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起，本書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李宏圖教授就為復旦大學本科生開設通識教育課程《歐洲文明的現代歷程》，課程講義經過整理現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F在選擇此書的結語先行發表，以饗讀者。

《歐洲文明的現代歷程》，李宏圖 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1月

如何理解歐洲現代文明，我們可以有多種視角，但在我看來，歐洲文明能夠成為現代文明這是歷史性的產物。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歷史性演進的視角來理解，看到歷史演進過程的階段性，交織著斷裂與延續，進步與后退的階段性，形成加速與減速，疊加與重合，重演（復活）與逝去，錯位與對位等等復雜豐富的內容，不再是充滿著浪漫的烏托邦，也非直線性的向前進步。如果將17-19世紀的歐洲文明進行內部分期的話，有兩個節點值得重視，第一個是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的轉型，造就了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樣式和文明圖景。第二個節點即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也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并算進去，這場大戰可以視作為文明與野蠻的決戰，也是事關未來“文明”走向的分水嶺。這一劃分也可以說是為歷史建立起一個坐標，方便于我們透視與理解歷史，概括與把握歷史的演進。

當然還應該提及的是，我們不能用“歷史性”這樣籠統的詞語來遮蔽掉那些無數人的努力和斗爭，甚至是抗爭，因為歷史的宏大常常會遺漏作為具體的人物，也因為歷史常常慣于敘事，而忽視人的主動性。實際上恰恰相反，我們需要回到人的歷史，清晰地突顯這些鮮活的行動，并對此心懷溫情與敬意。因為沒有他們的這些實踐性行動，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而進行的表達與抗爭，歐洲也就無法到達“現代文明”的這一階段，取得與享有現代文明的各項成果，成為“現代文明”。

這里列舉這樣一些實例來稍加說明，在英國革命之前，面對國王的專斷性的個人統治，法學家愛德華·柯克就挺身而出，敢于進行反抗。1608年，國王詹姆士一世想從法院中拿走某些案件親自加以判決。愛德華·柯克當即表示反對：由英格蘭全體法官、財稅法庭法官見證，并經他們一致同意，國王本人不能裁決任何案件。國王大為不解，于是便說，法律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除了法官以外，任何人都具有理性，因此，由國王來裁決案件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對此，柯克的回答是：確實，上帝賦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賦；但陛下對于英格蘭國土上的法律并沒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遺產、或貨物、或財富的案件，不應當由自由的理性，而應當依據技藝性理性（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斷來決定，而法律是一門需要長時間地學習和歷練的技藝，只有在此之后，一個人才能對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于審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鑄的標桿（量桿）和標準；它保障陛下處于安全與和平之中：正是靠它，國王獲得了完善的保護，因此，我要說，陛下應當受制于法律；而認可陛下的要求，則是叛國；對于我所說的話，布拉克頓曾這樣說過：國王應當不受制于任何人，但應當受制于上帝和法律。他還不止一次地表達道，根據陛下的法律，國王一直將司法事務完全交給陛下的法官。

而這樣的抗爭并非是基于對國王個人的恩怨好惡，而是建立在對法律的尊重，和對這一至高無上權威性的捍衛，也是對個人權力的限制。如果簡單了解愛德華·柯克與現代法治和權利思想即可明白了這一點。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早年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然后接受律師的訓練，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了著名的律師。1593年成為下議院議長，次年被伊麗莎白女王任命為總檢察長。詹姆斯一世時期曾任高等民事法院首席大法官。早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1593年，柯克就在議會的演說中提出了三點要求：言論自由，議員不能因為言論獲罪；議員可自由地接近國王，以便向國王提出議員們所關心的問題；國王應該贊成大家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事情。在斯圖亞特王朝期間，1621年，他被選為議員，后因發表限制國王權力的言論而被關進倫敦塔，釋放后又被選為議員。生活在這樣的一個革命時期，他曾經寫下了《英格蘭法律法理概要》，在1628年又促成了反對國王的《權利請愿書》的通過。回顧他的這些生平業績，你可以回到那樣的歷史場景來設想一下，當面對著國王個人專斷這一無理的要求，實質上是權力的擴張時，能夠堅決進行反抗，守住“權利”的底線，這要有多么大的勇氣。這也讓人聯想到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那些敢于抗爭的啟蒙思想家，他們的這些抗爭行動又都是多么地令人肅然起敬。

