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關于“少子化”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今年1月23日，日本新年度的國會開幕。首相岸田文雄在具有象征意義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明應對“少子化”將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務。相關政策的緊急程度甚至凌駕在先前備受關注的國防預算之上。日本所有報紙都在頭版最顯眼的地方用大篇幅對此進行了報道。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估算，2022年日本的新生人口大約在77萬人左右。雖然政府對于跌破80萬這個節點早有預想，但它如此快速地變成現實還是讓全國感到憂慮。在某種程度上，日本似乎和“低出生率”實現了一種捆綁。雖然它甚至不再是東亞地區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但“少子化”和動漫、地震等現象一樣都變成了人們在談論日本時的一個常用符號。當然這種討論在亞洲更為明顯。戰后的日本靠著一種國家主導型的經濟成長模式的輸出在區域內實現了曾經的軍事侵略也無法達到的影響力。但它隨后的衰敗也讓后發國家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走上日本的老路。這種對歷史重復的恐懼以及試圖找到藥方的焦慮使人們更迫切地對日本社會進行觀察和解釋。如果僅從政策研討時間、投入預算等客觀數據來看，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在世界范圍內都屬最前列。但長久處于低位的出生率也不斷提醒著我們問題的答案似乎總在別處。

當地時間2022年5月5日，日本東京，民眾在黃金周期間慶祝兒童節。

日本少子化簡史

在戰爭結束僅兩年后，日本就迎來了第一次的“嬰兒潮”。即使國家還沒有徹底完成重建，但是建立在和平與民主之上的對于未來的樂觀還是讓日本民眾愿意組建家庭并實現生育。1947-1949年日本每千人的出生數分別是34.3、33.7和33.2。這一批后來被稱為“團塊世代”的新生者也成為了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最重要支撐力。但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三年之后的日本出生數就開始了下滑。許多因素復合性地造成了這種局面：女性開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高等教育率的提高以及隨之到來的晚婚，還有正式得到法律承認的墮胎權。從1954年開始，日本的千人出生數就始終低于20。即使“團塊世代”到了成家的年齡并造成了“第二次嬰兒潮”（1971-1973年）時，這一數字仍然停留在19左右。另一個也許是更為重要的統計數據則是“總和出生率”（日語：合計特殊出生率）。它用來表征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這一數據至少要達到2.1才能夠實現同等規模的世代更替。換句話說，相較于千人出生數而言，總和生育率更與大眾想象中的“民族存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日本從1975年(1.91)至今，該數據一直處在“標準”以下的水平。

正如社會學告訴我們的，一個社會問題在現實中發生與它被認定為“問題”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時間差。日本走低的出生率真正變成“少子化”問題其實經歷了約20年的時間。1990年日本發布了前年的“總和出生率”，這一數字達到了前所未見1.57。它所引起的廣泛討論被媒體稱為“1.57 shock”。1992年，當時的經濟企劃廳發布了《國民生活白書》。該報告的副標題為“少子社會的到來——它的影響與應對”。報告首次把“少子社會”這一個概念進行了綜述并強調了它對國家長期的負面效果。由此，日本和“少子化”的博弈真正拉開了帷幕。

1994年，在當時的文部省、厚生省、勞動省和建設省四個部門的合議后，“未來生育支援政策基本方向”得到發布。該文件闡述了建立一個工作和生育能夠兼容的社會的決心。5年后的1999年在新加入了主管財政的大藏省和地方事務的自治省后，更為具體的“少子化對策重點實施計劃”得到通過。這兩個方針性文件又被稱為“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雖然它們的制定多少有些探索和實驗性的意味，但包括育兒休假和看護補貼等制度的設立還是為后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它們也一起指導了日本少子化對策的第一個十年。建立在對它們的總結之上，日本國會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和《次世代育成支援推進法》。從2003年開始施行的這兩項法案為少子化政策賦予了正式的法律支持。

此后，不管首相更迭甚至是執政黨本身的輪替都沒有阻礙少子化總方針的制定。在今天的日本，每隔五年相關部會都會回顧上一階段的推進情況并在反饋的基礎上制定下個大綱。比如，2020年制定的最新“五年計劃”的目標是讓出生率達到1.8。為此，政府需要“整備符合令和新時代的大環境。在識別國民關于結婚、懷孕?生產和養育的期待的同時，尊重男女彼此的生活方式。根據個體的選擇，打造一個每個人可以在希望的時間生養希望數量的孩子的社會”。

