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不僅能開啟世界的真實面貌，還有助于人們想象未知的世界。地圖上那些形形色色的點、線和空間都描繪著希望與恐懼，激發人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本書收錄的地圖，證明了地圖是科學和藝術的完美結合。

雖然出現的時間早于書寫文字，但時至今日，地圖已經用上了最先進的電腦技術和成像系統。從許多地圖中，我們得以窺見制圖者對于宇宙的信念，以及對地理的探索。此外，地圖上對領土的控制和對所有權的宣示，也代表著社會政治的欲望和權力。無論在想象中還是在現實里，東西方的地圖學發展史都與“掌握空間”密不可分: 從描繪人類與天堂的關系，到世界的侵略和征服，不一而足。從楔形文字到電腦輔助設計與加工，地圖學也反映了技術的進步。希望這本包羅萬象的地圖之書，以及這些地圖誕生的故事，能夠闡明制圖文化與其視覺表征之間千變萬化的二元關系。

本書還構不成一部完整的地圖史，也并非一部寫給專業人士的學術作品，但它收錄的地圖，卻能點燃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憧憬與向往。

制圖者的挑戰

許多地圖并非只是好看，我們還有必要了解它們背后的科學，比如洪堡的地球磁場地圖，或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金星探測圖。對于這些地圖而言，視覺效果并非制圖的重點。此外，也有些人更愿視地圖學為美學作品而非科學作品，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X=tan-1(tanφcosφp + sinφpsin(z-z0))over cos(z-z0)。以上只是一個簡單的聯立方程式，其中z代表經度，φ代表緯度，以此便能夠得出一個基本的墨卡托斜角投影。

也許，本書收錄的一些地圖既不好看，也未能達到技術和科學的要求，但它們仍有值得欣賞的部分。為宣傳而制的地圖提醒我們，“地圖語言”也需要仔細閱讀。繪制一份“北美部分地區的總圖，這里曾成為戰火肆虐之地，并且道路……河流……新的要塞都要清楚標明”，詹姆斯·蒙特雷索上校于1760年斷言說:“這幅地圖將會在政府官員和軍官中廣受歡迎。”可見，殖時期的地圖是服務于貿易和擴張領土的。本書還會提到一些以社會議題為中心的地圖，約翰·斯諾的霍亂地圖便是其一。

地圖經常面臨一系列制圖上的挑戰。以一個小型二維平面精確描繪一塊大的區域不僅是一個艱巨的難題，也意味著制圖者經常需要妥協。除此之外，特定類型的地圖也經常面臨各式各樣的棘手難題，像尋找相關信息，確定空間方位，最后將其精確描繪，并復制再現——這些難題都因地圖種類而異。在地圖上展示鐵路線，要比標示令人恐懼的復雜街區來得容易(哪怕是居住已久的市民，進入這些街區時也百般猶疑)。盡管如此，后者與前者一樣，都是我們身處空間的一部分。有些地圖也能標示地區主流的宗教信仰——意大利是天主教，以色列是猶太教，等等——但是，要描繪宗教信仰的程度便十分困難。

地圖是空間感知的一種觸覺形式，空間感知的不穩固性和可轉換性都極大地影響地圖本身被理解的方式。地圖所涵蓋的多重含義將會為其魅力、復雜度和重要性加分，而其“多重含義”涉及之廣也將在“世界應當以何種途徑呈現”的話題之中得到生動展現。

北半球應當處于地圖頂部的觀念經常遭受挑戰，至少“麥克阿瑟通用糾正世界地圖”便是一幅“南上北下”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用以下文字結尾:“澳大利亞萬歲——宇宙的主宰者?！睘槭裁锤窳帜嶂巫游缇€一定位于地圖的中心?為什么一定 要將歐洲置于地圖的中央?事實上，早期地圖并非都是如此——很多美洲的地圖都將西半球置于地圖中央。

