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述（1911-1992）先生的《遼史補注》（以下簡稱《補注》）近期終于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遼金史學界為之振奮不已。關于這部書的由來，還要從八十余年前說起。

1929年至1935年，陳述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期間，得益于陳垣等諸位先生教誨，深受乾嘉樸學熏染，撰《陳范異同》，補《南齊書?藝文志》，編《蔣士銓年譜》。尤其是仿錢大昕《元史氏族表》纂《金史氏族表初稿》，受到陳垣、陳寅恪等先生賞識，一舉成名，傅斯年先生亦允其畢業(yè)后至史語所工作。1935年4月陳述先生因校閱《金史氏族表初稿》入住史語所，同年9月正式入職。

陳述先生甫入史語所不久，友人姚從吾先生偶見陳述先生整理的《遼史拾遺》《遼史拾遺補》合并本及書眉批語，遂發(fā)出“吾兄將欲撰一《新遼史》”之語。正是受此激發(fā)，陳述先生有了整理《遼史》的想法。不過，陳述先生并不愿踵柯劭忞《新元史》之后塵，另撰一《新遼史》。他認為《新元史》的“效果并不理想完美”，沒有吸取歐陽修修纂新史而“舊史不廢”的經(jīng)驗，而新史如果不能替代舊史，“則作新史就是給讀者添麻煩”。修史者“應當提供讀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盡可能節(jié)省讀者時間，便于翻檢，這才是理想的辦法”。相較之下，喜聚異同的補注體裁自然是較為理想的形式，這“遠非重新改作所能比擬”。同年10月，陳述先生撰成《遼史補注?序例》，確定了補注《遼史》的工作原則、步驟及主要內(nèi)容（參見《陳述自述》，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劉鳳翥《陳述先生的生平、師承及學術貢獻》，《中國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陳述《補注?自序》、《補注?后記》）。

陳述先生大約沒有預料到，他二十余歲發(fā)愿補注《遼史》，從此踏上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漫補史路?！堆a注》傾盡了陳述先生一生心血，他朝于斯，暮于斯，時時訪求，孜孜補注，直至1992年1月5日因病逝世，誠可謂生命不息、補注不已。陳述先生大概也不會預料到，《補注》自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籌劃出版，后因諸多原因?qū)覍已悠冢敝了砉手蠖嗄?，方才得以刊行。對陳述先生而言，《補注》未能及時刊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此一來，《補注》可以不斷增補、完善，而這與陳述先生精益求精的治學理念完全契合。正是出于此一理念，陳述先生在生前僅交出十冊初稿，其余三十多冊手稿則一直留在身邊，時時增補。在陳先生故去之后，女婿周思永承擔重任，對全文進行校訂，并“補齊該書引文出處卷次”（陳重《陳述先生遺稿舉要》，宋德金、景愛、穆連木、史金波編《遼金西夏史研究——紀念陳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論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陳述先生的《補注》以存史料、聚異同為旨，主張“寧失之繁，勿失之略”（陳述《補注?序例》）。僅僅兩卷的《太祖紀》補注，陳述先生即征引文獻九十余種，其補史旨趣由此可見一斑。另據(jù)周思永先生統(tǒng)計，《遼史補注》引用各類文獻多達九百余種（周思永《遼史補注征引文獻》，景愛《陳述學術評傳》，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已然成為遼代史料之淵藪。陳寅恪先生目之為“契丹史事之總集”，顧頡剛先生稱之為“一代史料的總集”（《補注?序》），可謂實至名歸。

陳述先生在《補注?序例》中曾交代自己大致的工作次序，“先取厲、楊以下諸家所輯者，分注《遼史》之下……次取后魏以來諸史、文集、筆記為厲、楊諸家所遺者，及晚近出土資料與中外學者研究之成績，一一補入之”。本文即以此為綱，略微談一下《補注》征引資料的大致情況。