在具體的實踐中，日本的少子化政策雖然“綱舉”可不總是“目張”。低生育率對策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復合性：經濟、文化、醫療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可每一個主管的政府部門都有著自己的組織和利益。由此，重復、矛盾或者博弈一直相隨。更不用提每一屆政權也總愛提出自己新的口號和目標，它們與大綱之間的關系又并不總是明確的。無論如何，每個五年的周期確實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項目及側重點。比如2010年到2015年期間，解決“待機兒童”（日語指東京等大城市中無法進入保育設施的低齡兒童）問題成為了一個重點。一定期間內，50萬左右的新增名額得到確保。而在上個五年中，政府則強力推動了“工作方式改革”。雖然很難說包括杜絕加班、改善非正規雇傭待遇以及錯時通勤等目標完全得到了實現，但是這種把職場的改進和下一代的生養結合在一起的努力確實成為了社會的一個共識。此外，在進入21世紀后，日本社會的另一股潮流則是實現更為均衡的地區間發展。通過政策和財政的補助讓新家庭能夠在小城市或農村更容易地生產和生活成為了少子化對策在過去20年間又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向。

當地時間2022年8月18日，日本橫濱，孩子們在公園噴泉中玩耍。日本2022年新生兒數量低于去年的歷史最低水平，這被日本政府最高發言人稱為“危急情況”。

“異次元對策”的政治學

回到開頭岸田首相提出的新少子化對策。如果作為又一個五年大綱下的具體項目來說，它或許不會吸引到如此巨大的注意。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他給自己還沒有完全成型的計劃冠以了“異次元”這個略帶戲劇性的稱號。根據岸田的說法，新對策將不問性別和年齡容納所有人參與。再者，未來這一計劃的推動力度和覆蓋范圍也會和以往的政策處在一個不可同日而語的“次元”之上。政府會從3月開始進行密集的研討，而具體的措施則預計在6月向社會公布。

從已有的信息來看，岸田的“異次元少子化對策”將由三個基本部分組成：第一是包括生育補助在內的經濟援助將會擴大；第二是托育機構等各類服務保障會更加充實；第三則是會繼續推進上文提到的工作方式改革從而讓父母在工作和家庭間實現進一步平衡。僅從這些大方向來看，岸田新政似乎并沒什么太新的地方，這讓人懷疑“異次元”根本就是又一個諸如“安倍經濟學”等日式行政的“新詞游戲”。但另一方面，政府此次的決心和創意和以往相比確實有了更新。比如1月31日執政黨表示將會推進對年輕家庭的住宅補助。其中的一個可能方向是把現有分布在各地的空宅進行翻新。這些長久無人居住但又因為復雜法律手續而無法再利用的房屋在這幾年成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它們可以幫助年輕家庭解決住房難則不失為一舉兩得的手法。更具象征性的一個舉動無疑是2月10日內閣閣議決定從今年的4月開始將孩子出生時的一次性補助金從目前的42萬日元提高到50萬日元（約2萬5千人民幣）。重點在于：由此產生的部分額外費用會從75歲以上人口加入的醫療保險費中籌得。到目前為止，相關的費用基本都是由更為年輕的群體的健保費來承擔。政府計劃到2024年會把目前上限為每年66萬日元的老年保費提高到73萬，而到2025年更是會增加至80萬。此舉的邏輯在于：既然越來越長壽的老年人是社會保障的受益者的話，他們也有理由在一定的程度內承擔少子化對策造成的新負擔，因為新的世代才是未來保障之“源”。把之前從未“動刀”的這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執政黨的穩定票倉）作為改革的“起手式”，岸田政府的宣誓意味不言而喻。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昭和世代為公奉獻的精神還是日本確實像大家所說的是“先富后老”，在財源這個次元的擴大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反對聲浪。相反的，現下最大的爭論出現在福利覆蓋范圍的次元里。日本現行的育兒補助除了剛才提到的出生時一次性給予外，最重要的是每個月都會發放的補貼。具體來說，未滿三歲的孩童每個月有1萬5千日元（約770人民幣）的補貼，三歲以上則是1萬日元（但第三子及以上可以保持原來金額）。這筆錢一直能領到孩子上中學。另一方面，這一育兒補貼對家庭的收入水平有著明確的限制：年收在900萬日元以下的家庭才可以領取全額，1200萬日元以上的則沒有資格，兩者之間的可以領取部分（當然其中還有各種復雜的特例計算）。此次岸田政府則提出應該廢除現有的年收限制以統一的金額發放這筆補貼，而領取時間也計劃繼續延長到孩子上高中。爭議的一個關鍵在于，這種全民（家）發放的政策在民主黨政權（2009-2012）時曾經被推行過一段時間。但當時在野的自民黨從立法階段就開始進行全方位的反對。他們指責這種“大撒幣”的政策只會加重財政的負擔，并且對于緩解少子化沒有任何的用處。民主黨政權因為自身缺乏執政經驗再加上百年一遇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失敗草草收場。這些年自民黨一有機會就對這一“噩夢般的執政”（前首相安倍用詞）進行嘲諷。他們用近乎“恐嚇”的態度來提醒選民即使不支持執政黨也不要投給反對黨，并讓自己在冷淡的政治參與環境下保持長期執政。在這一背景下，自民黨關于育兒補貼的180度大轉彎自然成為了一個大事件。在反對黨的群起攻擊之下，黨干部只得表示：時代不同了，我們確實應該反省。

