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真正了解馬基雅維利的著作，那就必須暫時擱置——甚至質疑——長期以來學者和大眾形成的關于其著作的一系列流行觀點。其實，它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反映的是政治思想史晚近時期才形成的一些觀念。如果要對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有一個正確的解讀，那就必須首先考察其政治和知識背景。

馬基雅維利

1469年5月3日，馬基雅維利出生于佛羅倫薩，當時強大的梅迪奇家族掌控著該城市的政局。1494年，他目睹了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的入侵，該事件使意大利從此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與此同時，在多明我會修道士熱羅尼莫·薩沃納羅拉——其本人在1498年被當作宗教異端審判處死——的道德和政治教義的鼓吹下，佛羅倫薩建立起了一個共和政府。共和政府時期，作為政府的高級官員，馬基雅維利負責國家的外交事務。然而，1512年，在西班牙和教皇軍隊的聯合入侵下，共和政府覆滅了，佛羅倫薩又重新落入梅迪奇家族的掌控之中。馬基雅維利不僅被解雇，很快還因陰謀推翻新政府的罪名被逮捕入獄，并遭受了殘酷的刑罰。直到1527年去世前，馬基雅維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治和歷史論文的創作之中，寫下了眾多的著作，比如 《君主論》（1513年）《論李維》（1513-1519年）《用兵之道》（1521年）和《佛羅倫薩史》；同時他還完成了多部喜劇和詩歌著作，尤其是《曼陀羅》（1518年）和《金驢記》。他在世的時候，只有《用兵之道》一部重要論著于1521年出版，《君主論》和《論李維》都是在他死后分別于1532年和1531年才出版的。1512年后到逝世前，馬基雅維利再也沒有擔任過任何重要的政治職務，他試圖做了一些防止意大利被外國奴役的工作，但大都是徒勞。雖然大部分學者把馬基雅維利視為一位純粹的政治理論家，但他本人還提出了一種強有力的道德哲學理論，即人類悲慘的境遇可以通過獻身于一些偉大的觀念而得到規避。他強調人性的惡，但對人類的弱點卻持一種善意的揶揄態度。在此意義上，馬基雅維利關于人性的看法反映出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道德哲學的精神。

盡管馬基雅維利本人擁有一顆無比誠摯的靈魂，還滿懷熱忱地投身于自己的共和國和整個意大利的公共事業，但是人們仍然把他視為政治詐術的導師和鼓吹者：“目的正確即手段正當”；不能以適用于普通個人的正義和正直的道德原則為依據來評判一項政治行動，它只能建立在成功與否這唯一的法則之上。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馬基雅維利從來沒有寫下上面的文字，也沒有表示過為了征服或保持政治權力，殘暴、欺騙和不忠就都是合理的。他在專制國、君主國與共和國之間做了區分，堅定地認為暴君是最邪惡的人。“在受到贊美的人中間，享有贊美最多的首推宗教首領和創立者，次為共和國或王國的創建者……相反，毀壞宗教者，挖王國或共和國墻腳的人，同給人類帶來便利與光榮的美德、文學和各種技藝為敵的人，譬如不敬神明者、愚頑無知者、暴徒、懦夫、懶漢、下賤坯，都是可恥可憎之人。沒有人瘋癲或聰慧到無以復加，達于至善或至惡，當人類的兩種品性擺在面前供他選擇時，他竟然不去贊美理當贊美之事，羞辱理當羞辱之人。”（D，Ⅰ.10）

即便是一項光榮的政治事業，比如建立一個良好的王國或共和國，不道德的手段頂多算是一種借口，而根本不能成為合理的理由。建立新的國家的時候，避免使用非道德和暴力的手段，才是最光榮的事情。“那些運用法律和制度對王國和共和國進行改革的人們，沒有什么人的什么行為能夠獲得比他們更多的贊譽了；除了諸神明之外，他們就是首先要被贊美的對象。”（OW，ⅰ.115）即便一件事本身是光榮的，那也無法洗刷它達成目標前所犯下的罪行，相反，通過正當手段達成好的政治目標才是最值得贊揚的。