本書收錄的許多地圖起初都以地圖冊的形式呈現，比如奧特柳斯和布勞家族的地圖。他們的作品特點鮮明，美感與理性兼備，在歷史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與傳統的地圖相比，歷史地圖與歷史的聯系更為密切，向我們展示了地圖是如何與時俱進的。直到20世紀，決定歷史地圖內容的主要是國際關系——特別是戰爭和領土控制權的轉換。國家，也許是這個歷史進程中最關鍵的單位(及對象)。同時，地圖也適時反映了國界線的變動，特別是帝國的興衰。帝國顯而易見的興衰循環特性(特別是羅馬帝國)賦予歷史地圖一種類似于“寓言故事”的角色，與記述這一時代的歷史著作交相輝映——如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19世紀(以及更早)歐洲勢力急速擴張之時，地圖曾被用來組織和安排世界其他地區。在《各歷史時期的世界地圖集》(Historical Atlas in a Series of Maps of the world，as known at Different Periods) 導論中，倫敦大律師愛德華·奎因用顏色來標示“文明”，并使用了帶有歐洲中心論色彩的詞匯。“在所有時期里，我們都使用了一種單調的橄欖色底紋來標示......野蠻和未開化的國度，”他寫道，“就像當下廣袤的非洲內陸?！?/p>

有證據表明，1945年之后的地圖經歷了一場“信任危機”。歷史地圖冊對自然地理的關注有所減少，這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唯物主義思維方式的式微。最終結果是，地圖在設計上變得更具創造性，但它們解釋歷史的能力卻被削弱——這正是它們本應具備的功能。

制圖者的自主性

制圖者的自主性有多大?哪怕是本書提到的奧特柳斯的作品，也是團隊合作的產物，并由商業利益驅動。相較于其他書籍，印在地圖冊封面上的名字——作者、制圖者、編輯——都只能告訴我們一件事:出版商是主導地圖框架的人。從最基礎的層面來看，他們決定了地圖冊有多大、總共收錄多少幅地圖。因為不論在今天還是過去，地圖的制作成 本都是高昂的，至少肯定比文字和單純的圖片昂貴(在早期，為了簡化程序、節約成本，制圖者有時就是出版者)。

順便舉一個例子。數年前，為完成一冊與戰爭史有關的地圖集，我制作了一幅18世紀的印度地圖，試圖展示莫臥兒帝國頭六十年里歐洲對印度漸漸擴張的影響。傳統的標準南北向地圖偏重于歐洲的滲透，以此凸顯印度與周邊海域的關系。印度呈現為一個半島，視線主要聚焦于歐洲海岸到德里沿線，像孟買、加爾各答、果阿邦、馬德拉斯等地。這些地圖參照英國對印度的吞并程度來進行繪制，有時 還會標示出歐洲取得的勝利，比如克萊武參加的阿喀德和普拉西戰役。然而，印度歷史則會以一種完 全不同的角度來記敘，它會將關注點放在歐洲的失 敗上——如1779年的瓦德加奧恩會議，或是1780年邁索爾的海德·阿里在佩魯姆巴卡穆戰役上對英國的勝利，或是1782年蒂普·蘇丹王子在戈萊倫河戰役取得的勝利，又或是英國于1790年和1791年夏天對邁索爾發動的失敗的戰爭。

我起草的這份地圖核心內容是:一群外國擴張力量爭搶莫臥兒帝國的遺產。英國，當然是其中之一，同時還有馬拉塔聯盟（Maratha Confederation)、 海德拉巴的尼薩姆(Nizam of Hyderabad)、孟加拉的納瓦卜(Nawabs of Bengal)、卡納提克(Carnatic)，以及邁索爾的蘇丹(Sultan of Mysore)。接替莫臥兒帝國的入侵國必須從北邊的開伯爾山口(KhyberPass)開始，直搗德里。但基于市場的考量，這幅地圖并沒有出版。對于出版者和制造商而言，他們只想發行大眾感興趣的內容。當地圖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制作時，制圖者或者制圖團隊承擔的壓力未必會減弱。如果一幅學術歷史地圖(像我制作的印度地圖)都不能成功出版，那么，可想而知為斯大林工作的制圖者身上的重負該有多大。

