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學》（第二版），吳國盛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1月出版，309頁，68.00元

吳國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學》近期發行了第二版（以下簡稱吳著），第二版除了文字表達上做了小幅修訂外，還增加了兩個附錄，一是對各種批評的回應，一是對本書主旨在科學哲學上的支持，值得讀者留意。

本書主旨之一，是指出科學的真正鼻祖不是東方的實用技術，而是希臘的演繹科學（幾何與哲學）。這一主旨讓那些沉浸在李約瑟匯編的中國古代科技輝煌之中的人，實在感覺不爽。但不爽歸不爽，事實終究無法否認。吳著以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深入淺出的筆法，描繪出中華文明與希臘文明的不同。好比說前者建了一所精致的房子，后者栽了一棵漂亮的樹，它們各自精彩動人，很難說誰比誰更真實、更好，但確實大為不同。當后者長出甜美的水果時，你不能以為前者本來也能長出那樣的水果。吳著就是告訴我們，那是一個誤解，而且是一個于事無補的誤解。

我們當然也想吃到甜美的水果，那就需要我們去認真看看那棵樹，特別是它的底部。吳著表明，希臘的科學是演繹科學，它純粹為“自身”而存在，沒有功利目的、實用目的，這一特征同中華古典文明的旨趣適成對照（39頁）。作者小心地表示這是希臘科學作為其學科存在的特征，意謂這種特征不必完全契合每位科學家的動機和行為。當然，科學的特征無法全然不受科學家的動機和行為的影響，而后者是在具體的社會生活環境中形成和展現的。就古希臘城邦而言，那是自由成年男性的“公共”場合，女性無權參與這個場合，另有大批奴隸供養著他們的日常生活。因而，他們是貴族式的學者，既有閑暇保證又有興趣來支撐著他們思考宇宙的奧秘、推斷事物的原理，追求純粹為“自身”而存在的“無用之學”。提及這一點，意在提示“無用之學”與“有用之學”之間具有復雜關系，但絕不能否認吳著所揭示的希臘價值觀對產生這種科學的關鍵作用：純粹的科學必須是為著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而存在（40頁）。這種知識目的論不能全部還原為經驗心理學：希臘人區分知識與意見，后者因為帶有個人心理成分未能經受演繹的洗禮而難以成就確定性或必然性。然而，價值論也無法完全脫離心理學而存在，因為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有興趣的人。聯系到興趣，希臘科學的一大特征也可以粗略表述為：你是為發現和理解真理（而不是為名為利或為家人的福祉）這樣的興趣去做科學研究的。

古代中國的價值觀大概是《尚書·洪范》所總結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知識不在其中，我們不好硬塞進去。但無法否認，知識必定是追求五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假設我們先不考慮五福之間的可能沖突）。這里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誰之五福？何種知識？舉例來說，當今香港的優秀學生大體只選三個學科：醫學、法律、商學。看著高考狀元們在鏡頭前大講“因為醫生對社會有重要貢獻”所以他們選擇學醫云云，我不免想到也許生理學、病理學以及有機化學、物理學等基礎學科會對社會有更重要的長遠貢獻，為什么不選呢？其實，較之于整個社會的五福，狀元們的主要動機首先是自己及其親人的五福，這是人性所在，沒有什么不好（因為首先考慮自己及其親人的五福并不有損于其他人的五福），也沒有什么不對（儒教文明本來就認可“差等之愛”）。但就何種知識而言，我實在懷疑，醫學是否真是他們每個人的興趣所在。醫學在香港是一個高薪專業（內地醫生無法不羨慕），“富”不成問題。但它也是一個天天要面對病人的高強度、超復雜、極艱苦的工作。如果你其實喜歡的是安靜的實驗室研究，那么天天為病人看病就難以給你帶來相同的“康寧”，以至于會給你的“好德”“長壽”帶來負面影響，即使對你的“善終”沒有影響。同時，你的不快樂當然會影響到你的親人。平衡下來，哪種選擇更能增進五福呢？也許，如果你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了基礎學科的實驗室研究工作，你還可能做出了不起的科學發現，增進你自己、你的親人以及所有人的五福呢！ 

1992年我在從北京到休斯頓留學的班機上，遇到一位赴美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同學。他興致勃勃地講述自己不喜歡物理學，但為了容易拿到資助并且容易其后轉向電腦專業，所以決定先報考物理學，等在美一年后再轉電腦專業。問他喜歡電腦專業嗎？他說不喜歡，但為了好找工作能賺錢一定要學。聽說我學哲學，他立即關切地說：“你以后很難找到工作！” 本人那時年輕氣盛，立馬懟回去：“我要是從哲學轉了去學電腦，你豈不是多了一個找工作的競爭對手？”的確，當年學人文的不少轉行去搞了電腦、會計，也不知現在混得如何。而那些憑興趣繼續學習哲學的，現在全是大學教授。國人做學問很講“有用性”、看前途。家長們總愛詢問哪個專業最有發展前景、最多機會，其實這問題無人能答，因為它受很多因素包括未來科學發現的影響，而科學發現本身是無法預測的。過去我們太窮，一不留神就要忍饑挨餓，陷父母于“不義”，講“實用”可以理解。但現代社會的人們大體已衣食無憂，基本福利能讓人人吃上飽飯。我看吳著的啟發是，要想搞好科學研究，我們實在需要轉向希臘人“為著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去搞科學。只有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來做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科學成就，并有可能增進“五福”。