馬基雅維利并不建議君主和共和國的首領“使用一切手段奪取和保有權力”。相反，他敦促政治首領們通過恰當的手段來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從而追求真正的光榮。殺害自己的公民同胞、出賣同盟、缺乏信用、毫無惻隱之心、沒有宗教信仰，一個人通過這些手段“可以贏得統治權，但是不能贏得光榮。”（P，Ⅷ）馬基雅維利的這些論述相當重要。他認為光榮是君主和政治首領應該追求的目標。不講光榮，依靠罪惡手段去謀求權力，這僅僅是君主的最后選擇。因此馬基雅維利說，像敘拉古的暴君阿加索克勒斯那樣的人只擁有“邪惡的野蠻殘忍和不人道，不允許他躋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P，Ⅷ）政治首領們只有在缺乏合適的手段去完成偉大政治行為的時候，才可以訴諸于罪惡，但也應該盡快回到正確的道路上。馬基雅維利最崇尚的英雄是摩西，說他“不得不除掉無數僅僅出于嫉妒而反對他的人。”（D，Ⅲ.30）然而，上帝始終是摩西的朋友，并在摩西殺人的時候仍然站在他那一邊。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教義是，當一個良好的政治目標使殘暴、邪惡或欺詐行為成為必要的時候，上帝本人已經準備好原諒這些行為了。這種政治倫理——馬基雅維利認為是一個好人應該提出的良好建議——比老生常談的“目的正確即手段正當”必定會更加令很多讀者不適，然而它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君主論》（拿破侖批注版）

人們還有一個流行的誤解，即把馬基雅維利的著作視為對政治生活的客觀的研究結果，并把馬基雅維利本人視為當代政治科學的先驅者之一。恩斯特·卡西爾說：“伽利略的《對話》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確實都是‘新科學’”。正如伽利略力學成為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馬基雅維利也開創了政治科學的新路徑。但是，卡西爾和其他的分析者都忽略了馬基雅維利自己的意圖：在創作全部政治和歷史著作的時候，馬基雅維利不僅像科學家那樣去描述和解釋事實，最重要的是他還像演說家那樣去勸說讀者采取行動。如果僅把《君主論》和其他的著作當作一種科學研究的文本去閱讀，那么我們可能根本無法理解這些著作的意義，也無法讀懂作者的意圖。

通過觸動讀者的心靈、調動讀者的情感，馬基雅維利試圖敦促他們能有所行動。像當時所有的人文主義者那樣，他在創作著作原稿的時候遵循了古典修辭學的原則。佛羅倫薩將雄辯術視為自由的政治生活的最高點綴，也是優秀公民必備的素養。馬基雅維利生于斯，也在這里接受了教育，因此他徹底養成了這種思考和寫作的方式。此外，他曾經擔任過佛羅倫薩共和政府第二秘書廳的秘書長，還接受過當時的著名學者馬爾切洛·阿德里亞尼的學術訓練。因為工作的需要，馬基雅維利一直從事著政治修辭術的實踐，尤其是在內政外交政策事務上，他要給共和政府的高級官員們寫信，或者時時要為共和政府的最高執政者們撰寫演說稿件。他的信件和演說稿件必須要迎合那些樂于欣賞優雅文風和論說文章的人群，因為他們都熟練地掌握著各種修辭術。

很多讀者把《君主論》視為一本政治科學手冊，但實際上它是一篇長演說詞。正如文藝復興時期很多其他的演說詞一樣，《君主論》開篇附有一篇恰如其分的序言。“尼科洛·馬基雅維利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的獻詞應該足以引起讀者的興趣。馬基雅維利必須要非常謹慎，因為他曾經是前共和政府的秘書長，而現在人微言輕的他竟然敢對新政權的事務指手畫腳。這在當時是非常出位的行為，因此他必須用一篇短短的序言來努力消除梅迪奇對自己的敵意。馬基雅維利倒是收獲了讀者的好感，他在序言中展現了自己的善良品質、為國履職的服務經歷，以及處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同時他還歷數了苦難和惡意帶給自己的厄運。他堅信恰恰是自己的身份，才使他最適宜來討論國家的事務。“我想，一個身居卑位的人，敢于討論和指點君主的政務，不應被當作僭妄，因為正如那些繪風景畫的工匠，為了考察山巒和高地的性質便側身于平原，而為了考察平原便高距山頂，同理，深知人民的人應該是君主，而深知君主的人應屬于人民。”

