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重大技術變遷在不斷重塑世界歷史進程。在人類歷史上，重大技術變遷往往呈現周期性的波動：有時候，技術進步比較緩慢；而有時候，重大技術變遷在一段時間里集中出現，出現了技術革命。是什么原因驅動了世界重大技術變遷的出現？

征引人類現代歷史上的三次技術革命，特別是二戰之后第三次技術革命中的相關史實，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黃琪軒于本文中認為，世界政治中的領導國與挑戰國之間的權力競爭是推動世界重大技術變遷的重要動力。具體而論，國際權力格局的變化會影響大國競爭，而在權力轉移時期，領導國與挑戰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尤其顯著，因此，技術進步也會更密集地出現。作者指出，國際權力變遷的這一視角不僅可以解釋重大技術變遷出現的地點，即往往出現在世界政治中的領導國和挑戰國；還可以更好地解釋重大技術變遷出現的時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權力轉移時期。

作者對比了中國古代與現代歐洲的技術進步情況：自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后，歐洲存在比較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存在國家之間權力轉移這樣異常激烈的國際競爭，因此它在世界技術史中能脫穎而出；而除去春秋戰國和宋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古代中國缺乏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更缺乏權力轉移這樣高強度的國際競爭，因此，古代中國逐漸喪失了技術進步的意愿與能力，進而喪失技術上的領先地位。

據2017年數據，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大約相當于美國的67%。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及中美經濟總量的日漸接近，作者認為，中美分別作為當代世界政治中的挑戰國和領導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很可能會推動世界出現新一輪重大技術變遷。

本文原文約21000字，刊于《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輯，原題：“世界技術變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大國權力競爭如何引發了技術革命”。澎湃新聞獲得授權，分三部分刊出該文。以下是第三部分。

五、歐洲與古代中國技術變遷的歷史比較

事實上，如果我們放眼更長的歷史時段，就不難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在“無核”時代，大國競爭也同樣促進了重大技術變遷。

第一次技術革命（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源于英國霸權面臨大陸強國法國的挑戰，技術革命率先在這兩國出現。而第一次技術革命的關鍵技術——蒸汽機的改良，就來源于當時的軍事競爭。蘇格蘭發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改良蒸汽機的基礎來源于英格蘭實業家約翰?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對大炮鏜床的改進。正是威爾金森的天才努力，才使得瓦特可以確保，直徑72英寸的汽缸在最差的地方加工，誤差也不會超過六便士硬幣的厚度（0.05英寸）。如果沒有金屬工藝的改進，并能制造出精確的圓柱體，改良蒸汽機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次技術革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是在德國和英國之間展開的，當時的英德霸權競爭推動了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很多關鍵技術的產生。如第二次技術革命的關鍵技術之一內燃機，其原始雛形是火槍；其工作原理是引導性爆炸：氣體在某一有限空間（如汽缸）內迅速膨脹，推動一物體（通常是活塞）向指定方向運動。到了十九世紀后半期，當比利時工程師艾蒂安?勒努瓦（Etienne Lenoir，1822—1900）研制出由煤氣和空氣混合物驅動的發動機時，內燃機才具有潛在的實用價值。

第二次技術革命的一項重要投入品是鋼材。鋼的興起離不開當時英德霸權競爭過程中雙方對新材料的需要。不僅造船需要新的鋼鐵材料，制造槍支同樣也需要鋼材。在權力轉移時期，英德雙方加強軍備，冶煉業尤其是煉鋼業有了很大進步，而軍隊是鋼材最早的用戶。最開始，鋼材的價格過于昂貴，甚至連軍方對碳鋼技術的成本都感到難以承受。但是，軍事競爭的壓力迫使它們在技術上予以投入。美國的米德維爾鋼鐵公司（Midvale Steel）和伯利恒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就曾為美國海軍制造裝甲鋼板。當軍隊大范圍使用鋼材，市場逐漸打開以后，其他民用部門才開始接受這一新材料的消費。

1903年，德國皇帝說服西門子公司和一家德國電氣公司（Schuckertwerke）合作建立一家無線電通訊公司，而這背后的故事是英國和德國海軍軍備競賽的需要。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研發、設計和安裝無線電工作站。

