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長王清憲在參加安徽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安慶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為什么桐城有這么深厚的文化底蘊，這么多的院士、企業家，在安徽縣域經濟實力排名卻從第2掉到了第16，沒有成為前5？”

為回答“省長之問”、桐城未來如何實現跨越發展之問，桐城官方媒體推出【回答“省長之問”系列談】專欄，以期引導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提振信心、守正創新、凝心聚力，鍛長補短，為桐城“進十強、沖千億”而努力奮斗。

該專欄推出的首篇文章——《關于“省長之問”的幾點思考》，出自桐城人、經濟學博士、上海固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治中之手。

桐城六尺巷。項順民 攝

以下為全文：

關于“省長之問”的幾點思考

誠如王清憲省長所言，桐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得改革風氣之先，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銷售“大軍”遍及全國，桐城經濟一度躋身安徽縣域前列，可謂是“風景這邊獨好”。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桐城經濟開始漸顯頹勢，省內排名逐步后移。“省長之問”著實讓所有桐城人印象深刻、心情沉重。

作為桐城人，我覺得桐城由盛轉衰的深層次原因，可以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找到一些“答案”，換言之，誰抓住了時代機遇，誰就能笑傲群雄！

第一，短缺經濟的時代大背景下，桐城經濟確實“高人一籌”。

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總體上仍處于短缺經濟階段，全國的工業化也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工業初級制成品供給嚴重不足，而市場需求又十分旺盛，對產品技術含量要求不高，如一些機械零部件產業、瓶蓋產業等，催生了桐城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成為當時安徽省內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至今仍被桐城人津津樂道，乃至深深懷念。

第二，桐城人市場經濟意識相對較強。

改革開放后，老百姓從本來人均就很少的土地束縛中得以解脫出來，再加上農村改革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農業生產本身的季節性因素，閑暇時間就比較多，“上班是工人，下班是農民”的現象很普遍。

桐城文化傳統中，家家戶戶對教育本就十分重視，崇文重教的傳統傳承了幾百年，就當時來說，桐城人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在總體上要高于其他縣（市）。從土地上解脫出來后，桐城人開始“睜眼看自己”，要向市場找飯吃，核心命題是“怎么多掙點錢”；而在皖北地區，甚至當時的合肥三縣（肥東、肥西、長豐），由于人均土地多，分田到戶農民有了自主權后，老百姓的精力更多地都放在農業上，其考慮的首要問題是“怎么多打點糧”。

在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初，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還是顯著存在的，直到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后，這個紅利就釋放殆盡了。從這個角度上講，桐城由于人多地少的縣情，率先嘗到了農村改革的紅利；今天就全國范圍看，人均土地資源多的地方，經濟還是比較落后，如東北；人均土地資源少的地方，反而經濟都比較發達，典型的是浙江。桐城人市場經濟意識快人一步、高人一籌，也是土地資源稀缺給逼出來的，否則會同樣陷入“農業路徑依賴的怪圈”。

第三，競爭比拼催生了桐城鄉村經濟的一度繁榮。

在1992年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主要是高校擴招）之前，桐城的年輕一代還是想通過高考這條途徑徹底“跳出農門”，但人數總體上還是有限的。

許多沒有走通這條路的桐城后生，他們也不甘落后就此沉淪，紛紛到投身到“辦企業、跑市場”這條道上來，高中畢業生在桐城當時是很大的社會群體，這是其他縣（市）所沒有的一筆豐富而寶貴的人力資源。

從經濟學分析來看，農村改革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取得的顯著成果就是：生產要素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由“土地”讓位于農村的人力資源，并成為“第一位”驅動要素。

第四，創新精神不足，畏懼風險心理的束縛，桐城開始從繁榮走向衰落。

地域傳統文化對桐城人的影響根深蒂固，崇文重教是因為崇仕、崇學，因此，桐城的院士、專家、教授多，而一流的企業家（民企）少，而廣東、浙江一帶崇商傳統源遠流長，一流的企業家（民企）則更多些。

今天許多研究桐城文化的，首提“桐城派”，但就桐城經濟發展而言，我更傾向于地域傳統文化對桐城的影響是“宰相文化”，“宰相文化”核心邏輯是“二把手文化”，即不愿意去擁抱創新、探索新路、頂住壓力、奮不顧身，不愿意去承受更多的風險，求穩求安心態是主流。