同樣，歐洲的現代文明也不僅僅是由這些思想家和政治精英所推動和建立，站在勞動者一方為建立平等和公正社會的那些人的努力也值得銘記。例如法國巴黎公社起義的那些革命者，女戰士路易絲·米歇爾在公社失敗，被捕受審的法庭上慷慨陳詞，須知公社首先是要實行社會革命，而公社革命對我是最可寶貴的目的。我以此自豪，我是社會革命的擁護者之一。另外一位巴黎公社的領導費烈在法庭上也義正言辭地指出，我是巴黎公社的社員，現在處于戰勝者的魔掌中，他們要我的頭顱，讓他們拿去吧，我永遠也不想用卑鄙的行為來保全自己的生命。我曾經自由地生存，也將自由地死去。這樣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樣的表達與抗爭還包括著那些眾多的女性，這段歷史從前都被遺忘，塵封在歷史的沉積之中。在歐洲文明的發展中，女性公民權利的獲得也是現代文明內容的應有之義。這不僅是關乎民主化進程的問題，也是人的自由權利的實現問題。在此方面，歐洲也有著慘痛的經歷。且不說，法國《人權宣言》頒布時對公民的界定就未包括女性，而后來女性在爭取自身權利的斗爭中也是歷經艱難。例如英國19世紀后期潘克豪斯特所領導的為婦女選舉權而斗爭的運動就不能夠為主流社會所接受，新聞媒體經常用震驚，失控，瘋子，野蠻，罪犯，流氓，陰謀者，同性戀者等詞匯來丑化這些婦女。[1] 潘克豪斯特等很多婦女也都被捕入獄，還被視之為“恐怖分子”。但他們依然毫不畏懼，也絕不退縮，繼續堅持伸張自己的權利。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在1918年英國婦女率先在歐洲范圍內獲得了選舉權?？梢哉f，婦女權利的獲得正是經過這樣慘痛的抗爭而取得的。

基于歐洲文明的歷史經驗，其成為現代文明的演進和確立又是多種取向的，如果說自由與權利是其基本內涵的話，那么平等和民主則是包容于此的重要指向，最終形成歐洲文明的三位一體的主旨，自由、平等與博愛。并在全社會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機制，形成社會的一種共識，那就是以人的解放與平等為準則，要讓人有更大的獨立活動的空間，實現人的多樣性。可以說，人的自由行動的空間越大，實現平等的程度越高，其社會也就越發文明，歐洲現代文明的歷程就充分顯明了這一點。

如果從“社會”這一視角來看的話，可以將歐洲現代文明的發展劃分為這樣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政治革命為特征的階段，核心是要摧毀以王權和貴族的特權為中心的等級制，確立人的自由與平等，確立包括每個人身份平等在內的權利平等。正如歷史學家林恩·亨特所說，法國革命根本上就是“政治的”。[2] 第二階段是以“勞動者”或“工人階級”為代表的“社會革命”，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確立起了社會平等，讓普通民眾真正可以享有現代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成果。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維度來進行劃分，例如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這樣的兩分等等。

應該看到，在實現自由與平等的歷史過程中，統治者的妥協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我看來，這一行為也是現代文明的內容之一。歐洲歷史為人們展現了，面對人民的抗爭，統治者適時妥協讓步，進行政策調整，從而實現權利的普惠，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推進了社會的深入發展。我們看到，在19世紀后期，社會越來越走向漸進改良，而非革命暴力。統治者通過妥協，以最小的社會成本，獲得了最大的社會收益。

這里試舉一例，1830年法國爆發七月革命，這給英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和激勵，掀起了要求獲得政治選舉權的運動，改革現有的為土地貴族所掌控的議會。面對要求改革的強烈呼聲，首相格雷認為，現在必須要作出讓步，進行改革，要用改革來避免革命。他說道，只有改革我們才能生存。意為避免被人民的革命所推翻。正是由于統治階級審時度勢，終于同意進行改革，議會通過了1832年改革法案，讓工業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權利，也化解了這場社會危機。同樣，在法國，從1789年革命算起，歷經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這樣更為激越的革命，但到了1875年第三共和國建立之后，革命消退，轉而進行了改革，從此，法國再也沒有進行過革命，邁入了社會漸進持續發展的良性之路。