將《君主論》視為一份演說詞的最清晰證據在其最后一章“奉勸將意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這一章，馬基雅維利整部書可能無法引起讀者情感上的共鳴，從而讓他們有所行動。他撰寫這一章的目的就是要激發讀者的憤慨和同情，這很明顯不是一位科學家應該做的事。通過突出蠻族施加于意大利之上的殘暴和傲慢，馬基雅維利向讀者傳遞了憤慨的情感；通過指出意大利的孱弱和無助，他又向讀者傳遞了同情的情感：“比希伯來人更受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壓迫，比希臘人更加分散流離，既沒有首領，也沒有秩序，受到打擊，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躪，并且忍受了種種破壞。”（P，XXVI）很多馬基雅維利的評論者認為最后一章與《君主論》前面的內容存在沖突，但事實是“奉勸章”才是整部著作最恰當的結尾。

馬基雅維利在自己所有的著作當中無數次地提到了古典和現代的歷史人物，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論證更加生動清晰和具有說服力，從而激發人們產生熱情去效仿偉大的政治和軍事首領。“當論述君主和政府都是全新的君主國的時候，我援引最偉大的榜樣，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異”，因為一個理智的人必須要效法偉大人物的足跡，即便“能力有限無法像他們那樣強大，但至少會帶有幾分氣派。”（P，VI）基于同樣的原因，馬基雅維利大量使用了明喻、象征和隱喻。在解釋君主必須能夠運用詐術和暴力的時候，他借用了獅子和狐貍的象征。在論述君主絕不應該依賴援軍的時候，他在《圣經》當中找到了一個“特別合適的人物形象”來說明問題。“大衛請求掃羅王讓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戰者歌利亞戰斗。于是掃羅為著使他壯膽，把自己的鎧甲給他穿戴，可是當大衛試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謝絕了。他說，鎧甲限制了自己的力量，他寧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刀同敵人周旋。”（P，XIII）

把馬基雅維利視作一位演說家而非政治科學家，這個判斷可能會削弱他在一些讀者和學者心中的地位，因為他們認為政治學應該通過類似其他社會科學甚至是數學的方式，來加以研究。但是我認為，基于歷史知識的政治學研究要比18世紀開始就取得智識霸權地位的科學路徑，來得更加有效。我強調馬基雅維利的演說家身份，這將使他居于當代學者之上，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恢復了事情本來的面目。

另外一個關于馬基雅維利的流行看法是把他視為政治男權主義的始作俑者。馬基雅維利堅信自主、理性的男性價值優于依賴、非理性的女性價值，因此他的政治活動就像是一個充滿焦慮感的男人誓死捍衛某些男性氣質。但是，撇開當時的歷史環境，馬基雅維利在評論現實中的女性時，使用了平等的語言。馬基雅維利曾經與一位妓女里恰保持了多年的情人關系，他稱呼她為“女性朋友”（amica）。他平等地對待女性，有時甚至甘愿淪為她們的附庸。里恰小姐跟馬基雅維利對話的時候，則把他當成一位男性朋友。一旦她厭煩了貧困潦倒的馬基雅維利，就直接稱呼他為“家里的害蟲”，正像馬基雅維利的老朋友多納托·德爾·科爾諾叫他“店里的害蟲”一樣（L，278）。在頗具自我幻想色彩的詩歌《金驢記》（Ⅵ，25-7）當中，馬基雅維利講述了對待女性的平等態度和他們之間的友誼。故事的主人公說：“過了片刻，她（喀耳刻女巫的侍女） 還有我，便一起絮叨了許多許多的事，就像一個朋友與另一個朋友在對話。”馬基雅維利這里寫“另一個”的時候，使用的是陽性的意大利語單詞l'altro，表示的是一個男人與另外一個平等的男性朋友之間的對話。

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和他的個人生活充分證明，他樂于犧牲自主的男性價值而換取依賴的女性價值，并且他也十分樂意委身于激情。1515年1月16日，弗朗切斯科·韋托里寫信給馬基雅維利說，“再也沒有比性愛更幸福的事情了。男人可以按照喜好發表各種高談闊論，但這是一個純正的真理。”（L，311）馬基雅維利則在回信中附了一首十四行詩來表達愛的力量，他說即便自己知道如何掙脫愛情的鎖鏈，他也不會那樣做，因為“這些鐐銬甜蜜，時輕時重；它們把我重重綁縛，以致使我認為，沒有這種生活，我會活得毫無樂趣可言。”（L，312）他知道愛情會給自己帶來痛苦，但是美妙的女性則太過強大和誘人。“我在其中享受了如此的甜美，既因為那美好和溫柔的容顏，又因為它使我忘掉了生活中的艱難困苦；這世間我最不想要的就是那些痛苦的回憶，而我得到了解脫。”（L，293）如果捍衛自主是男權主義的典型特點，那么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確是名不副實的。