可能不少人一個直覺性的反應是：取消收入限制是否有不公平的嫌疑。但日本主流的評論都指出財富再分配已經靠著稅收政策等得到了實現，再對育兒補貼的這些金額進行分層確實也沒有太大必要。同時也有論者點明了在“舊規新隨”這一表面的執政矛盾背后更為深層的政治思想差異。資深評論員尾中香尚里就談到了其中截然相反的“育兒邏輯”。民主黨所發的“平等”補助是以孩童“個人”作為政策對象。監護人可以自由選擇把錢花在家庭照料上還是尋求專業的社會機構。而自民黨一直以來堅持的差異性補貼則始終以“家庭”作為政策對象。低收入的全職主婦很難選擇把孩子托育然后自己出門工作，因為這樣做家庭收入很有可能超過資格限制。換句話說，傳統的兩性分工和家庭價值才是保守的執政黨真正想要堅持的核心。但現實中就連他們也不得不尋求改變，也可見少子化巨大的沖擊力。

當地時間2020年5月28日，日本中部豐田市，當地一家醫院內，一名新生兒戴著防護面罩。

少子化的問題化

根據專家的計算，1980年與家庭相關的預算支出占日本GDP的0.46%。這一數字在2019年增長到了1.73%。但和翻了好幾倍的投入相比，日本的出生率就連維持在一個低水準都顯得非常吃力。如果以一個悲觀的態度來看，這40年間所采取的無論保守或進步的措施都可以說以失敗告終。但一個反論是，如果不是有如此巨大的投入，說不定現在生育率會低到更無法維系的地步。由此，即使不依靠艱深的理論我們也能直觀地認識到社會問題的識別、政策的制定以及最終效果的判斷與觀察角度和立場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少子化”交手了近半個世紀的日本研究者們事實上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關于少子化問題建構與解構的有趣觀察。

一個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是學者內田健對于“少子化”的話語分析。如前所言，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1992年的《國民生活白書》。而內田指出在這份報告中低生育率問題被和人口的老齡化捆綁在了一起。報告強調少子化的一個后果就是勞動力的缺乏。隨之而來的公共財源縮小也會讓社會保障無以為繼。進而內田讀出了一種對于年輕世代只顧自己玩樂而不承擔包括成家立業等在內的社會責任的批判。直到今天，“少子高齡化”也總是在言說中連帶出現。但內田反過來指出，如果細看年輕人不結婚的理由，會發現生活成本的增高——包括照料老年人的開銷——是年輕人不結婚的一大原因。換句話說，“老齡化”也是“少子化”的一個因。如果沒有意識這兩個要素互為因果的特性而只偏重一方來制定政策的話，很有可能會讓它的推行缺乏可持續性。

