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經常看到一些奇怪的文章題目譬如《玉米為什么無法拯救明朝》《玉米和紅薯能否救大明》，光看題目就讓人上頭，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為什么要將一兩個農作物與明朝的滅亡聯系起來？關于明朝滅亡，這是一個研究比較成熟的問題，可以說明朝滅亡既有偶然，也有必然，這是一個諸多因素共同導致的一個結果，近年來開始有些學者腦洞大開地將玉米、番薯與明朝滅亡的關聯，由于明朝滅亡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所以他們認為，玉米、番薯沒有挽救明朝，原因有：

“這兩種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別是番薯食用之后有脹氣、泛酸等不良反應，因此百姓的種植積極性不高。而到崇禎年間，全球進入小冰期，再在全國范圍內，特別是最嚴重的陜西地區推廣種植玉米和番薯，從時間上來說已經來不及了”。

“當時玉米作為糧食的價值也沒有被人們所認識……正是明朝統治者的愚蠢，沒有因勢利導推廣玉米種植，從而為自己失掉了度過危機的最后機會……即使當時的明朝統治者推廣了玉米種植，也不能從根本上擺脫危機，而只會推遲危機的發生”。

曉耕圖，此畫描繪了明朝江南農村農民的辛勤勞作場面。

以上言論不在少數，根據一些明代穿越小說描述，崇禎年間天下大旱，主人公是靠推廣玉米和番薯解決了人們的糧食問題，消弭了農民起義，改變了歷史。以上讓人真是看得急火攻心。不說這是一種事后諸葛亮，拿今天的先驗性結論去反套古代，同時也是把古人當傻子。

實際上古人不是傻子，缺乏農學知識、農村生活經驗的現代人才是傻子，在處在溫飽掙扎線上的古代農民，對于該種什么不該種什么計算的十分精明，這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玉米、番薯傳入之初，由于比較新奇，確實得到過一些特殊待遇，比如《金瓶梅》提到過“玉米面鵝油蒸餅”，這是招待客人的一等一美食，乾隆《盛京通志》也說玉米是“內務府漚粉充貢”的皇家御用品；陳鴻在《國初莆變小乘》中說：“番薯亦天啟時番邦載來，泉入學種，初時富者請客，食盒裝數片以為奇品。”可見人們不是知道它們的好處，后來它們發展壯大了，成了“大路貨”反而大家不喜歡種了，即使是災荒年，趕緊搶種一下救救急，渡過災荒后，為什么不種了？原因比較復雜，主要有：飲食習慣、種植制度、技術慣習、經濟效益等多重原因，到了清后期開始種的多了，這是因為人口已經太多，沒得選了。

這里我們主要談玉米與農民起義之間的關系，番薯姑且不論，因為番薯在傳統社會的重要性是不如玉米，搞清楚了玉米，番薯問題也就水落石出。問題主要是針對陳永偉，黃英偉，周羿：《“哥倫布大交換”終結了“氣候—治亂循環”嗎？——對玉米在中國引種和農民起義發生率的一項歷史考察》一文（《經濟學季刊》，2014年第3期，以下簡稱陳文，對原文內容的引用不再標注）

“哥倫布大交換”終結了“氣候—治亂循環”嗎？“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陳文主要就是指明清時期美洲作物傳入中國，并產生的一系列影響；“氣候—治亂循環”也就是歷史上由于氣候變遷引起的社會治亂。陳文此項命題的前提中國王朝歷史存在“氣候—治亂循環”，氣候變遷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是否成立筆者暫且不談，這不是本文主要討論的，當然筆者認為歷史上影響農業生產從而影響社會治亂的因素有很多，氣候只是其中之一；筆者也認為影響社會治亂的因素除了農業生產外也有很多因素，與氣候則毫無關聯。