以相同比例呈現的地圖，其空間和距離看起來毫無差異，其實并非如此——“距離”的概念隨著歷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舉例來說，與223年后的1999 年相比，1776年的時空觀念更接近于223年之前(1553)的境況。充滿威脅的黑暗地帶(未知區域常常被如此描繪)便是明證:當某片區域只剩下閃爍不定的光點時，它將不會為地圖所呈現。此外，神恩降臨、人類世界中廣泛而日常的善惡互動、地獄與天堂、神圣之地，今天都因世俗主義和科學的反對，而被地圖“拒之門外”。然而，這些早期人們所關注的內容，也是地圖學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大洋洲土著居民的地圖《天體音樂》，甚至是神秘傳說中的阿瓦隆。這些內容本書也都將其收錄其中。

以圖證史

孩提時代我便開始對地圖感興趣。不管是《燕子和鸚鵡》(Swallow and Amazon)還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只要我讀的書里有一幅地圖，我都會手不釋卷。地圖讓歷史變得具體、真實、豐滿。我在倫敦郊區長大，而地圖定義了我的世界。哈里·貝克制作的地鐵線路圖展示了通向市中心的不同線路，勾勒出城市清楚勻稱的延伸和擴張。還有我所住的郊區早期的街道地圖——它是一本地圖冊，將街道描繪得巨細無遺。當我需要寄信，卻偏離正確路線時，它給了我極大幫助。

當我還是小孩時，寫過一部想象之地的幻想小說——這就需要地圖，需要對不止一個“真實”的國度進行“測繪”，闡釋它們的歷史(讀者在瀏覽本書最后一章“幻想與杜撰”時，也許將被喚起相同的記憶)。以前，學校把地理課當作歷史課來教授——它意味著問題從“香蕉產自哪里”開始。而現在的地理課卻告訴我們:“如果學會了地理學分布的分析，就會明白香蕉產自哪里?！笨傊?，地圖反映了一個真實世界。在我的少年時代，地圖帶來了許多快樂——我是我們家歐陸自駕游和英格蘭徒步旅行的路線規劃者。同樣，今天我在飛機上偶然發現的地圖(飛行雜志里的紙質地圖，以及它們在顯示器上的對應地圖)也是如此動人。相同的路線在地圖上可以用幾乎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這造就了世界千差萬別的地圖。

操控輿論的地圖

我在開始構思撰寫這篇序言時，英國報章上充斥著選舉地圖。這些地圖既闡明也誤導并簡化了選舉:那些超過60%的選民都沒有投票給當選者的選區，卻用了當選者所在政黨的顏色標識——這要感謝英國“簡單多數制”的單一選區制度。當然，這種選舉地圖是對選舉結果的準確反映:它揭示了誰是當選者。然而，它卻是對選民傾向的誤導性描述:也許，一幅彩色標識的點狀地圖，在每個選區配搭上分別與投票結果對應的數字和點狀色塊，能夠更好地反映選民傾向。但是，這樣“精確”的地圖卻不易于理解。在本書后續提到的地圖中，這種“平衡”的藝術都將一一展現。

無論如何，我的看法多少會引起一些讀者的共鳴，每個讀者都可以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和欣賞地圖，這也說明了為何地圖總是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主觀解讀。歷史上，地圖經常被用于宣傳目的(經常是無所不用其極)，又或者，地圖僅僅是通過“分配領土”或是操縱輿論來控制地盤的一種手段。但這并不意味著地圖本身沒有價值，我們仍有必要理解地圖在感知上呈現出來的細微差別。

這本書將激勵人們展望未來。在一個視覺愈發主導文字的世界里，地圖將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需要描繪人類并不熟悉的“系統”——不管是自然系統(如人類大腦)還是人工系統(比如微型芯片機制)。在地圖疆域日漸擴展的今天，理解那活力四射、華麗絢爛的地圖歷史就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為《地圖中的歷史——改變世界的58幅地圖》一書的序言，[英]約翰·O.E.克拉克 著，王兢 譯，北京聯合出版社·未讀，2018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