一、傳世文獻之增補

如上所言，陳述先生首先是將厲鶚《遼史拾遺》、楊復吉《遼史拾遺補》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yǎng)新錄》、陳漢章《遼史索隱》等前人的成果“分注《遼史》之下”，具體流程，自是毋庸贅言。對于不同史籍中重復出現(xiàn)的史料，陳述先生并非臚列式地一一征引，而是采用以某書為主，文末注明某書同（略同）或文內(nèi)出異文校的方式。這既便于讀者了解相關史籍概況，也大大節(jié)省了篇幅，不致太過冗贅。例如卷一一《圣宗紀二》注一二大段引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文末括注《太平治跡統(tǒng)類》（下稱《統(tǒng)類》）《宋會要輯稿》兵八并同（《補注》413頁，以下不再標注書名）；同卷注一〇引用《長編》之文后，括注《統(tǒng)類》略同，并謂《遼史拾遺》引《長編》“敵”作“虜”，應是未經(jīng)清人改譯之本（413頁）；注一六引《長編》之文，文中數(shù)處出現(xiàn)異文校，稱“《統(tǒng)類》誤作趙彥欽”、“《宋史》作蕭啜里”云云（414-415頁）。

陳述先生在傳世文獻的搜羅范圍上，遠遠超過此前的著作，尤其是厲、楊二氏之書，正可謂后出轉(zhuǎn)精，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堆a注》不僅增補了慕容彥逢《摛文堂集》、胡宿《文恭集》、耶律鑄《雙溪醉飲集》、歐陽玄《圭齋集》、劉因《靜修先生文集》、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輯本《宋會要》等宋元時期的文集、筆記、政書，還特別關注歷代方志材料，征引各類志書近百種，增補有輯本《元一統(tǒng)志》、大典本《順天府志》、萬歷《馬邑縣志》、乾隆《口北三廳志》、同治《西寧新志》、光緒《通州志》、民國《霸縣志》、民國《香河縣志》、民國《昌黎縣志》等諸多志書?！堆a注》對釋氏典籍亦予以特別關注，如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贊寧《宋高僧傳》、思孝《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希麟《續(xù)一切經(jīng)音義》、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釋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錄》、日本高楠順次郎等輯《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等等，皆成為陳述先生補史之資料。

不僅如此，陳述先生還將史料范圍擴展至傳奇小說、戲曲雜劇等俗文學。例如卷一〇四《王鼎傳》引元稹《鶯鶯傳》、陳鴻《長恨歌傳》論述《焚椒錄》承襲唐寫實小說之風（3506頁）；卷一《太祖紀上》引李直夫《虎頭牌》雜劇“竹里真”一詞證“女真”在元時之讀音（8頁）；卷四九《禮志一》引王實甫《麗春堂》、無名氏《射柳捶丸》、無名氏《慶賞端陽》等雜劇中出現(xiàn)的射柳情節(jié)（2286頁），輔證契丹射柳之習俗；卷五一《禮志四》“宋使見皇帝儀式”中有“曲破”一詞，陳述先生指出“曲破為舞曲最詳備者”，除去增補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張炎《詞源》、吳自牧《夢梁錄》等清人未引之書，更引宋代南戲《張協(xié)狀元》第二出的“斷送”實例以資參考（2320頁）。

不唯本土之史籍，陳述先生對域外史籍也極為關注。《補注》不僅新增《百練抄》《中右記》《后二條通記》《十三代要略》《遼代皈日記》《三國遺事》（1069、2457、3663頁）等東亞漢文文獻，還增補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中西亞史籍。例如卷一六《圣宗紀七》引用阿拉伯文獻中遼圣宗致吉慈尼素丹馬合木書（607頁）；卷三〇《天祚皇帝紀四》引依本?阿梯兒《全史》以及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敘述西遼契丹人之狀態(tài)（1347、1348、1353等頁）。

二、考古新資料之增補

陳述先生補注《遼史》，不僅關注傳世文獻，亦關注地下新出資料，尤其是碑志石刻等文字材料。陳述先生隨史語所遷往南京之后，曾為補注《遼史》專門至北平查閱碑刻資料，后逐漸積累成《遼文匯》一書（中國科學院出版，1953年），日后復又增補成《全遼文》（中華書局，1982年）。在《全遼文》正式刊行后，陳述先生仍時刻關注新出石刻資料，隨時增入《補注》，例如1982年發(fā)表的鄧中舉墓志、1986年發(fā)表的梁援墓志，1987年發(fā)表的鮮演大師墓碑、樂亭陶碑，1988年發(fā)表的蕭僅墓志，1989年發(fā)表的張建立墓志等等。

