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被貼上小眾、邊緣的標簽，詩歌也從未離開。

在互聯網上寫詩的年輕人說：詩歌是獨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詩歌是西雙版納地攤上19.9元的實驗，詩歌是靈魂最深處的需要……

在海島長大的謝健健，成年后離開海島求學，此后又返回海島工作。他說在孤獨、重復、枯燥的工作生活中，詩歌可以幫助他對抗虛無。2019年重返海島后，他寫了很多和海洋有關的詩：咸澀的海風，像山一樣的海浪，遙遠的海岸線。他也向往高山，向往原始森林，向往和原有生活不一樣的反差。

與謝健健一樣，隔花人也寫詩，她說自己是一名地攤詩人。工作帶來的疲憊，讓她想要逃離城市找到不同的生活。2019年年底，在西雙版納夜市上，隔花人開始擺攤“賣詩”，一首詩19.9元是她對生活的實驗。她說裸辭賣詩是一場不知道結果的嘗試，“我希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在詩里她寫道，“今天對昨天說該怎么過，昨天說你拖延到明天就行，明天的事誰也不知道。”

黑龍江大三學生李佳奇在2020年開始寫詩。他說，“對于我來講寫詩就是一種情緒的釋放。”很多無法直白抒發的東西，他想用隱匿的詩歌來表達。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的詩集《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他覺得這句話是對詩歌最好的注釋。

2020年前后，謝健健、隔花人和李佳奇開始了各自在詩歌世界中的探索。在這條靜默的路上，經由詩歌他們試圖找到人生新的方向，而在現實世界中他們也希望找到自己。

“我不想被海島困住”

寫詩是一種對抗。對抗什么？謝健健說，“生活的虛無”。

謝健健的家在浙江的海島上，叫洞頭島，距離溫州33海里，沒有建設跨海大橋以前，島上的居民只能坐船去溫州。

謝健健在海島上。本文圖片  受訪者 供圖

“小學3年級以前，我住在更偏遠的半屏島，半屏島因為島上的半屏山得名。”后來因半屏島上的小學停辦，謝健健一家遷至洞頭島。“那時候半屏島和洞頭島沒有連橋，出門要坐船。雖然遷到了洞頭島，但當時的洞頭只能叫城鎮，不能叫城市。”

島上的生活是貧瘠的，不止是物質也包括精神。

19歲離開島嶼前，謝健健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小時候去過幾次溫州市區，但記憶非常模糊，只記得和家人去那里玩，那時候對外面的世界沒有意識。”高三時他和同學去湖州，“當時第一次坐高鐵，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心里會有一些落差。”

高中畢業謝健健離開海島到浙江紹興讀大學。南方漫長的梅雨季帶來的陰郁心境，讓他一度很喪氣。“大三、大四的時候我開始寫小說，寫在雨中頹廢喪氣的人們，像太宰治筆下的葉藏。”

回憶那段喪氣的日子，謝健健剖白心跡，“一個男大學生從心里熱愛文學，雖然沒有發表作品，但一直在寫東西，我覺得我和其他人不一樣，但現實仍要面對畢業、就業的迷茫。”

大四的時候謝健健把自己寫的小說投給了一家雜志，小說發表后，他收到了5000元稿費。“我覺得我寫小說可以，后面又開始嘗試寫詩。”因為寫詩，謝健健閱讀了很多國內外詩人的作品，“是一個向外學習的過程，”這也讓他看到了詩歌中更廣闊的精神世界，“詩歌把我從消極的心態中拉了出來，會發現自己獨居一隅非常狹隘。”

2019年畢業后謝健健考上了老家的編制，回到洞頭島，在鎮上的執法局工作。“工作環境比較壓抑，需要加班和文字材料整理，寫公文和文學創作是不一樣的，非常繁雜和枯燥。”

在島上謝健健通過寫詩來緩解自己的壓抑和焦慮，“2019年我寫了200多首詩。”他在一首詩里描寫一位環衛工人，“一個7月的清晨，我路過車站路，看見她躺在長椅上睡著了，她拿手臂遮住那張過去的臉，好像這個車流涌動的時代與她無關。”

