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一個危機的時代，戰爭已然減少，但國際危機卻依然頻現。僅就中國外交而言，近年來我們所面臨的朝核危機、南海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及日前正熱的中美貿易摩擦，均為棘手的危機事件。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多重的，國際實踐也不是非黑即白。國家間的外交狀態既非祥和的世外桃源，也非風雨如晦的凄冷世界，而是處于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正如理查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Richard N.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的書名，就展現了這種平衡。盡管該書寫于20世紀80年代，但其獨到的視角對于理解今天的中國外交仍有重要啟發。下面筆者根據對中文譯本的閱讀，扼要談三點啟發與思考。

外交研究需重視情境變量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外交本質上是情境性的（Contextual），必須考慮權力在具體政治情勢下的實際表現。在不同情境背景下，外交行為者分別感受到的外部約束不同，對風險和收益的感知也會不同。國際情境基本上包含戰爭（訴諸武力和暴力沖突）、日常（和平狀態）與危機情境（顯著的壓力與戰爭可能性）。勒博指出，危機是不同于和平與戰爭的第三種狀態，是一種具有高度風險、決策時間短與不確定性的狀態。超脫傳統的戰爭與和平兩分法，勒博突出了危機情境。他在詳細定義基礎上，區分了四種危機類型，即敵意合理化危機、派生性危機、邊緣政策危機與偶發性危機。在此之前，西方學界對互動情境的分析并不重視。在后冷戰時代，外交分析更應關注多元情境下的互動邏輯，如此，勒博的多元視角將為我們帶來啟發。

在大國無戰爭時代，與危機并存的就是日常情境。與重大危機的分水嶺性質不同，日常情境是平淡、瑣碎與波瀾不驚的。實際上，日常情境是兩次危機之間的平靜期，或者說危機是日常情境中的不正常狀態。日常情境是一種“未經反思的”、“自然而然”的習慣思維，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認知困難，幫助國家根據過去經驗從當下情境中提取“模式化見解”（stereotype）。當前中國外交面對的國際格局，戰爭已經不多見，危機情境與日常情境是兩種主要類型。為此分析中國外交就不能忽視這種和平-危機-緊張-和平的循環，正是在多元情境下，中國外交決策就需具備不同的邏輯。特別是在21世紀，國際實踐呈現為“日常－危機”二元模式，那么中國外交分析則需對此重點關注。

承諾可信度源于主觀認知

承諾是否可信，并不在于信號本身是否真實，而在于能否讓受諾者“感覺”其可信。這里的感覺就是受諾者的主觀信念，改變主觀信念才能真正提升承諾可信度。溝通方式，承諾與威懾成功發揮作用的核心條件都是“可信度（credibility）”，而可信度歸根結底是一個主觀認知問題。

小國面對大國的和平承諾，會反復試探承諾所包含的誠意，這是建立信任的必經“測試”——承諾來之不易，只有那些反復經得起危機考驗的承諾才值得信任。尤其是身處大國包圍的環境中的小國所感受到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在小國領導人看來，小國好比羔羊，大國好比大象，大象會不會發怒，無疑會使羊羔提心吊膽。由于自身實力弱小，脆弱而敏感的小國會用放大鏡對大國的一舉一動加以檢視。按照理查德.勒博對邊緣危機的解釋，當小國認為，嚴重的國內和戰略問題可以通過進攻性外交政策得到完美解決，就會傾向于挑戰大國的和平承諾，制造危機。在小國看來，真金不怕火煉，經過考驗的和平承諾才更加可信。因而，有時大國周邊外交的危機事件其實可以看作是周邊小國試探大國承諾的重要方式。

應區分和平外交的不同層次

和平狀態并非意味著完全的和諧狀態，而是存在熱和平、溫和平、冷和平的程度差異。自冷戰結束以來，時代主題已經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中國和平外交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和平崛起到底有多和平？是完全放棄武力，還是威懾與承諾并舉？實際上，和平的性質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存在不同層次。

其一，熱和平，即崛起國完全放棄武力，不進行任何形式的武力威懾。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訴諸武力暴力。然而，當前中國捍衛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臺灣尚未回歸，部分陸海領土存在爭端，外部大國競爭壓力驟升，放棄武力與武力威脅并不現實。其二，溫和平，意味著戰爭的可能性較低，大面積的緊張狀態基本消除。這是一種比較冷靜、也更有彈性的和平，以合作協商解決分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盡管強化了軍力建設，但只限于威懾與自衛，大部分時間處于溫和平狀態。其三，冷和平，即威脅和強制外交依然普遍，但又比冷戰的緊張感要低。在這一模式下，各國盡管有沖突但因對大戰的恐懼而較為克制，崛起國與霸權國關系盡管緊張，但是風險基本能夠管控。

從理論上看，中國和平外交的狀態可以在這三層次之間來回切換。2008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輿論就認為中國外交變得強勢。新時期中國外交確實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繼續恪守和平發展的諾言，主動展示“溫和平”狀態所帶來的和平紅利；另一方面，在涉及領土主權、民族情感、歷史問題方面，則更加強調捍衛底線或尊重核心利益，在維護合法權益時不懼采取武力威懾或強制手段，以彰顯大國決心。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外交會繼續以“溫和平”為支軸，根據不同情境，在熱和平與冷和平之間切換。

勒博指出，危機猶如切割精美的寶石，需要多個角度才能完整欣賞它。在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歷史關鍵期，《和平與戰爭之間》無疑將給中國外交研究提供重要參考。立足自身豐富外交實踐，中國需要從國際危機中不斷學習。只有學會理解他國的認知與信念，積極換位思考，才能通過“他者”認識自我，最終做到“攬鏡自鑒”。

（曹德軍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學涼風書會聯合北京大學出版社舉行的第66期讀書活動暨“勒博政治心理學思想”主題書評會上的發言稿，經作者審定，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