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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醫學最早是如何解釋食物過敏的?
【編者按】
食物過敏癥狀自古有之,但卻因為其自身的復雜性加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顯得難以解釋和界定,甚至西方古典醫學的相關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醫學家對自身經歷的歸納總結。英國思克萊德大學衛生和醫療保健社會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馬修·史密斯在《食物的心機》一書中詳細敘述了食物過敏的醫學史,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授權摘發其中古代西方醫學對食物過敏的解釋部分。
在一本關于過敏的教材中,荷蘭醫生W. 斯托姆·范萊文(W.Storm Van Leeuwen,1882—1933)寫道:
毫無疑問,對食物的高度敏感性是人們最早認可的過敏方式。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食用草莓、龍蝦、螃蟹、小蝦、各種魚類,還有肉類和雞蛋,可能會導致一些人出現不適甚至嚴重的癥狀,而其他人則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不會產生任何后果。希伯來人信仰的宗教有禁止食用豬肉一說,然而有趣的是,在所有常見的肉類中豬肉最有可能減輕過敏癥狀。
正如范萊文所指出的那樣,有豐富的歷史資料能夠表明,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不同群體出于各種文化、經濟特別是宗教原因而避諱食用某些食物。有人認為,將某些特定食物與損害健康聯系起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人們厭惡這些食物的原因(如把食用豬肉與毛線蟲病聯系起來),但是他們并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種特異性反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范萊文的研究也無濟于事。不過,在南太平洋卡洛琳群島的波納佩島(Ponape)上卻出現了例外。那里食用禁忌食物的人會出現類似于食物過敏的癥狀(腹瀉、蕁麻疹、皮炎及哮喘),其中的許多食物,特別是魚類與貝類,都是常見的與食物過敏有關的食物。這個例子可能有其獨特性,或者至少有潛在的、出于心理作用的解釋,但是它確實提出了一種可能,即對某些食物的特異性反應可能會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影響人們對于這些食物的認知。
籠統地說,飲食建議(包括對特定食物引發的奇怪反應的建議)是古代許多醫學哲學中的核心部分,包括中醫以及希波克拉底、蓋倫提出的體液之藥。飲食療法在中國古代醫學中較為常見,相傳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神農氏力勸孕婦不要食用魚、蝦、雞肉等,以免皮膚潰爛。在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追隨者看來,飲食對于平衡四種體液(血液、黑膽汁、黃膽汁以及黏液)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四種體液又分別代表了熱、寒、干、濕四種特質。盡管特定人群的體液氣質類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規律,比如男性一般是熱和干(黃膽汁),女性一般是寒和濕(黏液),兒童是熱和濕(血液),但是由于每個個體都有其獨特的體液構成,這就意味著對這個人健康有益的飲食養生法未必同樣適用于另一個人。

“體液說”的個體獨特性意味著這種由食物引起的奇怪的特異性反應有望被納入核心醫學理論。希波克拉底是人們已知最早對這類反應進行討論的醫生之一。在如何“從醫學中獲取自然科學知識”的討論中,希波克拉底突出強調了食品與飲料是怎樣給不同的人帶來明顯不同的影響的。比如,以奶酪為例,“許多糟糕的食物和飲料會在各方面給人造成影響……根據我之前提到的例子,奶酪并不是對所有人都有害。有些人靠奶酪填飽肚子但毫發無損,對胃口的還可能強身健體;而另外一些人則會感到難以忍受”。盡管希波克拉底并沒有描述“感到難以忍受”的具體表現,但是他對于特異性反應背后的機制進行了猜測:
