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莫里斯（Jan Morris，1926-2020）是英國知名作家、記者，原名詹姆斯·莫里斯。1960年代，他離開媒體，成為自由撰稿人，行走世界，并開始從男性到女性的轉(zhuǎn)變，最終在1972年完成變性手術(shù)。近日，中信出版集團推出了她的旅行寫作代表作品《世界：20世紀的道別》和《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并邀請劉子超、李孟蘇兩位嘉賓就這兩本書以及簡·莫里斯進行了一次線上對談。本次活動由編輯、書評人劉丹亭主持。

以下為本次線上對談的部分內(nèi)容整理。（說明：對于簡·莫里斯的人稱代稱，以下統(tǒng)一為“她”，而不加區(qū)分變性前后。）

簡·莫里斯

我心目中的莫里斯

劉丹亭：我們先從簡·莫里斯這個人開始切入今天的話題。我覺得莫里斯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前半生她是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后半生變成了簡·莫里斯（Jan Morris）。在我心里，她是一個奧蘭多式的人物，跨越兩性之間橋梁的一個人。能不能請兩位老師先談一談對她的一個看法？

李孟蘇：我特別同意丹亭說的，莫里斯是一個奧蘭多式的人物，在前半生，她作為一個記者，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一個男子漢的形象，是一個特別不折不扣的男子漢。她結(jié)婚，生了四個孩子，在事業(yè)上的成就也非常大。作為一個記者，她有著讓我特別羨慕的一個記者的職業(yè)高度，幾乎20世紀中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她都是目睹者，而且她在做記者的時候，也完成得非常好。一旦她真正開始服用雌激素，做了變性手術(shù)了以后，她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也完成得非常好。在她的自傳里，她寫了很多成為一個女性以后，對性別關(guān)系，還有對性別角色的認識，對我們女性來講也是非常有啟發(fā)的。

劉子超：從她的文字，我的確感覺到她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她的很多感覺并不是從一個單純的男性視角或者女性視角出發(fā)，而是把兩種視角非常微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我經(jīng)常感到，可能必須得是像她這樣的性別認同，才會有如此敏銳的觀察。

我記得看她講自己變性的那本書時，她回憶自己童年時代對性別的困惑，還有一些跟性有關(guān)的回憶。有一次她跟一個男孩在學(xué)校后面玩，那個男孩把她推倒在草垛里。那是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女性，雖然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jīng)過了幾十年，但她還能回憶起草垛所散發(fā)出的溫暖而潮濕的味道。把這種味道寫出來，很不容易。或許只有她這樣的性別認同才能做到。

李孟蘇：我想起她在接受一個采訪的時候說道，在做記者的時候，她目睹了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和叛亂，擊落和地震，還有政治審判和外交糾紛，所以她本能地把世界上這些人民遭受到的種種苦難和欺詐，歸咎于由男性主宰一切的狀況，我想她的女性氣質(zhì)是與生俱來的。

劉子超：對，她好像說她自己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個女孩。

李孟蘇：而且她功成名就以后，也特別厭惡別人把她取得的成功歸為男性氣質(zhì)的一部分。

劉子超：我覺得她非常勇敢，在變性前已經(jīng)功成名就的一個作家，人到中年以后會選擇去改變自己的人生，這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她那時候已經(jīng)有四個孩子了。變性以后，她跟妻子關(guān)系一直很好，兩人一直相伴終老。只是從過去的夫妻關(guān)系變成了姐妹關(guān)系。

李孟蘇：對，她們這種姐妹關(guān)系，還有變性之前的那種男女情愛、婚姻中的恩情，作為一個積淀、一個背景色，我每次看到都是非常感動的。

劉子超：好像也很難想象這種生活。

劉丹亭：是的，因為她變性的緣故，她和伴侶在1970年代的時候解決不了婚姻的法律問題，非常遺憾當時只能選擇離婚，但是到后來，英國又允許這種同性伴侶結(jié)婚，所以她們又在2008年選擇了復(fù)婚，攜手走完一生。這非常近乎一個理想的、完美的婚姻或者關(guān)系。