寫環衛工人的謝健健，也在寫自己。“過去十多年我一直聽著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我渴望到山里面，到原始森林，到沙漠，去父親沒有去過的土地。”島嶼上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終究還是很遙遠，他渴望與外界聯結。

“我想要脫離海島帶來的影響，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再回來堅持我的生活，我不想被海島困住。”在外人看來，謝健健的工作體面安穩，但他不喜歡這種固定的舒適，渴望到外面漂泊，他稱這是海洋的氣質，就像法國詩人保爾·瓦雷里寫的詩“大海啊，永遠在重新開始”。海浪不斷沖打著海岸，就像生活在海上的人永遠不甘于困守島嶼。

2021年前后謝健健多次離開海島，從島嶼走向高山，他希望在旅途中遇到屬于自己的故事。

在雅魯藏布江江邊他看到一個穿著藏服的女人，“她看起來非常蒼老，呆呆地站在水邊，雅江的水非常湍急。導游說已是帶團第三次遇到她。”雅江邊立著一個牌子，寫著水葬臺，謝健健回憶，“女人的孩子已經夭折，在那邊水葬是對夭折小孩子的埋葬方式。夭折的小孩子經過儀式，尸體會被拋入雅江中。”他把見聞寫進詩里，“卓瑪已隨孩子死去，只剩慣性的本能，卓瑪不吃魚，見到就流魚籽大的眼淚。”

在云南松贊林寺謝健健跟隨采菌人，翻越腐木柵欄，去了附近的天葬臺，他在詩中描述，“大群的禿鷲折返在天葬臺森林之上。”

注視死亡的時候，他也在思考死亡，“當被魚或禿鷲吃了，他們的生命會不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但真正的死亡可能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被忘記。”

松贊林寺。

在云南獨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山間有野花，異常鮮艷的菌子，零星的墓地。”謝健健回憶，下山的路很崎嶇，荊棘橫長在山坡上，需要穿過荊棘下山，期間還多次踩到了無名動物的糞便，黃昏才到達山腳下。

向外走的過程，也是向內自觀的過程。回到海島后，謝健健寫了“高原的燈塔”。他在詩里回憶，父親二十歲便駕船往返于溫州各地，滿載2萬斤的煤球，穿越海上像山峰一樣的巨浪。晚年父親很少提及這些，唯獨常提起海上的燈塔，“是黑夜里潛行的一束光。”

在高原云海上注視燈塔的謝健健，未嘗不需要一束光幫他找到自己。他在詩里寫道，“對峰頂的執著讓我常年流浪異鄉，父親在海上登山，我在高原見海，我所叛離的，南轅北轍回到我身邊。”

從2019年開始寫詩，謝健健在很多詩刊上發表過自己的作品，并出版了自己的詩集《梅雨潮信》。2022年他入選中國作協，成了中國作協的會員。除了向詩刊投稿，他也把詩歌分享在多個社交平臺上，獲得了上萬的點贊和收藏。他說，“作為微小的生命個體，我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接觸失控才會遇到驚喜”

2020年10月，隔花人決定裸辭，去西雙版納的夜市上賣詩，她說這是一場“人生實驗”。

隔花人在西雙版納地攤上賣詩。

大學畢業后，隔花人進入廣告行業，在上海一家很有前景的公司工作。回憶那時候“太疲憊”，她想讓自己放下來，但工作推著她不停向前走。“當然這在大城市很常見，大家都是在這種狀態，沒有人說這不對。但辭職后你離開了那座‘山’，在更高的地方看，或者在山腳下看，你會發現我們不需要那個樣子。”

辭職后，隔花人住在朋友家，“每天早上醒來不用看微信工作群，不用回復客戶消息，可以看電視，覺得生活太幸福了。”

決定去西雙版納夜市上賣詩很偶然，“我弟弟在那里，說夜市很好玩，可以擺攤，賣詩是突發奇想。”不考慮生活來源和經濟負擔，隔花人覺得，這是另一種生活的開端，“在2020年最后的2個月，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靠賣詩養活自己，2個月又能寫出多少詩。”賣詩可能會失敗，但也有其它的可能性，“需要實驗”。