幾個世紀以來，馬基雅維利被視為暴君的導師、狂熱的共和主義者，或者一個為了權力而愿意委身于任何主子的人。但是，1521年當佛羅倫薩前共和政府的正義旗手，同時也是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庇護人皮耶羅·索德里尼，要為其提供一個為雇傭兵首領普羅斯佩羅·科隆納擔任秘書的高薪職位的時候，馬基雅維利拒絕了，盡管當時他基本賦閑在家，唯一的工作是以微薄的收入受樞機主教朱利奧·德·梅迪奇的委托在編纂佛羅倫薩的歷史。早些時候，馬基雅維利還拒絕了出任拉古薩共和國的高級行政職位的邀請。由此可見，馬基雅維利并不是一個愿意攀附權貴的人。

與其去追求權力，馬基雅維利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治國才干和正直品格。在1513年12月10日寫給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的著名信件中，他流露了希望梅迪奇雇用自己的強烈愿望，哪怕是能夠出任最微不足道的職務。馬基雅維利通曉治國之術，并且對共和政府懷有無可置疑的忠誠。他希望梅迪奇能夠閱讀自己寫就的“這小小的一卷書”，并認真考慮自己曾經對佛羅倫薩所做的一切。“到時候，我若不能獲得他們的眷顧，我就只好怨自己了。他們讀了這本書（《君主論》的手稿）就會發現，十五年來我既沒有睡大覺，也沒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鉆研治國的技藝，誰都會樂于接受一個能從他人失敗的代價中汲取豐富經驗之人的服務。至于我的誠實，應該沒問題吧！因為我一直保持著誠實，所以現在也不會去毀掉它，況且像我這樣一個四十三年來一直保持誠實的好人，是不會改變自己的本性的；能夠見證我的誠實與善良的，正是我的貧窮。”這絕不是一位熱衷于向任何形式的政權乞食的人能夠說出來的話，而更像出自一位愿意獻身國家，并渴望成就偉大功績的公民之口。

由于梅迪奇家族持續的敵意，除了一些十分卑微的差使之外，馬基雅維利再也沒有能夠擔任任何高級的職位。1521年，作為佛羅倫薩任命的使節，當馬基雅維利被派往摩德納附近的卡爾皮去參加方濟各會修士大會的時候，他還要為梅迪奇處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馬基雅維利到達卡爾皮后，在佛羅倫薩羊毛業行會的一位官員的請求下，他甚至還要去處理一件更加不光彩事務——找一位四旬齋節的布道者。即便這件事對自己的才干和名譽是一種侮辱，馬基雅維利仍然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為共和國服務。“無論何時只要能為共和國排憂解難——若無法以行動，便以言辭，若無法以言辭，便以表情——我都不曾讓她失望，所以現在我也不打算讓她失望。”馬基雅維利親身實踐了自己宣揚的教義。在《論李維》當中，他還說“地位尊貴的公民，不可蔑視人微言輕的公民。”（D，Ⅰ.36）

《論李維》

馬基雅維利最有意義的工作是其關于政治自由的共和主義理論著述。他創作《論李維》來復興古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智慧，并以其為摹本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政府形式，以及何種精神倫理最適于維持自由和偉大共和國的重要思想。他認為良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合理的軍事規范，因此，他還創作了《用兵之道》來復興和實踐古羅馬傳統的軍事制度（AW，Preface，4-5）。在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佛羅倫薩史》中，他敦促人們吸取先輩們的沉痛教訓，避免他們曾犯下的錯誤，使自由喪失，城市腐化，同時，他希望人們能夠遵循共和國政治那些真正的原則，最終過上一種自由的公共生活。

后世的政治理論家承認，馬基雅維利是共和主義傳統的一個分水嶺。共和主義發端于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政治觀念，在數世紀的時間里發展出了關于政治自由及其制度和道德條件的一系列觀念。但是只有到了馬基雅維利的時候，共和主義政治觀念才開始面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現代意大利社會的所有問題。基于這個原因，當然也因為馬基雅維利的優雅文風，所有現代的共和主義思想家都能夠從他的著作中得到啟發和教誨，即便他們也提出了不少的批評。