一、只有“哥倫布大交換”能終結“氣候—治亂循環”？

為什么單拿出“哥倫布大交換”？并認為其可能會終結“氣候—治亂循環”，筆者略有不解。中國歷史上的“農業革命”（該詞可能不甚妥當）何止明清時期的“哥倫布大交換”，如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牛耕的應用和普及，精耕細作的農業開始發生；再如唐代北方冬小麥主糧地位的確立，南方水稻集約技術體系的形成。如果可以把農業技術的劃時代進步稱之為“農業革命”的話，試舉的兩例都可謂“農業革命”，當然明清時期美洲作物的引種，尤其美洲糧食的作物引種，視為一項技術引入，也堪稱“農業革命”。“氣候—治亂循環”應該是貫穿古代社會的，筆者并不認為“哥倫布大交換”比之前的農業革命的意義更大，如果“哥倫布大交換”存在終結“氣候—治亂循環”的可能性，那么此前的農業革命也具有可能性，如此論之，“氣候—治亂循環”在歷史上伴隨著技術進步常有會被推翻的危險，說明該“循環”并不穩定，其他的“不穩定因素”均值得探討，舉例：《“精耕細作”終結了“氣候—治亂循環”嗎？》；反之，“氣候—治亂循環”也就是一種穩定的循環，除了氣候因素之外其他任何因素都無法決定是“治世”還是“亂世”，陳文也就沒有提出命題的必要了。

陳文也指出了“哥倫布大交換”存在“環境塑造效應”，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歷史時期很多農業進步幾乎全無負面影響，如弗蘭克林·哈瑞姆·金（F·H·king）津津樂道的有機肥料施用我們在戰國時就已經比較普遍，“多糞肥田”、“土化之法”之說先秦已有之，“遠東的農民從千百年的實踐中早就領會了豆科植物對保持地力的至關重要，將大豆與其他作物大面積輪作來增肥土地”。這里再提下“85項‘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其中涉及農業科技就有十余項。又如生態農業、山地梯田等等，不可勝舉，百利而無一害。

二、清代的農業成就都有終結“氣候—治亂循環”的可能性

有清一代，一些農業生產的進步的表現除了美洲高產作物的引種，還有許多其他方面。

一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尤其是在邊疆地區，東北、新疆、西南一帶，以“下云貴”為例，從《清實錄》的數字來看，雍正初年到道光末年（1723～1850年），云南共新增耕地約493674畝，貴州自康熙四年到嘉慶二十三年（1665～1818年），共新增耕地152761畝；廣西從順治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661～1849年），共新增土地面積647657畝。這些地區本來就是地廣人稀的地區，鼓勵墾荒是一種政策性措施，“闖關東”、“走西口”大幅度增加的土地也是如此，新墾土地可以栽培的作物十分廣泛，“南旱北稻”是基本的格局，玉米的確能夠利用一些不適合耕種的邊際土地，尤其在無地可種時玉米便炙手可熱，陳文指出“在新墾耕地中，有相當部分是播種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筆者是不能同意的。

二是提高復種指數、多熟種植高度發展，清代多熟制的推廣，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糧食的畝產量，在兩年三熟制地區提高約為12～30%，在稻麥一年二熟制地區提高約為20～91%，在雙季稻地區提高約為25～50%。三是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僅經朝廷議準的水利工程，從順治到光緒共974宗，乾隆一朝就占了近半數（486宗），北方的鑿井灌溉、南方的塘浦圩田、山區的陂塘堰都有顯著的發展。四是以肥料為中心的技術進步，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更是堪稱發生了“肥料革命”，豆餅的發現被珀金斯稱為明清“技術普遍停滯景象的一個例外”。

如果說“哥倫布大交換”能夠動搖清代的“氣候—治亂循環”，那么清代其他的農業成就也都有資格挑戰，清代就是靠這些達到了傳統農業成就的最高峰，氣候變化造成的不穩定因素，其他農業成就都可以緩解，也就是都具有“風險分擔效應”，此外他們也具有“生產率效應”甚至不存在“環境塑造效應”，在一定意義上比美洲作物更為可靠。高估“哥倫布大交換”是不正確的。

