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日，高一學生胡鑫宇失蹤100多天后，被認定為自縊死亡。根據官方的調查，他曾多次向家人、同學釋放意圖輕生的信號。

據《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的檢出率為24.6%，其中重癥抑郁檢出率為7.4%。

“在我經手的個案里，有抑郁癥的青少年占比變多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正在經歷或者曾經有過不想活的想法。”張斌告訴澎湃新聞，他在工作中發現，自殺意念正在低齡化。

張斌曾任深圳康寧醫院危機干預科副主任，從事危機干預工作6年，現為獨立咨詢師。危機干預，即幫助心理危機中的人，重新找回穩定。工作中，張斌常常面向有自殺意念的人，他也多次被邀請去學校做危機干預工作，接觸年齡在初中及以上的青少年。“絕大多數的人在生前都釋放過信號”，在他看來，這些呼聲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只是并未成功傳達給周圍的人。

他認為，家長的恥感是青少年的自殺意念被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承認自己盡心盡力養的孩子出了心理問題，對家長來說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難題”。張斌發現，家長往往直到孩子的心理問題發展到日常功能受損的程度，才開始著急，帶孩子看病。同時，由于對自殺這個議題陌生，家長感到恐懼，當聽到孩子有自殺的想法，往往以回避或者駁斥的態度對待，導致孩子覺得“沒有人關心自己”。

“家長也需要被理解”，張斌說，“都沒有受過訓練……都是成為家長之后，才學著做家長。”

一個更現實的困境是，張斌發現，社會對自殺問題的污名化認識，導致自殺與死亡無法被討論。最直接的后果是，孩子無法正確認識死亡，心存美好幻想。因此，他認為應該重視生命教育，與孩子正面談論自殺。

“問一個人有沒有自殺的想法，并不會讓沒有想過自殺的人想自殺。”他強調，“（要）直面自殺這個問題，因為不面對它，你永遠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張斌

【以下是澎湃新聞與張斌的對話：】

青少年抑郁常常表現為軀體化，大多直到“上不了學”才求醫

澎湃新聞：你曾經在媒體訪談中提到“自殺意念低齡化”的現象，在具體工作中，有什么樣的發現？

張斌：首先，在我經手的個案里，有抑郁癥的青少年占比變多了，其中有一部分人有過不想活的想法。其次，當我跟資歷豐富的抑郁癥方向的精神科醫生交流時，他們反饋，近五年病房里有自殺風險的青少年越來越多了。還有我跟學校里的咨詢師朋友聊天時，他們也反映小學生都開始有不想活的想法。

澎湃新聞：你平時通過什么方式接觸到青少年求助者？一般是孩子主動提出要看醫生，還是家長提議的？

張斌：有熱線、門診、公對公（包括醫院對學校、檢察院、公安局等公立單位）的現場干預三種方式。我感覺孩子主動提出來的多一些，尤其是熱線，青少年自己打電話比較多，我們跟TA工作的時候，會了解到孩子從家人方面感受到的關心比較少，或者孩子求助的呼聲沒有得到回應。

很多打熱線的人，相對來說社會支持是比較弱的，可能家人不理解、不支持，身邊也沒什么朋友，TA才會選擇打熱線，需要有個人聊一聊。

這里有青少年的特點。為什么會有專門的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因為兒童青少年的抑郁焦慮表現形式跟成年人不一樣，常常以軀體化的形式出現。

所以，會碰到很多小孩子一開學就肚子疼，一考試就發燒，這些可能都是內心情緒的軀體化或者心身的反應，而絕大多數家長的認識有限，他們看到的是孩子生病了，就給TA吃點藥，或者帶TA去醫院檢查身體。

這一部分的孩子，首先TA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家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漏掉了。另外，很多孩子情緒不好跟家長說，家長說你可能是學習壓力太大了，多出去玩一玩。

要讓家長的認知提到病理的層面，需要用的力量蠻大的，因為很多時候孩子本身表達不清，也不愿意表達，特別到了青春期，孩子跟家長的關系很復雜。

那么一般來講，當家長認識到孩子的問題，那問題真的蠻嚴重的。一種就是成績不好了，家長可能考慮孩子心理出狀況了，再加上孩子自己說，我真的覺得我心理有問題。另外一種比較明顯的表現是，抑郁上不了學了。我之前接到蠻多的來訪者，都是因為孩子的心理問題發展到日常功能受損的程度了，沒有辦法去上學，家長開始著急，才會帶TA來。