這些新增石刻中，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在陳述先生的故鄉(xiāng)樂亭縣發(fā)現(xiàn)的遼代陶碑，碑額正面刻“平州馬縣南千金千人邑同建無垢凈光佛舍利塔”，背面刻“大契丹國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記”。此碑直至1987年才公布于《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二期，陳述先生遂將此條補入卷四〇《地理志四》平州馬城縣條之下（1763頁），而《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及其續(xù)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均未收錄此碑。

《補注》中有明確時間標記的最后一條資料是1991年發(fā)表在《考古》第四期的耶律習涅墓志，陳述先生據(jù)之補注卷六六《皇族表》（2683頁）、卷七六習涅六世祖《耶律魯不姑傳》（3084頁）、卷七九習涅五世祖《耶律賢適傳》（3108頁），并在卷一〇〇增《耶律習涅傳》（3437頁）。由此可知，陳述先生在去世之前仍在不斷增補《遼史》。較為蹊蹺的是，《補注》中有三處引用了向南先生的《遼代石刻文編》（1383頁、1560頁、3005頁），然而《遼代石刻文編》出版于1995年，前言作于1993年11月20日，且致謝部分中并未提及陳述先生。另據(jù)劉鳳翥先生告知，陳述先生與向南先生并無交往，不太可能事先見到書稿。故此三處很可能是在陳述先生逝世之后，由整理者所加。

《補注》不唯重視碑刻墓志等文字資料，對一切考古資料，亦皆予以關注。遼代城址、墓葬壁畫以及出土的各種器物，均成陳述先生補史的“新”資料。有賴于此，《補注》仿若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品讀之余，契丹王朝君臣的生活場景亦隨之映入眼簾。

陳述先生在補注《地理志》時，極為重視城址的探查工作，相繼補入內(nèi)蒙古文化局祖州城調(diào)查（1513頁）、吉林省博物館他虎城調(diào)查（1527頁）、姜念思與馮永謙永州調(diào)查（1531頁）、金殿士祺州訪察（1618頁）等諸多相關資料。陳述先生對壁畫等圖像資料，亦極為敏感。例如卷五四《樂志?散樂》下，引內(nèi)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壁畫所繪《散樂圖》、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所繪《散樂圖》，詳細說明遼代散樂形式（2386頁）；卷五五《儀衛(wèi)志一?國輿》之“總纛車”條，引庫倫一號、二號遼墓壁畫及法庫葉茂臺蕭義墓壁所繪車輛，以證其形制（2399-2340頁）；卷六二補《藝文志》“藝術類”，除去引《故宮名畫三百種》之遼人蕭瀜《花鳥圖》（一說系明人仿作）、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東丹王《射騎圖》《射鹿圖》（2570頁）之外，亦引1974年在法庫遼墓出土之《山水樓閣圖》《竹鳥雙兔圖》及同年在應縣木塔發(fā)現(xiàn)之《采藥圖》（2517頁）。對各類出土器物，陳述先生亦能善加利用，例如卷四《太宗紀下》，陳述先生在談及契丹人處理太宗尸體的方式時，以遼寧法庫葉茂臺出土銅絲網(wǎng)罩以及內(nèi)蒙古豪塹營出土女尸周身銅絲網(wǎng)絡為例（246頁）；卷一〇八《方技傳》補醫(yī)者鄧延貞傳，述及興宗朝皇太后牙齒有疾之事，注稱“遼自上京至西京，墓葬中屢有牙刷出土，以是知當時口腔保健之先進也”（3565頁）；卷一二《圣宗紀三》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命從臣分朋雙陸”，除列舉晏殊《類要》、洪遵《雙陸序》、謝肇淛《五雜俎》等文獻及日本所行之雙陸外，專門引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庫倫旗三號遼墓出土的雙陸博具為據(jù)（432頁）。

三、學界最新成果之增補

陳述先生補注《遼史》不僅重視傳統(tǒng)文獻及考古資料，對學界最新成果、前言動態(tài)亦時刻予以關注。王國維、岑仲勉、傅樂煥等國內(nèi)學者的論著自不待言。難能可貴的是，陳述先生緊緊跟蹤國外漢學動態(tài)，盡可能為《補注》搜羅海外資料?！堆a注》涉及的歐美論著主要有：法國人牟里（漢名閔宣化，J.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伯希和（P. Pelliot）《中亞史地從考》、沙畹（E.Chavannes）《魏略西戎傳箋注》；德國人曉特（W.Schott）《契丹與哈喇契丹》；俄國人布萊資須納德（E.V.Bretschneider）《中世紀研究》與《西遼史》、巴托爾德（W.Barthold）《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爾德文集》；美國人魏特夫（漢名魏復古，K.A. Wittfogel）與馮家昇合著之《中國社會史——遼》。至于日本學者的論著，《補注》更是頻繁引用。如田村實造與小林行雄的《慶陵》、神尾弌春《遼代佛教文化史考》、稻葉巖吉《契丹橫賜橫宣釋》、島田正郎《遼朝于越考》、津田左右吉《遼代制度之二重體系》、冢本善隆《日本遺存的遼文學及其影響》等等。