三、墾種玉米不是水土流失和農民起義的必然和主要的原因

棚民聚居的地區，更加容易誘發事端，所以官方采取各種“驅棚”的措施，棚民是由于強大的人口壓力和清代墾荒政策入山墾殖的流民，如果沒有玉米，棚民大軍一樣的會產生，“棚民之稱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省山內向有人搭棚居住，藝麻種菁，開爐煽鐵，造紙制菇為生。”早在明代中葉玉米尚未推廣時，農民便入山種植經濟作物，因為“有靛麻紙鐵之利，為江閩流民，蓬戶羅踞者在在而滿”，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環境問題，明末浙江就發生了靛民起義，農民起義問題由來已久。“外來之人租得荒山，即芟盡草根，興種蕃薯、包蘆、花生、芝麻之屬，彌山遍谷，到處皆有。”“更有江西、福建流民，蝟集四境，租山扎棚，栽種煙、靛、白麻、苞蘆、薯蕷等物，創墾節年不息”,“各山邑，舊有外省游民，搭棚開墾，種植苞蘆、靛青、番薯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廠滿山相望”。乾隆以后的棚民才開始種植玉米，與早期的棚民只認以靛菁為主的經濟作物的情況并不相同。但是同樣，與玉米伴隨而種的作物多種多樣，玉米不過是問題的其中一環。

農民起義的發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氣候變亂導致的農業減產外,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至少明清的農民起義更多是國家體制上的原因，陳支平先生從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道德標榜與現實的背離，四個方面闡述了這種由制度和現實相互背離所產生的對國家體制的破壞力，于是最后國家不是亡于外患就是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如“黃宗羲定律”就是這種背離的表現之一，這都是中國農民起義和社會動亂頻繁的原因。

玉米在傳入中國之后，種植趨勢愈演愈烈，到今天更是占到耕地面積的20%，玉米“環境塑造效應”不過是相對的，如果過度墾山，自然會造成水土流失，如果規劃合理，養護有方，如今天一樣，并不會造成種植后期的負面效應，事實上，山地大省云南省，雖然在乾隆中期之后廣植玉米，但是由于本身環境承載力較好，爬梳史料，關于玉米引發生態惡化的記載幾乎沒有，可見其“環境塑造效應”不是絕對的。

四、玉米種植時間久不等于種植強度大

陳文以玉米在一地種植時間的長短與否作為玉米在該地種植面積和強度的大小的標準，進而成為計量統計的一個重要變量，“種植時間”完全不可以作為“播種強度”的代理變量，這是對玉米傳播史的一個誤讀。

浙江是玉米最早引種的地區之一，隆慶六年（1572）《留青日札》已見玉米記載，但直到康熙年間仍局限在浙北平原，兩百年間基本上沒有傳播，乾隆中期才開始玉米通過各種渠道在浙江進一步傳播。云南的情況也是如此，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始有玉米栽培。由于人們對新作物的口味適應較慢，新作物的明顯優勢，最初都被人們忽視了，因此16世紀就傳入西南地區的玉米，直到18世紀仍沒有傳播開來。目前中國關于玉米可信的最早記載，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涼府志》，但是甘肅（包括新疆）作為玉米傳入中國的西北一線，有清一代卻罕有記載。浙江、云南作為東南一線和西南一線的代表省份，雖然清代記載不少，但均是乾隆中期之后的事了。玉米在乾隆中期之前，多被視為消遣作物，在院前屋后或菜園“偶種一二，以娛孩稚”。

伴隨著移民的浪潮，玉米在中國的大規模的推廣時期，是乾隆中期以來，也就是18世紀中期以后，全國各省均是如此。所以根據引種時間的早晚，無法判斷種植的強度。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誠如李中清先生指出：隨著大多數作物新品種的傳播，一種以新引進的食物為底層的新的食物層次出現了，一般來說，只有那些沒有辦法的窮人、山里人、少數民族才吃美洲傳入的糧食作物。

