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的發掘和發現為學界所矚目，除了它對構建湘西沅水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譜系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該遺址中新發現的高廟文化遺存為我們展現了距今7800～6600年中國史前文化前所未見的絢麗畫卷。

考古發掘報告《洪江高廟（全四冊）》近期正式出版，本文作者從報告序言中張忠培先生(1934年—2017年)寫給本書編者賀剛的一封回信談起，指出考古報告的編寫之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意義。

從考古發掘報告《洪江高廟》的序言中，我看到張忠培先生(以下稱張先生)給本書的編者賀剛同志的一封回信，時間是2013年的年底。抄錄如下：

賀剛同志：

《湘西史前遺址與中國古史傳說》和大札均已收到。

高廟遺存及其發掘，對當時考古學研究。實托出一新空間，誠為重要。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高廟遺存就給予了關注。于《中國通史.第二卷》和仰韶時代一文中，對其文化關系，作過一些討論。你在報告出版前，對高廟遺存所作的如《湘西史前遺址與中國古史傳說》這樣的大量研究，這有益于報告的寫作，或將為報告增色不少。今來信相告，報告“大部分工作已盡尾聲”，更是一喜訊矣！

考古報告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將發掘所見遺存，在報告中復原到原堆積中所在的層位，和客觀地描述所見遺存，并正確地表述其釋放的信息。凡能做到此者，乃成功的報告。成功的報告所處學術地位及其所發揮的作用，則如《史記》。我希望你能對高廟報告要下司馬遷那樣的大功夫。

耑此，   頌

研祺

張忠培

2013年11月24日

北京小石橋

張忠培先生寫給賀剛同志的一封回信

什么是成功的考古發掘報告呢？張先生曾給考古發掘報告下過定義：“考古報告者，是被發掘或經調查的遺存的一種有限的和作者從這類遺存獲得的信息的載體。發掘是對遺存的科學的保護性破壞，故考古報告是對這類被破壞了的遺存的一種必要的保護形式。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人們要再了解已被發掘了的遺存，除了查看文字記錄、圖紙、照片及獲取的遺存外，就只能閱讀考古報告了”。

張先生積極倡導要及時編寫考古發掘報告，他說過：考古發掘不編寫發掘報告就是犯罪！他提出發掘結束后三年內原則上應當完成發掘報告編寫任務。在他的倡導下，國家文物局專門設立了考古發掘報告出版經費，這一措施有力地促進了考古報告的出版，解決了經費制約各地考古報告出版的“瓶頸”，使一大批考古報告得以及時出版，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張先生是從湖南走出來的著名考古學家，一直、非常關心家鄉的文物考古工作，并身體力行地參與湖南的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張先生常常利用回鄉的機會考察、指導湖南省的考古工作。

1994年冬天，受國家文物局的委托，張先生檢查湖南城頭山遺址工作，在考古工地上他仔細聽取考古發掘負責人匯報，檢查層位的劃分和遺跡的判斷，并對考古發掘的原始材料進行了認真核驗。他強調:像城頭山這樣的大型遺址，一定要有周密的考古計劃，一定要有一盤棋的思想，做此類遺址的發掘首先要把遺址的布局以及各堆積單位的關系搞清楚。在張先生的指導下，城頭山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收獲， 這里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城址，也發現了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和大型祭壇。

1995年冬天，張先生再次來到城頭山遺址考察。

此后多次回湖南老家，張先生反復強調在湖南開展史前考古工作一定要先把時空框架搭好，要研究考古學文化譜系。在他的指導下，湖南史前考古的大框架已經基本搭建起來。舊石器時代兩大文化類群——湘北澧水類群和湘西?水類群各自的文化序列已經建立，其他地區的舊石器文化序列也正在完善中，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也更為清晰。

2002年6月3日，湖南長沙龍山里耶古城一口古井內發現秦簡，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在一次有省委書記、省宣傳部長參加的會議上，張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是湖南人，今天回到家鄉，遇到了一個‘有價對無價’的難題。如果要保護這個遺址，那當地的建設必須讓路，會損失幾千萬。但是，據我所知，到今天為止，中國出土的秦簡就4千根，而里耶鎮現在一下子就發現了2萬5千根（后來實際一共發現了3萬根），每根秦簡上平均10個字，我們就多出25萬字關于秦代的記載。你要問我這個歷史文化價值多少錢，我真的算不出來，因為這個根本無法作價——是謂‘無價’。要我看，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當有價對無價，有價應該讓路，無價應暢行。因為有價的東西是可以在今天或者未來被創造出來的東西，如果為此犧牲掉不可再生的、無價的東西，那真是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他的這番話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緊急制定了里耶古城的搶救性保護方案。在張先生等專家學者的呼吁下，里耶古遺址及竹簡得到有效的保護，里耶古城不但破格晉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成為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洪江高廟遺址鳥瞰

彩繪太陽圖案

高廟遺址位于湘西沅水中游的洪江市安江盆地，是湖南省出土的又一有豐富考古學文化內涵的重要遺址，先后經三次科學發掘。遺址的主體遺存為高廟下層遺存和高廟上層遺存。高廟上層遺存包含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早期遺存。前者出土部落首領夫妻合葬墓、平民墓，以及大量房屋建筑基址等遺跡和豐富的動物遺存與人工制品，是高廟下層遺存的演變和延續，與洞庭湖區的同期遺存平行發展；后者主要為墓葬，其遺存特征表現為外來文化的介入。高廟下層遺存的文化內涵極為豐富、特征鮮明，被命名為高廟文化。已清理的重要遺跡包括大型祭壇、房址、窖穴和墓葬等。出土遺物包括迄今所知我國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大量水陸生動物遺骸和各類人工制品。部分陶器上裝飾有神秘詭譎、精美繁縟的宗教藝術圖案，無論其主題內容還是藝術表現形式均堪稱中國史前人類的藝術經典和思想寶庫，對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構成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高廟下層遺存陶釜

《洪江高廟》

賀剛同志及其所在的團隊費時十余年載，不僅認真嚴謹，圓滿完成了《洪江高廟》這部非常重要的考古報告，而且為中華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和新的研究路徑，不負張先生的期望，做了一件實實在在，功德無量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