因此,這些人的體質不同,而且這種不同在于,身體中與奶酪為敵的成分在奶酪的影響下被喚醒并發生作用。這種體液含量越大,對身體的控制越明顯,身體所承受的后果當然越嚴重。如果奶酪對所有身體體質都有害,且無一例外,那么它會讓所有人都產生不良反應。
希波克拉底關于“身體……成分……被喚醒并發生作用”的描述,與我們如今所稱的過于活躍的免疫系統相呼應。而個體的“體液”含量可能有所不同,則表明了希波克拉底所描述的反應可能并不是二選一的現象,而是一種統一的存在,這與希波克拉底醫學的其他方面(強調飲食、鍛煉、休息、沐浴、催吐藥等養生法對于平衡體液的重要性)恰好吻合。
其他經典著作中偶然提及的食物引起的奇怪反應,即便在仔細考證后發現與過敏并不吻合,卻仍然可能成為食物過敏醫生引用的名言警句。如,“己之蜜糖,彼之砒霜”出自古羅馬詩人、哲學家、享樂主義者盧克萊修(Lucretius,公元前98—前55年)的說理詩《物性論》(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盡管這一格言經常被過敏醫生引用,但是考慮到它所出現的歷史環境,盧克萊修與希波克拉底描述的顯然不是相同的身體特異性反應。盧克萊修指的是個體,更確切地說,他特指動物在飲食偏好方面以及食物消化能力方面的明顯區別:
想那世間萬物,
飲食各異;
己之蜜糖,
彼之砒霜。
差異甚大。
或飽口腹之欲,
或為受病之始。
有蛇一種,但觸蟲之唾液,
無不立死,噬己肉。
藜蘆,刺甚毒,
山羊、鵪鶉喜食之。
在這個翻譯版本中,從“或飽口腹之欲,或為受病之始”可以看出,盧克萊修似乎在討論不同動物之間的區別,而不是不同的人類個體之間的區別;而且考慮到上文中“想那世間萬物,飲食各異”,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沒有特指人類。在另一個翻譯版本中,相同的章節被譯為,“或視之為肉,或視之為無物;或視之為美味佳肴,或視之為洪水猛獸”;在這里,盧克萊修描述的則是人們在口味上的巨大差別。第一個版本與后來所出現的過敏的定義關系不大,第二個版本則顯然密切貼合過敏的定義,這既說明了典籍翻譯的復雜性,也說明了當一種語言環境中的詞匯用于不同的語言環境時,其含義可能完全不同。因此,盧克萊修的格言也體現了20 世紀“過敏”一詞為適應時代要求而經歷的變革。
盧克萊修對這種奇怪現象的解釋與一些描述過敏機制甚至是免疫機制的比喻存在相似之處:
原子存于萬物之中,
其形狀各異,差別甚大,
萬物形態各異,
其體態亦各異,
皆如此,無一例外。
是以以不同原子所構也。
且因原子之內核各異,
其呼吸之間隔、體內之通道、毛孔之大小皆有所不同,
其口、上顎亦然。
或大或小,
或為三角,
或為方,或為圓,
或為多邊之形也。
因原子之移動及形狀各異,
其體內之通道亦有所不同,
正如其外部之原子之結構。
是以苦澀之物變甘香,
皆因人之口味之不同也。
光滑之原子,
輕柔入人之毛孔,則味甘。
粗糙之原子入毛孔,
則味苦。
盧克萊修關于不同形狀的原子以及體內通道的描述,與20世紀中葉一些免疫學家對抗體產生過程的解釋極為相似,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澳大利亞微生物學家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t)。伯內特認為身體將自身所接觸到的物質分為“自體”和“非自體”兩種,當抗原(如外來細菌和病毒)被識別為非自體時,免疫系統會產生相應的抗體以便在未來保護自己。
在多數情況下,身體會將食物識別為“自體”,因此不會產生免疫反應;當身體錯誤地將某種食物識別為“非自體”時就會導致食物過敏,身體將啟動過度的,甚至可能致命的免疫反應,試圖以極大的代價來保護自己。盧克萊修是享樂主義者,在他倡導的原子理論中,“嘴巴與上顎”相當于一種原子免疫系統,味覺能夠驗證哪些食物(并引申出哪些食物原子)可以食用。他還認為,“不同的味覺器官的原子也存在著不同”。如果被身體識別為“自體”的食物原子嘗起來是甜的,那么,其他嘗起來苦澀的食物會被識別為“非自體”,并被身體拒絕接受。
與希波克拉底不同,盧克萊修沒有明確地指出個體體質上的差異會導致截然不同的食物不良反應(這里同樣取決于翻譯版本);他認為,疾病會造成身體對食物原子的感知發生變化:
當高燒襲來時,
或膽汁增多時,
或其他疾病來勢洶洶時,
為何身體機能會混亂?