今天桐城辦企業者眾，作坊式生產者多，業態基本相似，產品幾乎同質，在市場上相互擠壓且無序競爭，產品毛利越擠越薄，企業也普遍長不大，只求年年橫向的銷售規模有所擴大，而不重視企業產品、技術的升級與換代。此時我們還應認清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中國經濟已經由“短缺經濟”階段進入了“過剩經濟”階段，桐城的主導產業、傳統拳頭產品，就全國市場來說，都是“過剩”的，“紅海一片”。

地域傳統文化的小富即安、得過且過、不敢創新，制約了桐城企業家的思考與行動，沒有及時推動企業的轉型，沒有加大企業研發投入與產品升級，企業還是當年的企業，但市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桐城文廟。項順民 攝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核心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時期“開放”的作用反超了“改革”。桐城曾得改革的風氣之先，但沒有抓住這一輪全方位開放的機遇，這與地理區位也有關，也與語言、僑外關系有關，桐城企業對海外市場重視，遠沒有對國內市場的重視，而開放則是倒逼產業轉型升級的有效手段，可以“放眼看世界，回頭看自己”。桐城為何沒能抓住深度“開放”的時代新機遇？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第一，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桐城沒有及時推動傳統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調整與轉型。

中國已經從短缺經濟變成了過剩經濟，傳統產業基本上處于過剩狀態，再加上桐城的外貿外銷外資又沒有及時發展起來，也更談不上更高層次的“嵌入全球產業鏈并與之配套”。眾所周知，江浙滬一帶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的外向度是很高的，要么出國辦廠，要么與國際大公司配套。

第二，大多數桐城企業的創辦人沒有完成從“生意人”向“企業家”的躍升。

受桐城文化的影響，學而優則仕，小而富則安，大家不愿意為自家企業的長遠發展投入更多的研發力量（因研發短期內難見成效），視野不夠開闊，喜歡“做巧事、賺快錢、走關系”，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也就是外界人所說的“桐城的小精明”，不是以過硬的產品品質來贏得市場，而是以自己的技術壁壘來鞏固市場，停留在“一筆生意就是一筆生意”“一個單子就是一個單子”的業務狀態，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優勢，必然沒有企業的平臺化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

第三，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不足，導致對域外資源融合能力不強。

金融是經濟的活水，企業家資源是核心資源，企業家是善于運用金融手段促進企業發展的。以當前桐城的經濟體量規模來看，至少應擁有2-3家上市公司，但目前桐城就是沒有一家上市企業，縣域經濟證券化率（上市公司市值總和/GDP）為零。

眾所周知，上市公司不僅僅是一般簡單意義上的企業，更是一個信用創造的裝置，它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手段整合資本，為企業發展所用，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江浙地區一個縣往往有幾十家上市公司。

桐城企業家的資本市場意識一直不強，與江浙企業家的差距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覺得企業上市與自己很遙遠，且高不可攀，江浙的企業家從創業開始就瞄準上市；桐城企業家對企業當年盈虧很在意，對提升企業價值并通過資本市場實現價值，則很陌生，與江浙企業家的考量正好相反，這也正應了桐城的一句老話“抓住了芝麻，丟掉了西瓜”。

此外，就政府平臺公司運作而言，“有多少粉做多大粑”的觀念很深，“無錢要辦事，小錢辦大事”本領需要增強，桐城民營企業賺了的錢，都沉淀為銀行存款，桐城的金融信用必然處于收縮狀態。

第四，桐城抓戰略性新興產業抓晚了點，抓大項目、抓人才回流也抓晚了點。

應該說，桐城最近兩屆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決心，才把全市工作重心轉移到新老產業發展上來，瞄準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抓招商，上項目，促發展，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殊為不易，這為桐城“十四五”發展奠定了一個基本盤。

此外，桐城的營商環境、信用環境還有優化提升空間，營商環境要加快從“做什么事都要找人”向“找什么人都不管用”的狀態轉變，信用環境重點是建立“契約精神”，以優良的營商環境、信用環境吸引投資、發展產業、提振經濟。

作者簡介：

程治中，安徽桐城人，經濟學博士，曾任職上海市委研究室、上海實業集團公司，現任上海固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

（原題為《桐城官方發文，回答“省長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