總之，新作物玉米被人們接受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清代中期以后玉米“生產率效應”才開始發揮，而不是將逐漸消失，在內陸山地省份玉米的傳播方式是先山地后平原，在沿海平原省份則是先平原后山地。山地在清中期之前多是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玉米推廣緩慢；在平原玉米與傳統糧食作物相比，完全沒有競爭優勢，平原土地緊俏，玉米在不宜稻麥的山區更能體現出優勢。陳文指出的“傳統糧食作物相比，玉米在單位產量上具有明顯優勢”，屬于常識性的錯誤，玉米在山區才能稱得上“高產”，在平原上并不比傳統的旱地作物單產更高，民國時期玉米平均畝產不過180斤，僅比大麥、高粱之類略高一點。

所以并不能認為“清朝中后期，玉米播種時間更久的地區甚至更容易發生農民起義”，二者沒有因果關系，倒是起義的原因有因為只有玉米作為糧食，難以渡日，如咸同年間云南回族穆斯林起義前后“民食多用包谷，糊口維艱”。也可知，“清初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各省增加了近一倍的耕地面積（0.64億畝）”能落實到玉米頭上的，根本是少之又少。

除了種植時間之外的變量，控制變量中的“貨幣田賦率”和“谷物田賦率”，筆者認為過于武斷，玉米的種植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入國家的正賦，僅作為一種雜糧，“其利獨歸客戶”，更不要說種植玉米的土地，多是在“免升科”的山地，早在乾隆五年（1740）七月的“御旨”就規定“向聞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閑土尚多……嗣后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開墾著，悉聽本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道光十二年（1832）的戶部議定得到繼續加強“凡內地及邊省答星地土，聽民開墾，永免升科。其免升科地數”。

五、人口膨脹才導致成為食糧的玉米與“大分流”沒有聯系

美洲作物是歐洲近代化的推進器，傳統的“歐洲中心論”也有提到農業革命的重要性，“加州學派”則認為歐洲的近代化具有偶然性。“哥倫布大交換”對歐洲近代化影響的大小這里不做討論，至少與中國近代化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就更不要說“由此滋生的大量人口則進入了更為偏僻的山區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所以“沒有幫助中國走出傳統社會”了，而且和“中國和歐洲在對待流民的處理方式上存在的差異”沒有關系。

中國和歐洲“大分流”的原因是更深層次的，“中國在19世紀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可能出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陳文高估了美洲作物對近代化的影響，真實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技術創新并沒有鼓勵性的回報，理論/形式理性極不發達；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識形態沒有面臨重大的挑戰，而商人無法利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取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而抗衡國家的權力。”

按照黃宗智先生的“過密化”理論，無論是華北地區還是江南地區，無論玉米種植的強度如何，都是“沒有發展的增長”，以犧牲勞動生產率換取總產量的增加，直到1979年后過剩的勞動力被吸引到農村工業中，才擺脫“停滯”。李伯重先生在《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中駁斥了“過密化”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壓力，但也沒有提到玉米等美洲作物和近代化到底有何種聯系。

而且，陳文認為是玉米等美洲作物滋生了大量的人口，是因果倒置。玉米的推廣沒有立即促進人口增長，反而是因為18～19世紀人口爆炸的原因，玉米才成為主要糧食作物，也就是說18世紀玉米已經邊緣山區的重要食糧，到了19世紀經濟中心區也普遍以玉米為主食。

乾隆年間糧食短缺嚴重，糧價日益上漲，乾隆政府對糧價問題進行過大討論，當時便有人指出“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明清不少閩贛棚民墾山種植藍靛，在乾隆后，因為人口增加、米食不繼而多種番薯、玉米，就是這個道理。番薯在乾隆年間的開始第一波推廣高潮，其中聲勢最大、范圍最廣的“勸種”，當推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一年（1786），諭旨親自所作的表態，原因也在于糧食短缺。

綜上所述，量化歷史的研究方式以及對玉米和農民起義之間關系的探索還是很有建設性的，作為一種新的歷史研究方法，開創了一個新的領域，也開闊了讀者的視野。筆者建議在量化歷史研究上，對變量的選擇、數據的可信度、假說的理論基礎一定要反復斟酌，不能盲目進行計量研究，誠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我們要特別警惕那種在經濟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傾向。”

（本文選摘自《食日談：餐桌上的中國故事》，李昕升著， 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