澎湃新聞：青少年主要面臨哪些困擾？為什么會產生厭學的想法？

張斌：重視成績的青少年，會說自己成績下降。有的人其實成績本身蠻好，但出問題了。

嚴格來講，很少有孩子說，因為學習對我很重要，所以我要去上學。說實話，即便我們成年人回頭去想，大部分人也不是真的喜歡學習本身。所以TA不愿意上學，一方面是TA覺得在為父母完成任務。

另一方面，對青少年來說，學習的直接價值恐怕是不明顯的。對成年人來講，學習對我們的價值常常體現在：或者因為我要做這件事情，比如說我要去給人做危機干預，那么我會去學危機干預，它能讓我填飽肚子；或者這個東西帶給我一些成就感，為我提供了繼續學習的動力。對孩子來說，學習的知識較少能夠實際應用在生活中，能夠準確回答文章作者的意圖并不會帶來生活中的樂趣；而名列前茅的成績可能帶給TA成就感，TA會有自身的動力，但畢竟成績是會波動的，那就有可能導致TA動力受挫，TA就會有厭學的可能性。

或者有的遭遇校園霸凌的，表現出來也是拒絕上學，“我去學校其實是很危險的，他們可能會欺負我”。但是TA更多的是對于上學的恐懼以及對老師的不信任，通常來講，這些孩子已經跟老師說了，而并沒有感到老師做出了有效的響應。

還有可能因為轉學或者其他原因，交不到朋友，很孤單。“上學對我來說，吸引我去的樂趣就沒了”。

還有一種是虛無感，不知道活著的意義是什么。這可能主要和成績導向的文化有關，孩子感覺自己成為了學習的機器，為了父母活著，自己內心沒有生發出真正的渴望。

再結合疫情上網課，坐在這每天上課、寫作業、考試，更激不起孩子的學習興趣。

有些孩子處在很明顯的沖突中，就是TA的家庭真的很糟糕，TA跟我們透露的信息可能會涉及家庭暴力，比如家里（父母）吵架動刀的、酒醉了以后回來打人的，甚至沒有理由，回來就打自己一頓。這不光是求助的青少年了，我現在的成人來訪者里面，很多小時候都是這樣的。但是這些青少年沒有到法定的工作年齡，沒有任何的經濟來源離開家。

一般來講，青少年和兒童對自己的認識也是基于一些表現上的變化，TA才會來，比如自己做什么都提不起興趣。比較少直接說覺得自己最近特別抑郁。

一個孩子懂事，可能是因為沒機會任性

澎湃新聞：成績優異的孩子和成績不好的孩子分別在困擾什么？

張斌：嚴格來講，成績優異孩子的困擾跟成績差的孩子的困擾很多時候差不多，只是可能TA還有另一種人際關系的困擾或者學校里潛在文化的影響，比如（通常會說）不要跟學習差的孩子一起玩。

成績優異的孩子的困擾很直接，就是成績不好。背后的原因就比較多了，可能認同了父母對于成績的關注，每次成績好了，爸爸媽媽對自己就好。即便是我現在不少的成人個案，為什么成就動機一直這么強，回想自己小時候，就是因為成績好了，爸爸媽媽就會對自己好，成績不好了他們就會罵自己。

另外，也有孩子很想脫離父母，覺得家庭環境太糟糕了，我要脫離他們，就一定要考得夠好，我一定要上住校的學校。這可能是少數個例。

所以，背后的原因其實還蠻復雜的，但多多少少脫離不開家長。因為一個孩子如果從純自然的發展角度來講，TA沒有辦法突然意識到，分數對我很重要，一定來自于周圍的環境。但我們的大文化其實都是看重成績的，孩子慢慢地就吸收了。

通常來講，這一類孩子是我們傳統文化下面特別乖的孩子，在我們的工作里面真的特別聽話。我跟TA說這些，然后讓TA去想，TA說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在玩，我覺得接下來這個時間也要用來學習，這樣成績會更好。你聽的時候心里會犯嘀咕，擔心TA是不是把自己推得太狠了，蠻心疼的。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我會發現這個孩子的情緒，其實很早開始在家里的表達渠道就被截斷了，TA沒有辦法成為一個任性的孩子，慢慢地就會越來越理性，越來越認同父母的觀念。

簡單來說，我覺得一個孩子懂事，通常都是因為TA沒有機會任性。所謂的“窮人孩子早當家”，TA沒有那個條件讓TA去當孩子。

澎湃新聞：所以“窮”不一定指的是物質層面，也可以是情感層面的貧瘠。

張斌：我不是怪罪父母，但是的確很多時候父母對于孩子情緒的需要可能認識得不太夠，其實孩子最開始都是蠻懂事的，后面慢慢地會想要討好父母。但很多時候孩子有情緒問題，TA自己也不太會說，這時候父母并沒有認識到，繼續保持以往的方式，就會變成這樣。