在歐洲文明的歷史演進中，明顯呈現出這一基本特征。社會的每一次發展，文明的每一步提升都是由多種力量博弈而成的，正是這種多重力量的存在，使得社會更為自由，也讓每個人有了自我實現的空間。由此又引申出，如何在每個時代始終保持著社會流動與開放，而不形成社會階層的固化，則是異常重要。一旦阻絕了“為才智之士開放前程”，形成了等級性世襲，不管是政治權力的世襲，還是財富的世襲，與職緣的世襲，都會成為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社會資本”與社會權力。一旦如此，那么這個社會則明顯處于等級性的不平等的狀況，其社會演進一定就會受到阻滯與延宕，人的權利與利益也會無法得到保障，因此，這樣的社會運轉機制一定是需要被打破與重新建構。

在歐洲歷史的演進中，經過豐富而復雜的演化，歐洲文明才終于發展成為了現代文明，不僅穩固地扎下根來，而且擴展到了全球，主導了15世紀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和為此確立起了“現代文明”的一整套標準。因此，理解歐洲現代文明，其時間性和空間的全球性自然當是其重要的內在特質。在此要特別提出全球性這一問題。今天在世界各地，哪里都可以看到歐洲文明的要素，即使是在中國也是如此。1978年，當中國宣布改革開放時，全力推進工業化就是引進了歐洲工業文明的成果。美國學者尼爾·弗格森認為：歐洲文明，或者擴大開去，整個西方文明的內容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競爭性，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都建立起了競爭機制，這也意味著沒有形成壟斷和寡頭，以及世襲?？茖W，形成了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財產權以及由此而來的法律機制的建立；醫學的進步使得人口的預期壽命延長；消費社會，使得工業革命可以持續性開展 ；工作倫理 ，即從基督新教發展而來的活動模式和道德框架。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其他分類，例如慣常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等；但把握住這幾點基本也就理解了歐洲現代文明的內涵，以及其在全球性的擴展。

提到“文明的標準”，也可以稱之為“文明的基準”問題時，這里包含著兩個不同的維度。一是歐洲文明的內容的確具有普遍性的標準；另一方面，歐洲又用非正常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在全球來推行這一標準。在19世紀，隨著歐洲的強盛，例如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建立，在全球空間上，歐洲人將自己視之為文明，把非歐洲地區則看成為野蠻，如果說19世紀德意志浪漫主義貢獻了文明與文化兩分的理論框架的話，那么，19世紀的一批理論家則發展出了文明與野蠻的兩分，并形成了主導性的思想觀念。今天我們就需要對此進行反思，思考歐洲文明的全球性，以及支持這一全球性的思想基礎。對內需要重思資本的壓迫，童工的使用，環境的污染；對外需要反思奴隸貿易，帝國的擴張等。期待在這樣不斷的反思中，從現代文明的基礎和源頭上來進行思考，才能夠不斷修正與重塑歐洲現代文明，使其保持其生命力。

從歐洲文明全球性的悖論來說，即使在歐洲這一空間里，歐洲文明在其成長中也包括著不可理解的悖論。文明與野蠻始終相伴而行，這也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內在特質之一。如當歐洲文明高歌猛進之時，卻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歐洲范圍內的野蠻殘殺。對此，也許回顧19世紀法國反啟蒙思想家德·梅斯特的思想能夠給我們以啟發，在他看來，文明和野蠻的共存，是由人性所決定，因此也非人力所能改變。它決定了在一個社會中“野蠻”因素的存在，如暴力、犧牲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這種合理性是殘酷的。它也決定了在一般意義上所呈現出的那些文明或野蠻的因素遠不是恒定的。文明和野蠻的諸種要素混合及其模糊性，使得文明化和野蠻化，或者說進步和墮落，也具有一種不確定性。文明化，不是人類能力所能企及和掌控的對象。相反，人的本性，決定了野蠻化是人類社會更為強烈的內在傾向；而文明化，則是至高無上的意志之于人的一種恩惠。[3]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發問，現代性可以根除野蠻、塑造出純粹的文明的人嗎？ 由此，歐洲現代文明歷史演進的過程可以說是給人們提出了嚴肅的警醒，文明與野蠻始終相伴而生，須臾不可分離。對此，我們必須打破18世紀啟蒙思想家建構起來的歷史發展的直線階段論，和進步主義觀，堅信歷史一直是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社會走向奴隸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階段的樂觀主義。讓我們始終保持著一種內在的反省，意識到野蠻就在身邊，隨時可能并也會降臨，因此，在理解文明現代性和全球性的同時，還包括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避免文明的衰敗，野蠻的降臨，從而逃離文明與野蠻不斷循環上演的周期率，始終保持著文明的穩固發展。在一定意義上，這直接關涉到人，是人的認知，人的堅守和人的行動影響著文明的進程和文明的興衰起落。一旦人的文明化程度提升了，社會的文明化才會得以提高。人若變得野蠻了，社會就會朝向野蠻化方向走去。因此，文明的發展取決于人這一要素，包括著人這一根本性的力量。記得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也可以說是思想家基佐在法國文明史中這樣說過，一項重大的社會改良、一項巨大的物質福利上的進步，如果不伴隨著智力發展和精神上的相應的進步的話，它能在人民中間出現嗎？這種社會改良就顯得是不牢靠的、無法理解的、幾乎是不合理的了。[4] 文明的完善的確不僅在于它們的結合，而且也在于它們的同步性，以及它們互相激發并產生自身的那種廣度、便利程度和速度。[5] 因此，基佐將文明的發展界定為社會和人自身的發展。

