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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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典籍浩渺，文脈悠遠，位列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功不可沒。以印刷術為基礎的書籍出版業發軔于隋唐，歷五代、宋、元之發展，至晚明迎來了黃金時期。晚明到清朝的這段時期，蘇州的書籍出版業也在各方因素的刺激下蓬勃發展，成為了全國的出版中心之一，而書籍的出版、流轉和閱讀等環節更是編織起了一張龐大的社會網絡，將不同身份、不同層級的人籠絡其中，形成了一幅較為獨特的文化景觀。

吳刻最精

蘇州的書籍出版業淵源甚早，肇始于唐代，至宋代方興未艾。葉德輝所著《書林清話》卷三述及宋代各類刻書時就時常會提到蘇州，其中第一部分“宋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書”下“公使庫本”條就有“蘇州公使庫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三卷”，“郡齋本”條下也有“嘉祐四年姑蘇郡齋王琪刻《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補遺》”的記載。第二部分“宋州府縣刻書”下“平江府（即蘇州府）”中記錄了紹興十五年刻李誡《營造法式》三十四卷，第三部分“宋私宅家塾刻書”也記錄一個名為“鄭定”的私人刻書者。值得一提的是，嘉祐四年姑蘇郡守王琪所刊刻的《杜工部集》乃是杜甫詩集的最早版本，王琪本人也對蘇州刻書業做出過巨大貢獻，范成大《吳郡志》就記錄過關于王琪的事跡：

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余以給公廚兵火。

“版印萬本”的說法無從考證，或為夸張之言，但也可看出彼時蘇州刻書業正處于欣欣向榮的階段。但是，蘇州刻書現存最早的實物乃是1978年出土于蘇州瑞光塔的《大隋求陀羅尼經》一葉，現藏于蘇州博物館。此外，宋代遺留下來的刻書實物還有南宋平江府磧砂延圣院所刻的《磧砂藏》。更為重要的是，宋元時期的全國書籍出版中心尚分布于四川、福建、杭州和開封等地，蘇州雖然出現了繁榮的出版活動，但地位依舊不及四川等地。

蘇州博物館藏《大隋求陀羅尼經咒圖》

精美的《磧砂藏》

明代蘇州刻書業繼續發展，至明中后期蘇州已經發展成了全國一個舉足輕重的書籍出版中心，這在明人傳世的一些記載中可尋得端倪。嘉靖年間，于京城做官的陸深曾在《金臺紀聞》關于全國出版地的論述，在這段中陸深先引用了一段宋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的話，大概意思是說宋時印書的質量杭州最好，四川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建陽的書籍出版業雖然極其著名，但也因為書籍的質量而遭人所詬病，陸深就是接著葉夢得的話開始了自己的論述：

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陸深的論述清晰的表明，最晚至嘉靖時期蘇州的書籍出版業已經進入到了世人的視線當中。但也要值得注意的是，陸深的論述偏重于比較不同地區出版書籍的質量，蘇州的書籍出版向以精美著稱，所刻稱“蘇版”，與陸深的論述遙相呼應的萬歷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里的記載，這段記載也經常被研究蘇州書籍出版的學者所引用：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明人王延喆刻《史記》 蘇州博物館古籍圖書館藏

從嘉靖時期的陸深到萬歷時期的胡應麟對蘇州書籍出版的記載可以看出，蘇州作為全國書籍出版中心的重要地位隨著時間而日益清晰，陸深只是贊嘆蘇州“稍追古作可觀”，但胡應麟卻自然的將吳地歸為了全國書籍出版的三大中心之一。并且胡應麟還說：“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另一位明人謝肇制也曾不約而同的認為“今杭刻不足稱，金陵、吳興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

胡應麟也曾踏足過蘇州，對蘇州書坊的分布也有過描寫：“凡姑蘇書坊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閶門是蘇州商業極為繁華的地段，明代書坊多集中于此，因此書坊多冠以“金閶（金門和閶門)”二字。可惜的是胡應麟未曾久寓蘇州，對蘇州的書坊描寫也只能止步于此，好在中國印刷史、出版史的開拓者張秀民先生曾在自己的巨著《中國印刷史》中提及明代蘇州的刻書業，并且對明代蘇州閶門的書坊進行過一番考證，據張秀民先生考證彼時蘇州閶門外共有書坊三十七家，如“東吳書林”“金閶書林葉顯吾”“金閶書林振邱堂”等等。三十七家書坊中以“東吳書林”創辦年份最早，于嘉靖年間就已經存在，其余的書坊都是于萬歷之后創辦。值得注意的是，三十七家書坊中有九家都姓葉，可能是同族產業。