李孟蘇：在當今婚姻關(guān)系特別脆弱的社會，我覺得她們其實挺鼓舞人的。我看到她書里面寫到她們在威爾士家附近的一條小河邊上選擇了一個墓地，她早早把墓碑刻好了，上面寫著“這是一對朋友的生命盡頭”，我看到這些細節(jié)的時候，非常感動，她真的是一個很古典主義的人。

劉子超：那個村子我去過，一個威爾士的小村莊，那時候她還在世，而我當時在牛津讀書，周末的時候租了輛車，開到威爾士。她覺得這輩子最令她魂牽夢繞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剛才李老師說的這個河邊上的小村子——拉納斯蒂姆杜伊（Llanystumdwy），一個挺長的威爾士名字；另外一個就是的里雅斯特。她自己在文章里也寫過，說生命的時鐘抵達最后時刻的時候，她的靈魂仍不愿意離去，而是久久地徜徉在這兩個讓她畢生魂牽夢繞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我也算在追隨她的足跡，這兩個地方我先后都去過。特別是威爾士的這個村莊，特別小，有一條小河穿過一座石橋，兩邊是石頭房子，河水沖刷著橋底下的大卵石，從村子的一條路走到頭大概只要五分鐘時間。沒有酒吧，沒有商店，只有一個教堂，有英國前首相大衛(wèi)·勞合·喬治的故居。房子門口會有銘牌，我當時很有沖動去找莫里斯家，去敲門看她在不在，但最終還是沒有鼓起勇氣。

大衛(wèi)·勞合·喬治故居，現(xiàn)為威爾士國立寫作中心（Photo: Jim Killock@Wikimedia Commons）

李孟蘇：非常羨慕你能到她的村子里去。我從來沒有去過威爾士，但她在《歐洲五十年》和《世界》這兩本書里面，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在威爾士的農(nóng)舍。她這個房子以前很舊，屋子里面有非常高的橫梁，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響。每個人都說這個房子像是一艘桅桿很高的帆船，她也跟每一個人說，每天都有鳥在不同的窗戶上敲窗戶，就好像想要進來。她說鳥自古以來就是死亡的象征，你聽得到鳥敲窗戶的聲音嗎？我看過很多她的專訪，她跟每一個記者都說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我覺得她是一個預(yù)言式的作家。

莫里斯的創(chuàng)作生涯

劉丹亭：正好子超老師提到威爾士和的里雅斯特，兩位老師也都提到，在她的書里面，她似乎總是給這兩個地方留了一個位置，無論是在《歐洲五十年》里，還是另外一本《世界》里。尤其在《歐洲五十年》里，仿佛的里雅斯特就是一個主角，一個引領(lǐng)者。特別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的一開始寫到一個場景，在她二十歲，還是個軍人的時候，她來到了這個城市，在這個城市的海灘上眺望。她看到的其實不是的里雅斯特，而是在這個城市背后隱約展現(xiàn)出身影的歐洲所有大都市——一個曾經(jīng)非常繁榮的世界，一個類似于昨日的逝去的世界。我覺得這像是一個隱喻。就像是的里雅斯特之于歐洲，莫里斯也以這種個人式的經(jīng)驗帶著我們游歷世界，讓我們注意到在這個人背后，在這些看似零碎、看似破碎的經(jīng)驗之后的一個完整的世界圖景。所以我想咱們也許可以由此進入她的創(chuàng)作，來談一談她的創(chuàng)作。

劉子超：創(chuàng)作其實蠻難談的，她寫的東西太多了，一輩子出了四五十本書，譯成中文的現(xiàn)在也有了好幾本，但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世界》，這本書是她五十年寫作的一個結(jié)集。如果你還沒看過簡·莫里斯的東西，它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讀物，有點像《古文觀止》，可以作為了解作家一生的入門書。從這本書開始，可以再去讀其他的。