基佐還說，我在一開始試圖界定文明這一詞，并描述這一詞所包含的事實。在我看來，文明由兩大事實組成：人類社會的發展及人自身的發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人內在的和道德的發展。我至今講的只限于社會歷史。我只從社會的角度來展示文明，對人本身的發展沒講什么。我未曾向你們展示思想的歷史，人類精神進程的歷史。我提議在我們再次相會的時候，我專門講述法國，我們共同切磋法蘭西文明的歷史，它的細節和各個方面。我將努力使你們了解不僅是法國的社會歷史，還有人的歷史，同你們一起追蹤各種制度習俗、思想和學術著作的前進歷程，從而對我們的光輝祖國的發展有一個整體的，完全的了解。我們國家的過去和未來都值得我們傾注最親切的感情。[6]

從歐洲歷史來說，人的思想觀念，對世界的認知，與情感態度等都影響制約著文明與野蠻的發展，人們所形成的多重力量也會阻止文明向野蠻的轉化甚至是墮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沒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泛濫，也許戰爭不會爆發；如果沒有那些政治家們的對“薩拉熱窩事件”處理時的“夢游”，也許就不會發展成為一戰；同樣，如果沒有英國公共衛生推動者查德威克的情感性的力量，也就沒有了1848年英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當然歷史不容假設，也無需假設，只需記住，歷史的活劇是由人來導演的，或者說，在歷史的舞臺上上演著人們所扮演的各色戲劇。

可以說，歷史的演進，其遠離野蠻，成為文明的保障性力量全在于人，文明推進的宗旨也是為了人?？梢哉f，文明的起點和終點都應該落腳在人這里。歐洲文明的歷史進程向我們展現了，將人從外在的權力下，不管這一權力是政治的，資本的還是社會輿論的，獲得人的自由這一權利，讓人們生活得更有尊嚴，這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安排，也是歐洲在邁向現代社會時形成的共識，和成為文明社會的重要內涵。正由于此，“歐洲”在空間的意義上成為了同質性的和一體化的“文明世界”。與此同時，歐洲文明在向全球擴展的過程中，也自然希冀將這一理念傳布到世界各地。

這樣，理解歷史的主旨在于讓人重新回到歷史當中，要看到人的多樣性活動，與理解明曉那個時間段中的人們如何形成自己的特性，并如何用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喜怒哀樂來展開行動塑造自我的。進入歷史也就意味著使我們能夠獲取古人或者逝去的那些人物的品性，從這些鮮活的個體與各種多樣性，從而豐富以及為我們的多樣性特質的形成注入意義。當然這是要經過當下的我們自身主體的選擇與再造。在這里，歷史與過去并非完全流逝一去不返，而是通過我們的理解得以復活。同樣，歷史的復活不是目的，也不是意義之所在，而是為了當下的我們獲得自知，從而為每個主體性的自我建構迎來一種寶貴的“時刻”與機遇。因此，與過去相遇或者進入歷史并不是要機械呆板地記住什么，而是重在明曉那個時代的人們如何通過自我的選擇，人事的糾葛，與自然的斗爭和環境的相處讓主體性獲得了一種自主，或者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確立。無論每個主體的積極主動，妥協退讓，無論是勝利與失敗，榮耀與屈辱，幸福與苦難都是主體性的表現與表達。同樣，自主性和多樣性也就在歷史中得以展現。歷史在這里既是時間之維，又是主體性的體現。正是因為這一主體性的存在，才會使歷史的時間與自然的時間相區別，也造就了歷史并非完全逝去，它就存在于當下，歷史既成為豐富的資源映照著我們自身，也多樣化著當下我們的意義。

