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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紀行︱從女傭到女工的距離
由于長期從事國際新聞報道,我養成了每到一地必讀當地報紙的習慣。在齋普爾逗留的一天早上,我在《齋普爾時報》上讀到一篇整版報道,版面上通欄黑紅雙色大字標題是《奧地利游客回憶在烏代布爾遭受的性騷擾》。
烏代布爾是阿賈斯坦邦的一個主要城市,是拉杰普特人的古都,有舉世聞名的古堡。拉杰普特人勇猛、頑強、善戰,被視為印度教主要信仰之源——婆羅門教的衛士。因此,其文化當屬印度文化傳統中最為堅固的一部分。

從標題看,這位奧地利女性游客的經歷不算什么新鮮事,外國游客遭受強奸和性侵的事情在印度時有發生。這位多次到過印度的奧地利婦女也是因為屢遭性騷擾而不堪忍受,才向警方舉報了烏代布爾一家按摩店的男老板。
據這位婦女講述,她去的那家按摩店的外觀看上去檔次不低。見她走進前廳,老板便自稱是穴位按摩師,炫耀般地開始用手指點壓她上肢的不同穴位,接著又突然將她緊緊抱住,強行撫摸其身體敏感部位。她隨即掙脫,跑出了按摩店,并向警方報警。在警方拘留了這位老板之后,她給《齋普爾時報》寫了一封公開信。
這位奧地利婦女因工作關系曾多次訪印,去過不少地方。即使發生了這樣的事,她還是表示今后還會再訪印度。但她在信中說,“印度要成為女性的安全之地,并且改變男性的女性觀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些印度男人的所作所為讓這個國家蒙羞……在所有我所經歷的事情中,我只想說一點——也許不那么動聽——拉賈斯坦邦并不是適合婦女生活的地方。因為童婚、嫁妝和性騷擾的見聞,這個地方讓我沒有什么可留戀的。”
印度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間,針對婦女的犯罪增加了83%,平均每個小時發生39起此類案件。2016年,強奸未成年少女的案件較上年激增82%,并且95%的強奸犯不是陌生人而是受害者的家人、朋友或鄰居。
拉賈斯坦是印度教的核心地帶,很自然地讓我想到了印度的婦女平等問題與宗教的聯系。
恰好在當天的《印度時報》上,我又讀到了印度著名女演員VIDYA BALAN接受采訪時說的一段話。她講的是1947年時的情景,“那個時候,這個國家是從不屬于婦女的,我們曾是二等公民”,她說。
1947年是印度獨立之年。在這之前的近百年時間里,印度的國名前要加上一個“英屬”,它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但是,“工業革命”、“全民教育”、“男女平等”這些大英帝國的文明屬性,卻一直都是英屬印度的文明缺陷。在婦女解放問題上,英國殖民者雖推出新法,試圖改掉寡婦殉葬、童婚和一夫多妻等惡習,卻因未能觸及其宗教根基而成效有限。
行走在印度的大都市中,我常會在一些公共場所看到在街頭行乞的貧窮婦女,其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孩子。她們衣著骯臟,露宿街頭,依偎在破爛的鋪蓋卷旁。我一直在想,如果尼赫魯時代真的出現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婦女得以從宗教與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她們還會是現在這付模樣嗎?
在英國殖民時期,尼赫魯就說過,婦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國進步的重要標準。有人曾在尼赫魯晚年時問他:“在你領導下取得的最偉大進步是什么?”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實行了改善印度教婦女狀況的措施。
印度獨立后,尼赫魯政府的確給予婦女很多權利,但直到今天,印度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仍深受印度教、落后習俗的捆綁,很多地區仍存有換婚、租婚等陋習。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婦女地位依然低下,重男輕女的現象普遍存在,原因和英國殖民時期相同——三分之二的印度至今生活在封建、種姓和性別的重重等級之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以文化傳統的面目深植于人們的心靈和社會的細胞之中。
重男輕女導致印度社會性別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萬人。即便“有幸”出生,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十分壓抑。調查顯示,過半的印度人至今認為女人就是欠揍。而每個小時,都有一個印度女人因為帶到夫家的嫁妝不足而被殺。

去年,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國上映。很多中國觀眾,尤其是那些總在鼓勵孩子努力學習的中國家長,對片中展現的個人奮斗精神產生了強烈共鳴。但是,這部影片給印度人講述的卻是一個婦女解放的故事。阿米爾?汗飾演的馬哈維爾沒有要求女兒像大多數印度女性一樣,默守成規,甘做“二等公民”,而是培育她們成為現代社會的獨立婦女。片子用喜劇形式鼓勵印度婦女對命運的勇敢抗爭:“ 如果你明天贏得金牌,勝利不只屬于你,也屬于千千萬萬個困在鍋碗瓢盆中相夫教子的女性。”
很多人寄希望于全球化的發展會給印度婦女的解放創造更多機會,但現實的可能是,它使婦女解放的難度增加。
全球化產業鏈的形成,尤其是中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對鏈條的分割占據,使起步緩慢的印度越來越難以進入這一分工體系。這限制了婦女解放。
現代制造業與婦女解放是聯動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大批內陸和邊遠地區婦女到廣東打工,為現代工業起步作出偉大奉獻。她們也在制造業的發展中有了最初的家庭積累,為改善生活和后代接受良好教育創造了條件。同時,她們參與現代工業,提升了權利意識,加入了婦女組織。這個過程被很多學者稱為中國婦女的第二次解放。
中國的發展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這第二次解放。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中國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達到90%,和印度、巴西、菲律賓等國大體相同。但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近70%,遙遙領先。這個70%才是中國發展速度拉開與印度等國距離的關鍵所在。
40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印度已經錯過了一段促進婦女進入制造業的最好時機。
數據顯示,近年來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逐步減低為全球最低之一,從2000年初的近40%,降至2011—2012年的27%。部分原因是因為年齡15至24歲女孩上學的機會增加了,延緩了就業的時間;還有部分原因在于上文所說的針對女性的犯罪率上升,致使部分女性為了安全而退回到家庭;但更主要的問題是,印度無法在制造業為女性創造出足夠的工作崗位。
特里普提?拉赫里在《印度女傭》一書中談及這一問題,由于無法進入制造業,大批印度婦女還是要靠做女傭謀生,她們的收入極低且沒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1971年在冊的家傭為幾十萬人,現在這個數據已上升到大約300萬到1000萬人。其中90%為婦女和女童,她們的最高月薪(孟買)約為7000盧比,約合690元人民幣。
在最需要婦女獲取平等地位的時候,印度卻因為無法讓更多的婦女成為女工,致使她們仍被壓制于最低端的服務業,處于個體的、散亂的狀態,很難向一個深受傳統束縛的社會發起有足夠力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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