《世界》里講到她寫作的開端。1953年，她報道了英國登山隊登頂珠峰的消息。當時在前往攀登珠峰之前，英國登山隊在威爾士的一座山上做訓(xùn)練。我去過那座山，叫雪墩山（Snowdonia），它其實只有一千多米的海拔，但是比較險峻，而且經(jīng)常覆蓋著大雪，有點像珠峰最后一公里的感覺，所以英國登山隊在那里模擬訓(xùn)練。山腳下有一個旅館，她跟登山隊一起住在那里。他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了旅館餐廳的天花板上，其中就有詹姆斯·莫里斯——那時她還叫這個名字。這是她整個寫作生涯的開端。她之后寫了太多書，寫過西班牙，寫過大英帝國的歷史，寫過西班牙，寫過的里雅斯特，寫過牛津。

《牛津》是另外一本讓我印象比較深的。因為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作家，寫自己熟悉的城市或者國家其實很難。另一本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大英帝國的終曲》，這本書的氣質(zhì)有點哀傷。有意思的是，她在晚年寫了兩本書，一本是《香港》，另一本是《的里雅斯特》。在看這兩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她晚年在思考什么。我覺得她在的里雅斯特和香港之間找到了某種關(guān)聯(lián)。它們都曾經(jīng)是帝國的出海口，都曾經(jīng)是重商主義的城市，都曾經(jīng)非常繁華。的里雅斯特因為奧匈帝國解體而變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意大利的出海口太多了，像的里雅斯特旁邊的威尼斯，于是它的光芒完全把的里雅斯特給蓋住了。香港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類似的感覺，它是太平洋上一個很重要的節(jié)點，背靠著中國內(nèi)地這么一個巨大的市場。現(xiàn)在，有上海、有廣州，香港作為特殊的港口城市、重商主義城市的特質(zhì)就會慢慢失落，有點像的里雅斯特。所以她晚年花了這么多精力去寫這兩座城市，我覺得她意識到了兩座城市的某種關(guān)聯(lián)。

劉丹亭：我覺得子超老師說得特別精彩，因為在您說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現(xiàn)在請孟蘇老師來談?wù)劇?/p>

李孟蘇：我對簡·莫里斯的寫作特別感動的是，她用了很多的筆墨去寫一些普通人。《歐洲五十年》是我寫的序，所以我看這本書看得特別仔細，看了好幾遍。她這本書里基本上都是在寫普通人，她可能是想為歷史做一些注腳，為普通人也在歷史上留下一些聲音。

在寫作方面，簡·莫里斯特別不愿意別人說她是一個旅行作家，她更愿意認為自己是一個歷史作家或者是歷史學(xué)家。她也確實寫了三部頭的《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剛才子超老師也說到了。三部曲的第一本署名詹姆斯，是她在男性性別的時候?qū)懙模诙臼撬谧鲎冃允中g(shù)期間寫的，第三本就是以簡為署名寫的，這時候她成為了一個女性。她說，在變?yōu)榕砸院螅倩剡^頭去看自己作為男性時所寫的書，她并不認為自己有太大的區(qū)別，因為她認為她自己寫史、寫書，純粹是出于一種知識或者是美學(xué)、藝術(shù)方面的角度，很少出于政治立場。

我后來特別理解她，是源于她說過一句話，她說，我們在采訪歷史上的一些大人物，比如教皇或者某個君主、某個政治人物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給他的身高增加半英寸或者是一英寸，這是我們作為記者也好，作為歷史學(xué)家也好，去書寫歷史時特別容易受到的一個誘惑。所以她竭力希望抹掉這一英寸或者半英寸，給世界還原一個真實的身高。她還認為，由于多了這一英寸或者半英寸，這個歷史就不真實了。她希望能傳遞一個信息或者推倒一個信條，試圖呈現(xiàn)一個事件或者一個故事的兩面。她說，我不想去試圖歪曲任何東西，以達到某個目的。所以她寫了很多的普通人。普通人在歷史上，大都是作為一個歷史的人肉背景，或者說一個氣氛組，這些普通人都會被掃到歷史的塵埃中，但簡·莫里斯愿意在她的書里為每一個普通人留下他們的聲音，留下他們的一些事跡。這是讓我特別感動的一點。