澎湃新聞：成績優異的孩子對自我的嚴格要求，會不會在成年后引爆一些問題？

張斌：嚴格來講，我的樣本是有偏差的，基于我碰到的一些人，他們對過去的回溯會發現一些共性，即從孩提時期就嚴格要求自我，成年后陷入內心的痛苦與沖突。但是還有大量有類似經歷的人我沒碰到，他們也可能沒什么問題。

對自我的要求太過嚴格，不給自己松的空間，它涉及到一個人怎么去認識周圍的環境。

TA腦海里的外界環境要求比較嚴格。TA可能會想，我肯定要這樣，不然我的老板會對我失望，我老板沒說，但TA心里肯定希望我能怎么樣。TA慢慢被束縛住，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我不好的話，沒有人能夠接受，我只有好了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別人的愛，總有一天會把自己推到疲憊不堪的位置。

有些孩子會美化死亡，生命教育讓自殺可以被談論

澎湃新聞：需要危機干預的青少年，他們怎么看待自殺？

張斌：最籠統的共性就是，TA覺得只有死才能解決自己內心的痛苦。也就是說，他們常常會把死亡當做讓自己脫離痛苦的一種方式。

對于抑郁的癥狀，TA自己并不了解，比如TA覺得狀態很差，注意力、記憶力變差，成績下降，也不想跟人打交道，不想出門，我是不是有什么問題，我的問題會不會給家人造成負擔，那么我也許不在了，他們會更好。

當然，這里面有時會伴隨著一種對自殺、死亡的理想化，尤其在年紀比較小的群體里，他們還不清楚死亡到底是什么。我們的文化有時候會說，你爺爺奶奶去天堂，這種表達不經意間可能美化了自殺死亡這件事，孩子會誤解，爸爸媽媽說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我也想去那里。

之前有些小孩子覺得自殺死掉像蛇蛻皮一樣，TA其實也說不清。但在我們的直觀意象里，這是一種轉變，脫離了舊的，重新獲得一些新的東西。這里包含了對自殺死亡的認識不清晰，TA并不知道死到底指的是什么，更多的仍然是期待從一些壞的東西中解脫出來。

對還有一些孩子來說，這其實是一種報復行為：反正我什么都沒有，我唯一有的就是身體，我覺得這個身體是負擔，你們也沒有問過我，就把我生出來了，我現在活得很痛苦，這個身體是你們給我的，我現在通過自殺報復給你們。或者，有一些孩子覺得我死了他們才會后悔，我要讓他們后悔一輩子。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生命教育的現狀？

張斌：我工作中比較少，我的朋友里做中小學心理老師的，一部分學校認識到重要性，會讓老師去學，開設這樣的課程。我覺得蠻好的，它的價值很大程度在于把這個議題拿出來，讓大家一起去討論，去了解。

我們的目的不是讓自殺死亡變成一個正常化的事情，而是讓它變成一件沒有那么污名的事情，如果你發現自己或者你身邊的人有苗頭，你可以跟學校的心理老師或者其他人說。

現在這個議題進校園的難度非常之大，因為這是有突破性的事情，打破了一些禁忌。我認識少數的學校會有這樣的設置。它需要從上到下的組織，尤其是學校的負責人層面，能夠理解這件事的重要性，這是很大的責任。

說難聽點，如果我們聊了之后真的出了事，即便我們很清楚事情幾乎百分百跟課程沒有關系，但是沒有辦法消除家長的擔心和討論，一定會有家長聯系到一起，輿論可能會失控。

澎湃新聞：你前面提到青少年出現自殺意念和家庭關系、學習壓力有關，和整體社會環境有關系嗎？

張斌：我的了解有限，這個問題更需要從社會學或者公共衛生視角來談。我來講的話，我覺得首先是社會層面的焦慮，比如“雞娃”，這個處境下，家長會很焦慮，家長的焦慮會傳遞到孩子身上。

另外，上網課導致孩子和朋友之間的實際接觸很少。青少年階段，朋輩之間的關系是很重要的，它是自我認知建立的基礎。

這期間，如果升學、轉學疊加到一起，很多孩子很難適應新的環境，非常孤獨。

家長會有羞恥感，他們也需要被理解

澎湃新聞：危機干預中，父母是什么樣的反應？

張斌：向熱線求助的因為是孩子自己，我們收集到的父母反應通常來自孩子。一個是回避，根本沒反應；一個是駁斥，“你這一天都在瞎想些什么”，甚至于他們根本就不關心，他們會鼓勵說，“你有本事你去死”，“你說了那么久也沒見你去死”。