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與他個人真正的政治信仰，無法畫上絕對的等號。正如兩位著名學者最近指出的那樣，他從來都不屬于梅迪奇政權的一份子。梅迪奇政權（1512-1527年）本質上是君主制的，它的重要家族成員控制著城市的政治。因此馬基雅維利從未贊揚過該政權，梅迪奇也從未認為馬基雅維利是其朋友。馬基雅維利曾明確地表示共和制政府優于君主制。“說到做事的精明和持之以恒，我以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穩健，判斷力更出色。人民也許在大事上、或在有益的事情上出錯，就像前面說過的那樣；但是，君主不是也經常因為自己的欲望而栽跟頭，并且次數大大多于人民。還可以看到，在推選官員上，他們的選擇遠勝過君主；人民也從來不會惑于言辭，把榮譽授予聲名狼藉、腐化墮落之徒；而勸說君主不但容易，手法又何止千萬。”除此以外，他還說，“可以看到，在人民擔任統治者的城邦，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超乎尋常的擴張，比一直受君主統治的城邦大得多。例如驅逐了國王后的羅馬，以及擺脫了皮西斯特拉圖斯后的雅典。民治優于君主統治使然，除此而外，再無其他原因。”（D，Ⅰ.58）

另外還有一份關于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立場的強大證據，那就是1521年他在樞機主教朱利奧·德·梅迪奇的一再要求下，謀劃了一份佛羅倫薩憲制改革的建議書。在這份文本中，馬基雅維利公開建議這位權高位重的樞機主教恢復城市的共和政治。他解釋說，佛羅倫薩的平等傳統使人民無法容忍一位君主，如果硬要給這個城市安排一位君主，那就是殘暴和令人憎恨的行為。不滿足人民的需求，城市就不可能擁有一個穩定的共和國。唯一讓人民滿意的辦法就是“重新敞開政府的大門”，也就是恢復共和制政府。除了共和主義，馬基雅維利再也不可能有其他更明白、更重要的立場了，因為這份建議書的直接呈送對象是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樞機主教梅迪奇。

《曼陀羅》（五幕喜劇）

除了重要的政治和歷史著作，馬基雅維利還創作了意大利最優秀的戲劇之一的《曼陀羅》。他完成該作品的時間大概是在1518年前后，或許他當時正處于人生最難過的時期。那時他已經六年沒有任何工作了，也完全沒有可能得到一份來自于佛羅倫薩或羅馬的新工作。他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與家人僅靠著鄉下的一點薄產而苦苦掙扎。他甚至曾經幻想過拋棄佛羅倫薩和家人而去外地教小孩子讀書寫字。然而，他還是選擇留在了佛羅倫薩，并創作了一部讓觀眾捧腹大笑的著作。如果有人覺得寫這樣的故事會使一位睿智和嚴肅的人顯得不甚得體，那么馬基雅維利說：“請找這樣的借口吧，為了讓他痛苦的人生變得好受一點，他不得不進行瑣碎的思考；否則他又能做什么呢？真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文不名了。”既不是什么軍官上校，也不是什么立法者、君主，這部戲劇的主人公們包括了“一位憂郁的情郎，一位無論怎么看也不精明的法官，一位邪惡的修士，還有一位無惡不作的食客”。整部作品都不是要激勵人們去效法高尚的道德模范，而僅僅是為了博人們一笑。馬基雅維利說，“如果你不笑，我愿意替你出酒錢。”（OW，Ⅱ.776-7）

馬基雅維利既能寫嚴肅的政治著作，也能寫一些短小、詼諧和自嘲的作品。他生活在這種哲學精神之下，甚至還做過一番理論上的總結。馬基雅維利在一封寫給韋托里的信中說：“任何人要是看到我們的書信，我敬愛的同道啊，看到它們的豐富多彩，必定會大為驚訝。乍一看，我們似乎都是嚴肅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重大事務，頭腦中流過的任何想法，無不關乎莊重、篤實。不過翻到下一頁，讀者就會發現，我們——仍是同一個我們——猥瑣、輕浮、好色，專愛干些荒誕不經的事。這種行為若在有些人看來是可鄙的，在我看來則是值得稱道的，因為我們是在效法自然，多變的自然。任何效法自然的人都不應當受到非難。”（L，961-2）。很少政治理論家能夠像馬基雅維利這樣把不同的思想維度調和在一起，嚴肅與瑣碎、尋常與宏大、相對與絕對。正是因為他表現出的獨特的智慧和深邃的人性特質，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在今天仍是值得認真閱讀的。

本文為“大家讀經典”系列之《如何閱讀馬基雅維利》的導論，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如何閱讀馬基雅維利》，【意大利】毛里齊奧?維羅利/著 劉國棟/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