劉丹亭：確實是這樣，我們可以在她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些像小速寫肖像似的文字，比如她寫道，她女兒看到一個特別可愛的老夫人，就跟她說特別想去跟老人搭話。而且類似這樣的人物，在她的作品當中還不止一個，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在一個巨大的世界或者一個時代背景當中，突然會出現(xiàn)一個精細的個體肖像，這種描畫會讓人有一些感動。

李孟蘇：對，我記得她曾經(jīng)說過，要寫一個城市，第一個她要像E.M. 福斯特所說的那樣，漫無目的、游手好閑地去逛；第二個體驗就是要去找一些詩，從詩歌里去體會這個城市。這兩個都給我特別深刻的感觸，以至于我后來每到一個地方去玩，也會像她這樣去學(xué)習，去體會一個城市。

劉丹亭：真的很有意思。

李孟蘇：她經(jīng)常說，每去到一個地方，她最喜歡去的就是這個地方的法庭，因為在法庭上，她能看到世間很多的人情，看到人性的東西。第二個特別愿意去市場和火車站，這也是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她看東西的視角非常獨特。

劉丹亭：是這樣的，我覺得她本身有一些很奇特的地方。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她介入了很多世界上非常重大的事情，比如說人類第一次成功登頂珠峰，比如說審判納粹的戰(zhàn)犯。但似乎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她慢慢地從這種特別宏大的視角當中退了出來，回歸到了一種可能更個體化，或者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更印象主義式的描寫。不知道您是不是有這種相似的感受？

李孟蘇：我覺得這可能跟她的年齡也有關(guān)系。到了一定年齡以后，她可能覺得人必須要承認你是開始要走下坡路了。她可能意識到了這一點，采用了一種稍微靜態(tài)的方式，在家里寫各個城市的印象記。這可能是她對抗走下坡路的一個辦法。

還有一點，這可能跟她的性別認識也有關(guān)系，因為這個時期正好是她越來越傾向于要作為一個女性，要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性別身份的階段。

《世界：20世紀的道別》&《歐洲五十年：破碎大陸的返航》，方軍、呂靜蓮/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版

身份認同

劉丹亭：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個讀者說了一個挺有意思的看法——盡管我不一定完全認同。她認為莫里斯在下定決心要去變性后，似乎寫得更好了。我不能完全說事情是這樣絕對的，但《世界》這本書似乎就給了我這樣一種印象，我會覺得她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她對父權(quán)的世界感到有一些失望，她甚至會感到有很多東西，比如她說她供職的一家報社像男性，另一家像女性，還有其他所有東西——政治、藝術(shù)等，她認為其中都有兩性對立的隱喻，似乎她越來越對這種性別的沖突和對壘的狀態(tài)感到疲憊，她有一點想從當中逃遁出去，以至于她可能慢慢辭掉了那些報社工作，回歸到了一種相對自由的寫作狀態(tài)。她開始給雜志社撰稿，可能用她的話來說，她寫作其實是完全出于她的愛好，是她愿意用生命的熱情來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想問問兩位老師，你們覺得她的性別轉(zhuǎn)換在她后面的創(chuàng)作中對她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嗎？