秉持著這一理念，會讓我們對歷史和文明的行進既不樂觀，也不悲觀，也對歷史學家寫作處理的歷史始終抱有一種警醒，更會對那些圖解的歷史不屑一顧，自然會是學到了要用理性的眼光來懷疑與思考，保持著獨立與自主的判斷。因為歷史既可以有用，也可以被濫用；既能作為社會的良知，也會變成為罪惡的幫兇。過往的歷史包括歐洲的歷史已經出現過了無數這樣的例證。對此，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說道：我們既可以從歷史中獲取經驗教訓，也可以濫用歷史為自己服務。當我們制造謊言或是只從單一的視角出發書寫歷史時，我們就在濫用歷史。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從歷史中尋求理解、支持和幫助，只是我們應當在探究歷史的過程中時刻保持小心警惕。[7] 在此，我還是希望，今天所學的歷史只是大家接受歷史熏陶的起點，不論今后從事什么職業，在職業性之外，都還能夠繼續熱愛歷史，抽出時間來閱讀歷史與思考歷史，用歷史性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個體與文明的未來。并能明曉，歷史知識不是用來炫耀的資本，應是提升自己和成為獨立性“自我”的一種路徑；歷史性思維也不是作為完善職業性工作的補充，而是要幫助我們確立起這樣的一種思考習慣，“如果歷史研究能夠教會我們謙卑、懷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我們必須繼續審視自己和他人的假設，并提出質疑：這些假設的證據在哪里？或者這個假設還有其他的解釋嗎？我們應該警惕那些以歷史的名義提出的宏大主張，以及那些號稱一勞永逸地發現了歷史真相的人?！盵8]

最后，我要借用19世紀法國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基佐這段話來結束本書，應該也算是這門課程。我想把它作為自己這門課程的結語送給大家，也算是我在課堂告別之際送給大家的一件禮物。在我看來，基佐對歐洲文明理解的這段話絲毫沒有過時，至今讀來仍讓人振聾發聵。1828 年，基佐在結束他的“歐洲文明史”講座時，對文明的內涵作出了非常精粹的提煉，與對不同區域是否已經到了文明階段提出了這一判定標準。他這樣寫道：結束這一課程的時間已到，我必須打住。我只想在離去前提請你們注意這一偉大斗爭向我們顯示的一個最嚴重、最具教育意義的事實。那就是絕對權力的危險、危害以及也是我認為它不可克服的缺點，不論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義，追求什么目的。[9]  我相信我們時代有責任了解這一點：一切權力，不論來自智識，還是來自世俗，不論屬于政府還是屬于人民、哲學家、大臣，不論是為了這種或為了那種事業，都包含著一個天生的缺陷、弱點和弊病，因而應該加以限制。了解這一點正是我們時代的獨特優勢。唯有允許一切權利、利益、意見普遍享有自由，允許這一切力量的自由表現和合法存在，才能把各種力量和權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防止它侵犯別的權益?？傊?，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探索真正普遍存在，造福于人。 [10]

除社會生活的發展而外的另一種發展：個人的發展、內心生活的發展、人本身的發展， 人的各種能力、感情、思想的發展。哪個地方人的外部條件擴展了、活躍了、改善了；哪個地方人的內在天性顯得光彩奪目、雄偉壯麗，只要看到了這兩個標志，雖然社會狀況還很不完善，人類就應大聲鼓掌宣告文明的到來。[11] 文明主要包括兩點：社會狀態的進展，以及精神狀態的進展；人的外部條件和一般條件的進展，以及人的內部性質和個人性質的進展；總而言之，是社會和人類的完善。[12]

注釋：

[1] 王赳：《激進的女權主義：英國女權社會政治同盟參政運動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45頁。

[2] 林恩·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汪珍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頁。

[3] 詳見張智：《約瑟夫·德·梅斯特反啟蒙思想中的野蠻與文明》，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4]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9頁。

[5]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0頁。

[6] 基佐：《歐洲文明史》，程洪逵 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32--233頁。

[7]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孫唯瀚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頁。

[8]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孫唯瀚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5-216頁。

[9] 基佐：《歐洲文明史》，程洪逵 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31頁。

[10] 基佐：《歐洲文明史》，程洪逵 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32頁。

[11]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1頁。

[12]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9頁。

本專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