社會學家赤川學在近年來針對低生育率的相關對策提出了更尖銳的批判。其中更包含了不少“不方便的真相”。赤川認為在近30年里日本的少子化對策逐漸變成了職場“男女平等”對策的一個翻版。參與到政策制定中的學者和官僚大多愛引用歐美發達國家的例子，指出一個國家的女性職場參與率越高它的出生率也會越高，因此政府要做的是從為女性營造一個更友好的工作環境入手保證雙職工家庭在公和私之間的平衡。但是赤川卻指出女性的職場活躍程度和出生率并不具備直接的關系。部分專家所舉的例證來自于對樣本的偏差性計算。事實上，這兩年來包括北歐的芬蘭等男女平等指數非常高的國家也出現了無法制止的出生率下滑。赤川的這一解讀非常容易被拿來作為武器去攻擊性別平權等所謂“政治正確”（事實上部分的日本右派也確實這么做了）。不得不強調的是，在日本的大環境下，大多數的“政治正確”確實也是正確的。舉例來說：上文提到的1989年出生率1.57給日本社會帶來的震撼。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在戰后歷史上只有1966年曾經達到過類似的水準（1.58）。但那一年出現這樣的情況卻被普遍認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根據舊歷該年正好是“丙午年”，迷信認為這年出生的女孩性格強勢甚至是“克夫”。

赤川從頭到尾都沒有主張過要把女性趕回家庭才是提高出生率的合理選項（數據也同樣不能有效地支持這一結論）。他指出少子化的根本原因可以被分成兩部分：1、年輕人不結婚，2、結婚了不生孩子。日本人的“生涯未婚率”從上世紀80年代的男女均為5%以下發展到了2020年的男性28.3%和女性17.8%。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日本夫婦婚內的平均生育孩子數在1972年是2.2個，而近幾年雖然有所下降，但還在2.0附近徘徊。在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后，他提出上述兩個因素對少子化影響程度的比例大約是壓倒性的9比1。由此，創造一個夫妻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的環境確實是有幫助的，但它無疑只發揮了間接性的作用（緩解了因素2）。一個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有什么政策是可以直接提高結婚率本身的呢（因素1）？在一個不可能立法強制民眾結婚的民主社會中，看起來政府能做的也只有讓結婚的“硬件成本”變低以及掃清婚姻市場上男女之間的匹配障礙了。近年來日本政府也確實在大力資助各地活用AI等技術進行相親系統的研發，其中大部分的成本費都會由國家來買單。

赤川研究更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把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對象窄化到某個特定的群體后，其他群體則會自動被忽略。在專家和官僚致力于改善雙職工家庭的生育情況時，家庭主婦的相對剝奪感自然會上升，更不用說潛在的專業“主夫”群體了。換個更激進的角度來看：“婚姻”的最大阻礙不就是“婚姻制度”本身嗎？已知：婚后生育孩子數沒有過分減少只是人們不再結婚，那么：徹底營造一個0門檻的“婚姻狀態”不就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嗎？赤川的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這種觀點，他指出性別更平等的國家不止女性在職場上的活躍程度高，非婚生育現象也十分普遍。比如在“生育率優等生”的法國，“婚外子”比率就達到了59.7%，而這個數字在日本只有2%左右 。當然這種對傳統家庭觀進行徹底變革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社會接受將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類似的，關于外來移民和日本人口的關系基本上也沒有在政府的議程表中出現過）。雖然低生育率被“化”為了問題，但這些可能性顯然沒有被“化”為對策。

最后的最后，學者們還想要解構的是從根本上把“少子化”視為一種負面要素的態度。從《白書》開始的所有政府報告都把低生育率自動假定為十惡不赦的敵人。但其實在一般的調查中民眾也都承認包括升學壓力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提升等是他們可以感受到的“少子福利”。說到底，想要讓總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政策首先就假定了目前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是值得維持下去的（而且人口需要始終穩定，諸如“先降后升”的模式也不在考慮范圍內）。在此之下，對更多元的人口發展模式及社會結構的正面探索也變得不再可能。

關于少子化的種種討論不禁讓人聯想到另一個有些關聯的話題。最近在媒體和在野黨的推動下關于“同性婚”的合法化也成了全國的一個焦點。岸田首相對此的回應是：我們必須慎重對待此議題，因為同性婚姻會造成社會價值的變化。對此有論者批評道：并不是同性婚會改變社會。而是社會本身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看起來法律和制度沒有完全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