動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許多例子都說明公共空間的使用是如何快速、簡單、廉價地將汽車世界切換到行人世界，紐約時代廣場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這個廣場曾經面臨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但在2009年的一個周末，它變成了一個廣場，使用臨時的街道標識、椅子和桌子——這個轉變現在已經變成永久性的。

3）推廣文化遺產

當步行化發生在靠近文化地標的空間時，它可以顯著增強其吸引力，從而促進文化保護。

在全球化進程中，城市試圖把握自己的特色。城市的遺產有助于增加其辨識度，它是提高社會凝聚力、經濟繁榮和競爭力的一個基本特征。由于步行化創造了更宜人、更有吸引力的環境，它被當作推廣歷史建筑和紀念碑的戰略工具。

（本報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一覽眾山小-可持續城市與交通”（SustainableCity），經澎湃新聞重新編輯和整理，獲Arup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