以往好食之物,
變得難以下咽;
究其原因,如今其他原子之形更為合適,
原子滲入毛孔,帶來苦澀之味。
是以蜜中混入
苦與甜。
盧克萊修并沒有具體指向過敏,他所強調的是,在身體受到脅迫時原子系統的功能是如何變化的。盡管盧克萊修與希波克拉底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二人都認為,在某些人看來營養又美味的食物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截然相反。
古典時期還有其他幾例與食物引起的奇怪反應相關的事件,但吻合度都不及希波克拉底與盧克萊修的研究案例。蓋倫在《食物的特性》(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的開篇部分寫道,在某些人看來易于消化的食物,對其他人而言卻難以下咽;對某些人來說,牛肉比“石頭魚”更好消化。他認為出現這類現象的原因在于“體質特殊性”。同理,食用蜂蜜和扁豆也會引起完全不同的癥狀。
書中的其他逸事同樣讓人聯想到“食物過敏”。比如在一個案例中,有一名嬰兒喝了乳母的乳汁后全身瘡腫(潰瘍)。當時是“春天,食物極其匱乏”,乳母“以鄉下的野菜為生”。盡管這種瘡腫讓人聯想到牛奶過敏引起的皮膚病(如濕疹),但是蓋倫卻堅持認為,問題并不在于乳汁本身,而是在于野菜,因為當地其他人也患有類似的瘡腫。事實上,很久以前就有醫生不斷地提到,在短時間內大量食用季節性果蔬(如草莓、蘆筍等)會引起奇怪的皮膚病反應。無論如何,許多研究人員都認為蓋倫講述的是牛奶過敏案例。

在另一章中,蓋倫表達了對食用新鮮水果的看法,提出食物對健康的影響是因人而異的。在討論蓋倫的游歷經歷對他營養學觀點的影響時,當時的古典學者維維安·努頓(Vivian Nutton)指出,“眾所周知,蓋倫不吃新鮮水果,他認為這會產生不好的體液”,因此,蓋倫的其他食物營養性的理論可能也受到了影響。那么,“蓋倫批駁或反對其他觀點時,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對自身經歷的歸納總結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有可能是唯一重要的問題)”。在歐洲和伊斯蘭世界,蓋倫在醫學領域的統治地位至少持續到16 世紀,因此,這不僅是前現代醫學研究人員所面臨的問題,也對20世紀食物過敏學說提倡者的動機與合理性提出質疑。正如后文所述,許多食物過敏研究人員承認他們自身也是食物過敏患者。
在努頓看來,過敏不可能是造成蓋倫厭惡水果的根本原因。相反,他認為水果對蓋倫的影響主要是心理原因,并與他那“極其厭惡新鮮水果”的父親有關。蓋倫年輕時打破了父親的禁忌,吃了“很多秋季成熟的新鮮水果”,結果導致“急性病,只能通過靜脈放血術治療”。他父親去世時,蓋倫的病癥又一次爆發;在外求學的八年中,這種病癥一直困擾著他。直到蓋倫完全放棄水果后(除了少量無花果和葡萄以外),病癥才徹底消失,之后他回到珀加蒙的家中繼續履行自己的責任。由此可以看出,蓋倫的病與他違抗父親以及離家在外導致的負罪感不無關聯。無論如何,蓋倫對新鮮水果的態度突顯了古代醫生對于食物與健康之間的關系堅信不疑,并傾向于基于自身經歷對飲食問題進行歸納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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