李孟蘇：作為一個女性來講，我看她前后的東西，并沒有看出特別大的轉(zhuǎn)變。我剛才也提到過，她說她寫東西更多的是從藝術(shù)的角度入手，更多的是審美。這可能是因為她寫的題材也比較中性，要是去寫小說或者寫戲劇，她可能也會表現(xiàn)出很理性化的傾向，但她寫的是非虛構(gòu)，我不認為她有特別強烈的女性視角。不過，還是能看得出，變?yōu)橐粋€女性以后，她看待男女問題的方式和角度是變了的。

她曾經(jīng)說過，變成一個女人以后，如果她和一個男人一塊出去吃飯，點菜的時候，餐廳侍者就不會問她的意見；她去坐火車提個大行李，會有男人主動問她要不要幫忙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加油的時候，加油站的工人會幫她倒車。她發(fā)現(xiàn)這個社會是默認女性低人一等的，或者女性是弱勢的。變?yōu)榕砸院螅龝呐说慕嵌葋砜础Ｋf，如果別人越是把我當成一個女人來對待，我就越發(fā)成了一個女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在適應(yīng)這樣的一個語境。別人默認我不會開倒車，或者我不會開瓶子，提不起沉重的行李，我也就覺得我自己不會了。而且她發(fā)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女人不自覺地也會認為女人怯弱。她的原話說，她的怯弱就是她的力量，她的低人一等就是她的特權(quán)。莫里斯的這種思考，作為一個女人，我是非常警醒的。可能正是有了變性的經(jīng)歷，她才會有這樣的認識，她也才會對女性提出這樣的一個警告。

劉丹亭：是這樣的。我覺得對于她的性別來說，她是一個非常激進、非常現(xiàn)代的一個人，但與此同時，在她談及兩性問題的時候，有時候我又會覺得她其實還有一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比如說，在《她他》里面，她也會流露像您剛才說的那些，比如“我作為一個女性，我就應(yīng)該柔弱”。我記得她在一個地方談到，她甚至為自我馴服感到有點享受。她說，她也會像有一些女性一樣，在遇到事情的時候感嘆還是做男人好。我覺得她這種心態(tài)很有趣，比起是一個革新者，她更像是一種對過去兩性觀念的一個承襲者。她并不會突破這個結(jié)構(gòu)，而是在兩性的結(jié)構(gòu)當中來反思。

李孟蘇：我覺得你剛才說的特別有意思，她在這個范式內(nèi)不愿意去突破，她在這個范式內(nèi)去思考。這其實可能是一種英式的思維方式，比較保守；在保守的這種情況下，盡可能地去尋找一個更好的、更穩(wěn)妥的、妥協(xié)式的解決方式，而不是說要去大破大立。

劉丹亭：應(yīng)該是這樣的感覺，她這個人身上有一些非常典型的英國特質(zhì)，甚至一種英國紳士身上的和諧，等等。

劉子超：我在看她的書的時候有一個思考，那就是怎么找到不同視角之間的平衡。像簡·莫里斯，她顯然是從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英國視角、帝國視角出發(fā)，去觀察這個世界的。那我們應(yīng)該從怎樣的視角出發(fā)呢？或許能從簡·莫里斯那里獲得一些啟發(fā)。

李孟蘇：對，我特別佩服她在尋找身份認同上的能力。她曾經(jīng)說過，更喜歡自己性格中柔軟的一面，而不是堅硬的一面，而威爾士也更接近這種柔軟。從離開報社，作為一個自由作家以后，她也開始了尋找自己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她說她要把自己從一個不列顛人變成一個威爾士人。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她也從男性轉(zhuǎn)變?yōu)榕裕运拿褡迳矸菡J同和她的性別認同能自洽，正好能重疊在一起。她的這種能力我其實是挺佩服的，用我們現(xiàn)在特別愛說的一個詞就是自洽，這一點是挺牛的。

劉丹亭：是的，好像她特別善于兼容各種不同的身份，然后她也說過她可能既是一個男人又是一個女人，然后是一個軍人，又是一個創(chuàng)作者，等等。她身上融匯了各種身份的特質(zhì)，她好像永遠都是處于一個跨界中的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