蘇州金閶大雅堂、五雅堂出版的《繪事備考》，大雅堂是明代延續至清代的蘇州書坊

《姑蘇繁榮圖》中的大雅堂書坊

晚明蘇州的書籍出版業能夠于全國中脫穎而出，得益于諸多內因和外因。就書籍出版自身所需的條件而言，印刷術自唐代問世后發展至晚明已經相當成熟，足矣為印刷出版精美的書籍提供技術支撐。其次，就書籍出版的外因而言，蘇州強大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動力是最為主要的原因。晚明蘇州商品經濟之繁榮已毋庸贅言，明代朝鮮官員崔浦溥因海難流落中國時曾對蘇州有過一番描繪：“金銀珠玉，百工技藝，富商大賈，皆萃于此”，繁榮的商業為書籍出版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銷售渠道。最能拉動蘇州書籍出版業發展的當屬蘇州旺盛的文化需求，清雷浚《學古堂日記·敘》中對蘇州書籍出版業的強大文化動力就有所論及：

有專精經古而不以科舉為事者，宋刺史翔鳳、顧文學廣場、陳微君奐也；有從事科舉之業而兼通經史者，吳侍郎鐘駿、馮宮詹桂芬也，其時未經兵燹，郡城藏書諸家尚在，有無通假，坊間多善本。有用之書，有力者求之即得，老師宿儒未盡亡，學者有所折衷。

雷浚此番論述將蘇州的文化動力分為了三個層次，首先來自于文人對于學術的追求，在清代表現為乾嘉學派；其次便是專心于科舉事業的士子，他們是科舉書籍穩定而虔誠的追隨者；最后便是以藏書為畢生事業的藏書家，蔣鏡寰在《吳中先哲藏書考略》中曾統計過吳中藏書家共有150余人，這些藏書家的藏書規模往往十分巨大，相對應地對書籍的消費量也十分巨大。雷浚所言雖然是清代的情形，但實際上與晚明的情況也相去不遠，而雷浚所述忽略了彼時另外一大潛在的消費群體，那就是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的普通民眾，他們對于小說、類書、歷書和家庭指南的需求完全不輸雷浚所述的三類人。

《姑蘇繁榮圖》中商品經濟繁榮的閶門

明清鼎革之后，蘇州的書籍出版業雖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遭受到了打擊，但并未因此沒落下去，蘇州繁榮的商品經濟和文化基礎依然存在，明末蘇州繁榮的書籍出版業在清代也得以延續。不少學者轉而投身于故紙堆，專心于考據之學，蘇州就不乏考據名家，他們使得不少失傳的古籍得以重見天日，這也間接拉動了蘇州書籍出版業的持續繁榮。最能夠證明清代蘇州書籍出版之盛的便是彼時蘇州出現了行會組織，其中書坊于康熙十年（1671年）設立了崇德公所，刻字行業于乾隆四年（1739年）設立了剞劂公所，這在當時的全國而言都是不可多見的。據張秀民先生考證清代蘇州書坊可考者共有五十三家，其中有些是自明末延續至清朝，也有不少是新興的書坊，較為著名者有“席氏掃葉山房”，這家書坊號稱是清代書訪刻書最多者，一直經營至民國年間。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久專辟“吳門書坊之盛衰”一節從清朝初年的毛晉論起，葉氏記載說：“乾嘉時，則有張金吾愛日精廬、黃丕烈禮居，專收毛、錢二家之零馀......黃氏時收時賣，見于《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以下簡稱《題跋記》）者，必一一注明其淵源。當時久居蘇城，又值承平無事，書肆之盛，比于京師”。葉德輝根據黃丕烈《題跋記》中記載，考證出可考的書坊二十余家，但并不完整今人考證出三十六家，其中部分與張秀民先生的記載有重復。參見之下，可見清代蘇州書坊之盛，相比于晚明而言已是青出與藍而勝于藍了。

《吳縣為重建書業公所興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撓碑》拓片 蘇州博物館古籍圖書館藏

文化貿易

蘇州以販賣書籍為主的文化貿易帶有文化和商業雙重屬性，在文人眼中，書籍盡管有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但總的而言還是用于傳經布道的，文化屬性不言而喻；商人卻將其視為明晃晃的黃白之物，但書籍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商業屬性是否能夠得到徹底實現極大地受限于其文化屬性，比如某個時代的學術風氣就能夠影響到書籍的出版與銷售，又比如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程度和書籍類型的聯系。因此，當商人或者失意文人投身于書籍出版和銷售時，他必須得好好琢磨一下這場文化貿易的生意經。