隔花人回憶，在西雙版納每天下午5、6點出攤，晚上10點收攤。“攤位上是我印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我朋友畫的插畫。游客可以定制詩，給我講個故事，也可以給我一個主題，我把它們寫成詩，一首詩19.9元。”

找隔花人寫詩的大多是年輕人，也有年齡大的。她回憶，“一位40歲的大哥找我寫詩，他給我的主題是小亭。他說他朋友的女兒寫了小亭的詩，他想看看小朋友的視角和大人的視角有什么不同。”除了夜市上的游客，互聯網上也有人邀請隔花人寫詩，“我會在西雙版納寄明信片給網友，明信片上會寫上我的詩和名字。”

在來西雙版納前隔花人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她認為，“一直待在一座小城市，視角會打不開。年輕人都想要光鮮的生活、更高的工資，更好的職位。”但在這里她發現，她之前所追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

“我問這里的年輕人想不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他們覺得在這里很快樂，每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朋友聊天，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每個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當我認為他們的眼界很小的時候，其實是我太狹隘了。”

不再執著于某種固有的觀點，人會變寬闊。“我們的世界是一個立方體，但當我走進別人的世界后，我可能從四方體會變成五方體、六方體。當我的面越來越多，我的世界會慢慢變成一個球體。”來西雙版納之前，隔花人活在自己的面上，“我生活在這個面，就以為世界是這樣的，但當我走到你的那個面會發現，世界不是這個樣子的。”

西雙版納之行隔花人并沒有掙到很多錢，“擺攤賣詩的兩個月，近50首詩賺了不到2000元。”雖然收入不多，但收獲了另一種可行性。她說，“在西雙版納賣詩一定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也是我正式寫詩的開端。”

隔花人把在西雙版納賣詩的經歷分享在社交平臺上，“高中同學看到后給我打電話，他說很感動，也很羨慕我去做這件事，因為他不敢。他有很現實的壓力比如房貸，他沒勇氣放下安穩的生活，去做一件可能完全沒有收獲的事情，但他告訴我，‘謝謝你，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因為在互聯網上寫詩，隔花人收獲了很多的關注。2021年高考，她在社交平臺發了一首和高考相關的詩《難題》，被很多網友轉評。“高考那一天，全體家長在校門口罰站，我要考多少分，才有資格把爸爸領回家。”她說這曾是她參加高考的真實感受。

2022年隔花人開始在小紅書分享自己的詩，“發第三首詩的時候，忽然爆火。”她回憶，“我之前只有100個粉絲，正常就幾個點贊，第三首詩發布后忽然出現了99+的點贊。”她記著那首詩叫《選擇權》，“那些不愿意看世界的種子，沒有發芽。”因為這首很短的詩，隔花人被迅速看到，“那一首詩讓我一天漲了5000個粉絲。”目前，隔花人在小紅書擁有17.8萬粉絲，網友評論她的詩靈氣而充滿哲思。

當然，除了被很多人喜歡，隔花人的詩也會被質疑，“有人留言說我的詩是狗屁，從一個平臺追到另一個平臺罵我。”網友的評論讓她思考究竟什么是詩？“研究詩歌的學者告訴我，任何本源性的東西沒有辦法解釋。所以什么是詩？你認為我寫的是就是，你認為我寫的是垃圾就是垃圾。”

在互聯網上寫詩，隔花人認為自己只提供了一個原點，每個人都來碰撞一下。有的人可能很用力，受傷了就彈開了，有的人可能會覺得很溫暖，就依靠著，“詩只是人和人聯結的介質。”

從開始寫詩，隔花人就不想被標簽和定義。她不認為自己是詩人，她覺得自己遠比詩人大的多，“寫詩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如果你只把我認定為一個詩人，就把我看小了。”面對“你覺得你是個詩人嗎”的問題時，她喜歡日本詩人寺山修司的回答，“我一生的職業都是寺山修司。”這個答案也是隔花人的答案。

離開西雙版納后，隔花人決定一邊工作一邊寫詩。2021年初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那時候希望可以用文字影響他人，但這個目標很模糊，如何實現我只能去碰撞，走一步看一步，撞到什么是什么。”