這一問題還關乎自由。吳著表明，希臘人看重的真知識是關于事物的本性（nature）、本質（essence）、具有“永恒”要素的知識；只有認識這種知識，你才能達到自由——即順應和實現自己的本性、本質或永恒的東西（也即所謂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希臘人認為只有嚴格的演繹推理才能保證這種知識，所以必須把演繹邏輯貫徹到你的研究之中，吳著將此稱為“理性自由”（126頁）。事實上，這種自由就是現代社會所講的進取性自由或理想自由。中華古人并非沒有理想自由，而是具有一種不同于古希臘的理想自由。如果把希臘理想自由稱作追求演繹推理的理性自由，那么中華理想自由可以稱作追求類比推理的和諧自由，前者重視物體的運動、因果關系，以及時間上的歷時性（diachronicity）特征，而后者則關注人物的心態、相互感應，以及時間上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特征。

中華古人當然不會否認一般的因果觀念，也不會拒斥時間的流逝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前輩在我先，晚輩在我后），但他們的著意之處不在這些方面。當亞里士多德通過運動與記數來理解時間以及苦思冥想他的四因說之時，孔子的追隨者們探索的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經·系辭傳》）的一套共時感應原理，而且成為儒道兩家的共同興致：“同類相應”“同氣相動”“天人感應”（《淮南子》）。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 1875-1961）把這套原理稱作共時性原理（以別于科學的因果性、歷時性原理）：有同樣或類似意義的兩件事情同時出現，但它們之間沒有因果聯系，也不只是碰巧同時出現。在他看來，這正是“道”這個概念的底蘊：沒有因果關系的有意義的巧合能夠同時出現，是因為它們具有內在的“道”之聯系。他還認為《易經》的奧秘可能就是利用這一原理來揭示事物之間以及與人的心靈之間的這種非因果性的深層聯系結構。顯然，這一原理所涉及的邏輯不是演繹推理，而是類比推理。我們在《易經》（包括《易傳》）以及中醫經典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類比論述。 

當然，不是所有學者都會贊同對中華文化的這種理想自由的表達。我認為，這種理想自由的追求是十分可貴的，因為它不把人看作因果決定序列中的一環，而是看作自發動作、相互感應、和諧自然的存在；這里的人不是被操控、被決定的物體，而是自在自由的精神。但我們必須承認，這一理想自由的觀念，并未取得進一步研究的實際成果。與此相關的漢代讖緯之學，胡編濫造，異想天開，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涂。相反，正如吳著表明，希臘的演繹推理與現代實驗研究相結合，已經獲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上天入地，求精顯微，幾乎全面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事實一再表明，按照后一原理去做認真誠實的科學研究，很大可能是會有成就的，區別不過是成就大小而已。但按照前一原理去探索，就很難說了。因此，社會把公共資源用在前者而不是后者，是有理由的。

但這里還涉及一個不同的自由概念。吳著認為，現代科學受到基督教意志自由觀念的影響，開始追求“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129頁）。求力意志使得西方人不服從原來的理性觀念，擺脫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自然哲學，重建一個以動力因為主要因果模式的自然知識體系（136頁），從而利用實驗科學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從理性自由走向意志自由（138頁）。作為一部科學史、科學哲學的專著，作者非常小心地不去碰任何政治哲學的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無可否認的是，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對兩種自由做了最清楚的概念區分：一種是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上文所稱的理想自由，它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應該用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和行動的理想、理性、真正自我或高級本性？”這種自由是對理想的追求。另一個自由概念是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也可稱為底線自由，它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允許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個人？”這種自由是對個人不受政府強制的底線要求。伯林認為，如果允許政府推行一種理想自由來限制個人的底線自由的話，那將是一個十分危險的社會，因為在那樣的社會，政府就能以追求你的“真正”自我的名義來無視你的實際愿望，以維護真理或追求人的“真正”目標——無論是幸福、安全、義務、智慧還是正義——的名義來恐嚇、壓迫、拷問你，因為那才是你沒有認識到的、你的“真正”自由所在。歷史已經表明，這種社會是可怕的、災難性的。在社會生活（包括科學研究）中勢必需要個人的底線自由：現代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的理想自由觀念（如古希臘的演繹自由、古中華的感應自由），無論它們是被大多數人還是少數人持有，它們都應該得到寬容，不應該受到鎮壓，只要其理想自由追求不損害別人的自由追求即可。

1992年當我赴休斯頓留學時，非常驚奇地發現，這個緊鄰航天發射中心、現代科技十分發達的城市中，竟然還有人相信大地是平的，他們還有個國際學會（International Flat Earth Research Society，至今存在），自籌經費進行相關的實驗研究，召開學術會議，發行自己的宣傳品、音樂、批判“錯誤的”地圓說。認真考慮一下，如果政府出資支持這種研究，那是說不過去的，因為我們確實已有強大的理由和證據表明地平說是錯誤的，不應該把納稅人的錢花在這上面。另一方面，從底線自由出發，如果政府強迫取締這個學會，禁止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源來進行研究，那也是錯誤的。沒準兒他們的研究歪打正著，也能做出什么有趣的發現呢。更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具有追求自己的理想自由的自由——盡管他們的理想自由在大多數人看來是愚蠢的，即社會應該允許他們享有人人都需要的底線自由。我想，這或許也是吳著既呼吁“改造我們的文化土壤，讓科學能夠在中華文化中生根發芽”，又強調我們的傳統中有發達的“博物學（自然志）”傳統，值得科技史重視的深意所在（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