對于剛剛投身于文化貿易的蘇州商人和失意文人而言，他首先要做的便是進行市場調查以便確定自身書坊的定位。市場調查當然包括當時的學術思潮是什么，學術思潮的變化能夠極大地影響文人對于書籍類型的選擇。最為顯著的例子便是清中期乾嘉學派的興起，清代學術遠追漢學，注重考據，經史并重，如清人錢大昕就說：“經與史豈有二學”，章學誠也提倡“六經皆史”說。清代蘇州不乏考據名家，其學術風氣自然偏向于漢學，因此在乾嘉時期蘇州書坊出版的史書偏多。清代蘇州著名書訪席氏掃葉山房在乾嘉時期就受其學術思潮的影響，出版的書籍多史書類，掃葉山房現傳世的乾嘉時期書籍刻本以史書最多，包括《大唐六典》《舊五代史》《東觀漢紀》等著名史書。某時代之學術思潮對于入門的文人而言自然不難窺測，但若是滿身銅錢臭的商人則需好好打聽一番。

清代乾嘉學派的學者不僅對于書籍類型有著偏愛，對于書籍質量也有著嚴苛的要求，這里的書籍質量指兩個層面，一是書籍內容的質量，一個是對書籍的紙張、排版的要求，因此在學者們的眼中便出現了古籍“善本”這個類別。古籍“善本”的一般含義是指質量上乘的書籍，但有時候也被學者用來作為宋本的專稱，這是因為部分宋本的印刷質量確實優良，并且宋代年代久遠，書籍的內容不會因為時間流轉出現訛誤。考據學家校讎書籍時多喜以宋元善本為參照本，如蘇州著名的學者何焯在校讎書籍就多以宋本為參照，他每次在校定《后漢書》時都會用題跋記錄其事，如卷九末有批語說：“康熙甲午，心友弟得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第三卷至此卷之半，以所校字寫寄，因改正數十處”，卷五十七末也有批語：“自四十五卷至此，以北宋殘本燈下手校”。因此許多書坊主便會費盡心思的收集古本以圖買個好價錢，或者在印刷出版書籍時會以宋元善本為底本或參照本，這樣的銷量一定會飆升，明清印書多以宋本為底本或者是打著“宋本為底本”的噱頭吸引讀者購買。

宋刻本《容齋隨筆》 該書為蘇州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明刻本《太玄經》 吳江區圖書館藏
該本是仿宋本中的精品，繆荃孫就盛贊此書是“明人翻刻宋刻最善之書”

狡猾的書商為了賣出高價，也會通過各種手段偽造宋元善本，如明弘治年間李瀚據元至元刻本刻《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造假者為了將其偽造成元代善本，便將書卷末尾“弘治十一年秋河南開封府許州重刊”的識語刪去，不少人因此上當。若是購買書籍的文人并不諳于版本目錄之學，便很容易被書販所欺，甚至連乾隆皇帝的書架上也有來自蘇州的宋元贗品善本。嘉慶二年，清廷編撰《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該后編號稱著錄宋元善本，但卻有很大一部分明清版本收錄其中，而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于蘇州。但若是碰到了行家，那便不好糊弄了，清代蘇州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就記載過自己購買宋本的趣事：

聞有無錫浦姓書賈，即浦二田之后，持殘宋本《孟東野集》，索值每葉元銀二兩，故余戲以葉論價，此書猶賤之至也。此書亦即出浦姓手，書有錫山浦氏珍藏印，又有浦氏草蕡菽賞鑒印，當亦二田家藏者。二田故多宋本，后人不知盡皆散失。余向年曾得楊倞注《荀子》、錢佃本《二程遺書》，俱由浦姓賤售于某坊，某坊以之歸余者。此書浦姓賤售于某家，某家多售于書船，獲此厚值，幸余次第得之，俾宋刻勿致失墜。

明刻本《呂氏春秋》 吳中區圖書館藏

黃丕烈的記載不僅反映出宋本的價值不菲，更為我們揭示出了文人與書坊之間親密的聯系。事實上，與文人保持親密的聯系和良好的關系是書坊的主要經營策略之一，這將十分有利于書籍的銷售，畢竟與癡迷于藏書的文人相知就相當于擁有穩定的銷售渠道，此外，這還可以提升書坊主的知識文化水平，進而為自己經營書坊提供便利。除了上面那段記載以外，黃丕烈還留下不少關于自己和書坊來往記錄，這些記錄中透露出了不少書坊主的生意經，如當他們收集到古籍善本時則會首先拿到黃丕烈處：“（書坊）主人姓鄭，余數十年友也。既樸實，無時下叫囂習氣，遇有古書，必攜以相質，為余言之，不相訛也”。黃丕烈也經常與這些書坊主談論目錄版本之學，如乾隆六十年黃丕烈道經胥門“憩經義齋書坊，坊中小主人胡立群頗習目錄之學，持明刻本《蔡中郎集》示余”，二人一定就版本目錄學進行了一定交流，黃丕烈本人也曾承人過：