這一類家長多多少少心里會有羞恥感，覺得一定是我不好才養出這樣的孩子。有的家長會陷到很深的無力感里，覺得我不配做家長，孩子都成這個樣子了。這跟家長自己的原生家庭關系也很大。

還有一些家長覺得孩子就是為了吸引注意，所以不相信TA，就說，“你有本事你就跳”、“結果TA還不是回來了嗎？你看TA肯定就不是想自殺”。

回到剛剛說給家長正名的問題，當自殺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事情，應該說我們誰都不希望自己家里有人自殺，所以，當我們面對一個陌生的、恐懼的環境，我們常規地就會出現“戰”或“逃”。

有一種是戰，也就是說我走這段夜路，面對未知的黑暗，我直接手里拎個棍子，保護自己。那么對家長來說，我證明你說的是假的，你就是為了吸引注意力，所以有本事你就去跳，或者你別在那瞎說，你一天都在想些什么，來駁斥證明TA是假的。

還有一種是逃，就是回避。家長會僵住，當下不知道怎么辦，我到底問還是不問，問了好像TA要自殺，是不是不問，問題就消失了。當家長陷在糾結里的時候，就會想我與其添亂，不如什么都不要干。這個情況下表現出來的依然是沒反應，但是對孩子來說，我表達了，TA不關心我，所以TA沒反應，TA不在乎我，根本不愛我。

澎湃新聞：你怎么理解危機干預中家長的恥感？

張斌：兩個方面，我們處于集體主義文化之下，家長很多時候把自己作為家長的價值，建立在我的孩子到底表現怎么樣，“哇，你孩子好棒”，“TA都考上什么大學”，家長因此驕傲。

這方面來自于別人怎么看我——承認自己盡心盡力養的孩子，出了心理問題，對家長來說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難題。不是說怪家長，有的時候孩子出心理問題真的跟家長沒關系，但是家長覺得別人可能會指指點點，我去醫院，醫生可能會覺得我家長做得不好。所以，家長在這一點上也要克服阻礙。

回到家長自身，TA自己也會懷疑做家長的能力。

嚴格來講，家長都沒有受過訓練，誰都不是說我學了這門課，然后我才做家長，都是成為家長之后，才學著做家長，那么這里始終都面臨著強烈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的部分可能會關聯到對自身價值的認定。

如果社會輿論的導向是，孩子出問題，家長就有問題，那家長更不愿意帶孩子去看病。我們希望看到家長有自己的不容易。其次，我們幫孩子離不開家長，需要家長跟我們一起努力。如果家長的思路打開了，TA的羞恥感會更低，TA更愿意帶孩子去看病。家長也需要被理解。

不過，孩子有心理問題，多多少少還是反映出家里的溝通交流是有問題的，好像有一堵墻。從家庭系統的角度來講，系統出問題了，不全然是孩子的問題，也不全然是家長的問題，只是系統中的互動方式可能出現問題了。

當然，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是，青春期本身是一個比較叛逆的階段，孩子和家長的溝通是比較難的。小時候，孩子都覺得家長是最棒的，我都很愿意跟家長講。但是發展到了青春期，孩子一方面要成為一個獨立、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另外一方面TA又不得不依賴家人來生存，這個情況下，TA面臨內心的沖突。

青春期除了家長之外，朋輩也很重要，因為TA的自我認識還來自于我的朋友怎么看我？我們的關系怎么樣？而在這個階段，孩子跟家長談話的意愿其實常常是矛盾的，幾乎可以說是辯證同時存在的，一方面TA希望家人關心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TA又不愿意跟家長談，TA希望自己是獨立的，所以家長嘗試溝通可能會碰壁。

澎湃新聞：在危機干預工作中，你會以什么樣的姿態和孩子溝通？

張斌：把TA當大人，也把TA當小孩。當大人就是給到TA充分的尊重，因為很多孩子在家里的痛苦來自于，TA得不到平等或者尊重地對待。另外一方面，把TA當小孩，給到TA一個比較涵容的環境，TA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而不會被我們否定或者評判。

人際網中，只要有一個人能夠識別自殺信號，就有可能預防一個人死亡

澎湃新聞：哪些言行可能是青少年向家長或外界發出的預警信號？

張斌：語言上直接說的，“我不想活了”，“我最近覺得活著特別沒意思”。間接的，比如說“人生有什么意義”，“如果我不在了，你和爸爸媽媽會不會傷心？”有些可能還會體現在作文里。