今年2月底，隔花人的詩集即將出版，詩集中收錄了100多首她在2020-2022年寫的詩，她覺得離用文字影響他人的目標更近了。“我很少做長遠的計劃，接觸隨機性，接觸失控狀態，才會遇到驚喜。總在預期范圍內做計劃，很難收獲驚喜。”

“詩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

2020年開始寫詩，李佳奇說寫詩是情緒的釋放。

大一上創意寫作課，李佳奇第一次寫詩，詩的名字是《真理之妄想》。詩中他想表達社會規則對人的束縛，這是城市生活給他的感受。回憶這首詩，并不完善和成熟，甚至稍顯稚嫩，但這為他打開了一扇門。

李佳奇本人。

李佳奇回憶，因為剛上大一，陌生的生活環境、陌生的人群讓他產生了強烈的孤獨感和疏離感。他試圖在詩歌里找到不一樣的情感寄托，“從創意寫作課之后我開始讀詩、寫詩。”

讀詩的過程是一個逐漸豐滿自我的過程，李佳奇讀美國詩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二十一首情詩，讀猶太詩人保羅·策蘭的《罌粟與記憶》，讀俄羅斯詩人古米廖夫、阿赫馬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的《鐘擺下的歌吟》。

“讀到喜歡詩人的詩會被吸引，這會轉化為我寫詩的內在動力。”讀詩的過程是一個積淀的過程，“這些詩會化成無形的語感啟發你，語感會被保留在身體里。”

對李佳奇來講寫詩是一種情緒的釋放，“詩歌的表達更隱晦，情緒會被隱匿的寫進詩里，不需要寫實的描寫。”

被問到什么是詩，“把靈魂最深處的想法、吶喊或是渴求寫出來就是詩，就像露易絲·格麗克的詩集，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處的需要。”李佳奇說，詩歌不像小說有很多激情，不像戲劇有很多沖突，需要完全靜下心來感受。

寫詩之初李佳奇寫想法和情緒，寫形而上的東西。回頭看，一些空泛的內容是沒有力量的。疫情期間，他開始把目光看向更真實的世界。“在此之前，我對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靜下心來關注、思考的時候很少。”此后，他寫城市古老的教堂、古樹下的老人，寫冬季的大雪、寫被雕塑的石頭......

最開始寫詩，李佳奇給公眾號投過稿，過稿后會有稿費，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后面他逐漸從公眾號投稿轉向了期刊雜志投稿，“一開始投也是沒有任何回應，2021年才開始有反饋。投稿就是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如果能在期刊雜志上發表也是對自己創作水平的認可。”除了投稿可以拿稿費，參加詩歌創作比賽，獲獎后也能拿到獎金。

2022年李佳奇開始在小紅書分享自己的詩。除此，他還在平臺上定期分享向詩刊投稿的經驗，分享國內外優秀詩人的詩集，分享過稿經驗。寫詩2年多，李佳奇的詩被包括《綠風詩刊》《鴨綠江》在內的多家雜志收錄。社交平臺上找他咨詢的年輕人很多，投稿的渠道、投稿的郵箱，也有人加他好友分享作品。

李佳奇認為，當下文學是被邊緣化的，寫詩更加邊緣。“文學被邊緣和我們生活的時代有關，快節奏的生活，很多人需要為生活打拼，大家無暇顧及精神世界。”雖然熱愛詩歌，但很難將寫詩作為主業，“沒辦法解決收入來源，很多人希望是這樣，但現實并不允許。”

從出生到上大學，李佳奇一直生活在哈爾濱。“每天早上起床上課，吃飯，寫作業，寫卷子，一天就過去了。”一成不變的生活讓他想離開家鄉去嘗試不同的東西，但選擇需要勇氣。“有時候我也會想，一直在家鄉安穩待著不好嗎，但轉念這就是很枯燥。”

他把糾結、焦慮的情緒寫進詩里，希望經由詩歌找到正確的出口。大三即將過去，李佳奇還沒有想清楚未來的規劃，“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注定會失去安逸，這兩者是不可兼得的。”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隔花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