余每得一書，遇書友來必告以余近所得某書，其書之何本何刻，亦必曲為解釋，以冀其見聞之廣。蓋業書者未必知書，且遇罕見之本，亦往往不識，故示以所得之書，知其中之委曲也。

黃丕烈像

很多書坊主與文人之間正如黃丕烈所說一般不僅僅是買賣關系，更是書友關系，可以說書坊主和文人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極大的促進了清代蘇州書籍出版業的發展。如果書坊與文人之間建立了穩定的關系，書坊便會不留余力為自己的客人搜尋想要的書籍，如黃丕烈想要購買滋蘭堂的《楊子法言李注十卷》，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賣家，蘇州“五柳居”書肆的主人陶蘊輝卻幫他找到了，這讓黃丕烈大喜，以為“寒暑六更，再逢故物，書緣未了”。

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書坊自然會有不同的銷售策略，蘇州的文人數量再多也比不上基數龐大的百姓民眾，他們與文人士子的閱讀興趣不同，小說、歷書和家庭指南等消遣實用書籍才能受到他們的青睞。巨大的消費需求讓書坊甚至敢于違抗國家的政治禁令，出版一些為官方所禁止出版但是深受百姓歡迎的書籍，乾隆四十年江蘇巡撫薩載曾寫過折子給乾隆皇帝匯報江蘇禁書之事：“臣現又宣揚恩旨，凡有應毀之書，不拘詩文雜著以及傳奇小說，但經獻出，均可免罪”，但實際上蘇州書業堂在乾隆四十二年就出版了《濟公全傳》，并于次年再版，書業堂甚至還出版過清政府明令禁止的《西廂記》，可見這些書坊為了巨大的利潤而不惜游走在灰色地帶。

在這場文化貿易中，盡管書籍出版的商業屬性受到了文化屬性的極大限制，但是在商人琢磨生意經時也不能忽略這層因素，一些營銷手段不僅有效且十分必要。如延請名人替自己的書籍版本做校定、批注和序言，利用名人效應增加銷量，有些人甚至會將某本暢銷書托名于歷史中的某個名人，如蘇州書坊曾出版過一本《幼學須知必讀成語考》，這本書的真正作者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是蘇州書坊在出版這本書時卻將他的作者改成了丘濬，一個明代極其著名的學者。在小說等書籍里面也會增加精美的插圖以吸引觀眾，書商為了吸引讀者而對文本的內容、排版進行修改增訂也是常見的策略，前已論及的《幼學須知》最初只是作者用來教育小孩的教材，最后在眾多書商的增訂編排下成為了一本商業性極強的出版物。最能夠體現這場文化貿易中中的商業因素的是書坊在出版書籍時一般都會在書籍內加上一頁牌記，里面的內容包括書籍出版的書坊名稱和地址，甚至有時候還會包括防偽標志，有點類似于我們今天書籍中的版權頁。有些書坊會在出版某些書籍時申明他者書坊不可盜印，也會申請官府敕令強調，但在版權意識并不強烈的古代往往效果不顯。

民國二十年掃葉山房影印的《唐詩三百首注疏》，右側為掃葉山房的商標，以此來辨別書籍的真偽

結 語

當代研究書籍歷史的學者已經不單單把目光放在書籍本身上，更加注重書籍從撰寫、出版、流通到閱讀的社會和文化層面，書籍被視為一種擁有生命歷程的物品，從而讓書籍歷史的研究擁有了更加寬闊的視野。蘇州自晚明就成為了全國書籍出版的中心，無數文字在此處付之梨棗，可謂是縹緗流彩，經由文化貿易而四散開來的書籍對社會的影響究竟如何已無可評估，但肯定不可小覷，這個過程盡管不如王朝更迭般波瀾壯闊，但依然樂趣無窮。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作介紹，蘇州歷史上的文化貿易依然有許多有趣細節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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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宗和：《“冊府千年”，見證姑蘇千年書香》，澎湃新聞，2021年3月17日，本文眾多配圖來源于此文章，特此說明，以表謝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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