行為上的一些異常表現，感覺這孩子最近什么事情都記不得，老睡覺不起來，看著整天沒精打采的。

還有情緒上的反常，這孩子以前很開朗，最近怎么看著悶悶不樂，或者以前經常喜歡跟人出去玩，最近不出門了，或者之前經常不出門，最近特別喜歡出去。

我培訓的時候經常說，這些信號我們都不陌生，如果我們是TA身邊的人，我們都有敏感性，但很多時候我們會不經意間把它屏蔽掉，可能因為我們不是特別愿意往自殺的方向想。

剛剛說的敏感的變化是好變壞，還有一種是壞變好。TA平常好像看著都郁郁寡歡，這幾天感覺情緒平穩了很多，這也是需要特別引起注意的，可能因為TA心里已經做好了完整的自殺規劃，相當于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放松了。

澎湃新聞：青少年危機干預與成人危機干預的工作會有什么樣的不同？有什么特別要留意的地方嗎？

張斌：核心看關系建立得怎么樣，當孩子愿意信任我的時候，常常效果比跟成年人工作要好很多。

我們大腦的發展也是一個過程，最先出來的是呼吸、出汗這些基本功能，功能最復雜的區域是前額葉，它其實發展得較晚，大腦發育達到成熟水平在20多歲。

青少年時期，前額葉還在發育的過程中，所以為什么孩子容易沖動？為什么孩子對自己的情緒認識可能深度不夠？跟這個部分有關系。但是同時對孩子來講，他們的需求又比較簡單，因為他們沒有很復雜的社會化的東西。像成年人如果經濟出問題了，可能就會有很多的考量了，但是對孩子來說，如果家里條件不好，只要家人還依然關心TA、愛TA，TA是足夠滿足的。

所以，當我們跟孩子的關系建立得足夠好的時候，跟孩子談這些，TA的防御沒有那么厚，TA會把很多自己的真實想法慢慢告訴你。

但是因為孩子易沖動這一特性，本身也決定了孩子的思慮會少很多，所以通常來講，當TA沖動來了到執行，時間比成年人要短。這個情況下，我們識別出來，干預響應速度要更快。

澎湃新聞：你曾提到，“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殺預防的守門人”，怎么理解這句話？學校和老師是否可以成為預防自殺的防火墻？

張斌：只要有意愿，我們都可以參與到這件事中。它并不難，只要有基本的學習和培訓就可以去做。

假如這一個人想死，如果TA是個學生，那么TA周圍可以識別到的人，包括朋友、老師、爸爸媽媽等等。

孩子基本上所有的相處時間，一個學校，一個家里，所以這堵墻單靠學校和老師不夠，單靠家長可能也會有困難，雙方都有信息的偏差，需要共同合作。

絕大多數的人在自殺前都釋放過信號，或多或少，或強或弱。人和人之間就是這樣的網絡，人際網中間，只要有一個人能夠發現，就有可能預防一個人死掉。

澎湃新聞：當家長發覺孩子有自殺意念，可以做些什么？

張斌：可以給家長一些技巧。首先談自殺不容易，專業人員都很難去評估自殺風險。所以家長如果發現自己很難搞定這件事，建議還是先尋求專業的心理支持，把自己穩定住，再去做這件事。其次，家長也不一定要做得多完美，就算我們做危機干預的，要是孩子突然告訴我要自殺，我要跟TA談，我也很緊張。所以，不用對自己的要求那么高。

另外，可能找了孩子，TA說我不想聊，這也沒關系，可以對孩子說，你現在不想聊的話也行，但我其實還是很擔心你，我回頭還會再問問你，如果你想談了，隨時告訴我們，我都會愿意跟你談的。就是向TA傳達，你拒絕我了，但是我們依然在這里。

最重要的是“聽”，認真對待TA所透露出來的信號，真誠地、主動地關心TA。

澎湃新聞：作為危機干預的一線工作者，你還有什么需要提示大眾注意的嗎？

張斌：我覺得世衛組織關于自殺的澄清，再強調也不為過——問一個人有沒有自殺的想法，并不會讓沒有想過自殺的人想自殺。這是我們面對風險的時候無法采取行動，最大的心理障礙了。

在危機干預工作中，只要對方提到自殺議題時，我們都必須認真對待，哪怕TA前面可能有9次說要自殺都沒自殺，但是不代表第10次就是假的，而且我們緊張回應可以給到TA一個感覺，原來家人是關心我的。而到了第10次家人沒反應的時候，TA可能覺得真的驗證了，自己是沒有人愛的，于是TA真的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強調一定要重視，只要說了，我們都要認真地對待。另外一個原則是，直面自殺問題，因為不面對它，你永遠不知道發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