《補注》并不局限于史學、文獻、考古方面的論著，對民族調(diào)查資料也予以了極大的關注。例如在討論契丹早期的三汗傳說時，有一汗“戴野豬頭，披豬皮”，陳述先生認為此乃射獵遺俗，“今達呼爾、鄂倫春獵人射鹿時，仍有戴鹿頭、披鹿皮以求接近易獲者；或是酋首以此示其威嚴；或者是薩滿神服”（1407頁）。在討論契丹人沃水乞雨、擊髀石為戲等風俗時，引欽同普《達斡爾民族志稿》、阿勒坦噶塔《達斡爾蒙古考》及何維忠《達古爾蒙古嫩流志》加以注解（306、2286、2785頁）。

《補注》對民族語言文字亦有所關注。在討論“女真”一詞的語音語源事，引用明朝官方編寫的《女真譯語》（8頁）。對一些契丹語詞，及時吸收語言文字學界最新釋讀成果，增入《補注》。例如卷七三《耶律曷魯傳》之“阿魯敦”（亦作“阿廬魯朵里”），陳述先生謂其“為契丹語譯音，源于回鶻、突厥語之Altun，其義為金，引申用之為漢語‘貴顯’‘盛名’之意”（2989頁）；卷七二《耶律倍傳》載有東丹王耶律倍浮海奔逃時所作的詩句“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陳述先生采納厲鼎煃先生的釋讀成果，認為“山”應為契丹文“ ”之誤刻，為“可汗”之意（2943頁）；卷一一六《國語解》引岑仲勉《突厥語及其相關外語之漢文譯寫的考定表》與《突厥語及伊、印語之漢文譯寫表》闡釋夷離畢、達剌干、梅里等詞（3686、3710、3711頁）。隨著契丹文研究的不斷推進，陳述先生的有些推論雖然需要修正，但是對當時的《補注》而言，已經(jīng)站在契丹文研究的最前沿。

《補注》在吸收學界成果時，囿于時代所限，偶有失當之處。例如《管子補注》作者署名為蘆泉劉績，陳述先生根據(jù)郭沫若先生的考訂，認為此人為遼代的劉績，遂在卷六二《藝文志》，補入《管子補注》一書（2554-2555頁），復在卷一〇三補《劉績傳》，并著重介紹《管子補注》（3486頁）。不過，經(jīng)過羅繼祖（《“管子補注”作者劉績的時代問題》，《史學集刊》1956年第二期）、鞏曰國（《〈管子補注〉刊刻年代考辨》，《圖書館雜志》2006年第十二期）、武光雪（《劉績〈管子補注〉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等先生的考辨，可以確定蘆泉劉績系明弘治三年進士，江夏人，字用熙，號蘆泉。郭沫若先生曾認為清人稱蘆泉為劉績之號乃系臆測，蘆泉應是地名。然而武光雪在劉績好友李東陽（弘治七年進士）的《懷麓堂集》中找到了李氏為劉績所作的《蘆泉銘》，銘曰：“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苯Y(jié)合諸多證據(jù)，《管子補注》的作者乃是撰有《淮南子補注》的明人劉績，而非遼代的劉績。誠如陳述先評厲鶚《遼史拾遺》之語，“此則以時、地之限，非可以責厲氏也”，我們亦不能以今日之學術苛求于陳述先生。

《補注》一書顯示出陳述先生深厚的樸學功底，征引資料涉及地上地下、古今中外各個方面，許多內(nèi)容絕非電子資源所能“發(fā)掘”?！堆a注》即是契丹史事之總集，亦是研究遼史、契丹史的工具書。讀者以《補注》為線索，按圖索驥，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對學者快速掌握《遼史》相關史料及當時學界的前沿動態(tài)，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堆a注》一書，無疑是遼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者必備的案頭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