因此，第二次技術革命中，新技術的出現和推廣離不開當時歐洲大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在權力轉移時期，英德兩國的權力競爭，使得雙方政府全力支持改進交通運輸工具、電話、無線電、汽車運輸、飛機等重大技術。這些技術使兩國有可能調動和指揮幾百萬人奔赴戰場、參與戰爭。正是英國和德國對霸權的爭奪，為內燃機、鋼鐵、鐵路、無線電、可互換部件以及大規模生產等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兩次技術革命之前，地理大發現及支撐大發現的重大技術變遷離不開葡萄牙、西班牙對地區霸權的爭奪；科學革命的出現離不開荷蘭與英國爭奪歐洲霸權。如果說歐洲的大國競爭，尤其是大國權力轉移時期的國際競爭推動了重大技術變遷的出現，那么，古代中國則與歐洲形成鮮明對照。古代中國缺乏歐洲那樣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尤其是缺乏歐洲大國之間權力轉移這樣如此激烈的國際競爭。因此，歐洲的大國競爭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大技術變遷，而古代中國卻缺乏這樣的變遷。

有學者如此描述古代中國的地緣環境：“在這一區域的西部，險峻的喜馬拉雅山成為這一區域的西界，北部的蒙古高原阻擋了這一區域的進一步延伸，而東部和南部一望無際的海洋成為它的天然屏障。這些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看來可笑的描述，在16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卻是真實的歷史?！边@些天然屏障，使得中華帝國成為一個相對封閉體系。在這個體系內，中國難得和歐洲交鋒，而在東亞長期維系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朝貢的體系。

不過，古代中國并非一直如此安穩與太平。古代中國也出現過諸侯國之間的競爭以及中原地區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競爭。在古代中國存在與西方國際競爭類似的情況時，古代中國的技術軌跡卻有所不同。古代中國的技術變革，往往出現在它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的時期，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其一，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競爭讓各諸侯國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其二，宋代與游牧民族的競爭讓宋面臨同樣嚴峻的外部環境。因此，春秋戰國時期與宋代，是古代中國科學、技術以及思想上的兩個高峰。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頻繁的戰爭塑造了當時獨特的技術軌跡。社會學家趙鼎新指出：“諸侯國之間反復爆發摧毀性的戰爭，而這樣的戰爭催生了效率導向行為的快速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取得的重要技術成就就是效率導向行為的結果。

在水利方面，西門豹的“引漳入鄴”（鄴，今河南安陽市北——作者注），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以及水工鄭國開鑿的“鄭國渠”等, 都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大型水利建設工程。

不斷的征戰刺激了軍事技術與各項工藝的發展，尤其是冶煉業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冶鐵技術有了重大突破。美國經濟史學者喬爾?莫基爾指出：“在鼓風爐的使用方面，中國人領先歐洲人一千五百多年。這使中國人能夠使用鑄鐵，把生鐵精煉為熟鐵。到公元前200年，中國人已經了解了鐵的鑄造，而這最早在14世紀后期才到達歐洲。”戰國中晚期，各諸侯國開始大量使用鐵器制品。戰國時期用柔化退火制造可鍛鑄件的技術以及多管鼓風技術是冶金技術的重要成就，這樣的冶煉技術比歐洲早了二千年左右。建國后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出土時仍熠熠發光，劍刃極其鋒利，劍身不見銹斑。

在天文方面，戰國時期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它測定了上百顆恒星的方位，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的副產品是促成了重大的技術進步。

宋朝面臨類似的外部環境，北方游牧民族對宋的統治構成了嚴峻的威脅。宋朝的統治者面對強大的鄰邦必須嚴陣以待，積極應對入侵。美國漢學家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指出：“從979年到1041年間，宋朝的軍隊增加了三倍，達到了125萬余人。政府每年都要生產大量的武器，包括數以萬計的箭頭和數以千計的盔甲。軍費開支耗費了政府大約四分之三的收入?！边@卻刺激了技術的改良。在這樣的環境下，宋朝開創了古代中國技術史上又一個輝煌時期。四大發明中的三項發明即指南針、活字印刷術與火藥都與宋代密切相關。

在宋代，人們根據以往的技術積累，制作出了成型的指南針。宋代航海事業和外貿事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指南針的發展。隨后，指南針由阿拉伯人傳到了西方。在1045年前后，布衣畢昇（約970—1051）用陶瓷制成活字，活字印刷術首次出現。在公元1040年，在對黨項族的作戰中，仁宗皇帝派人編撰了長達四十卷的兵書，其中包括制造使用各式武器與攻城設備的方法，也首次提到了如何制造火藥。后來，宋人發現火藥可以用作發射燃料，從而制造了真正的火炮。

此外，宋代的計時技術也取得了重大進步。公元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中國的鐘表制造者就建造了精巧的水鐘。公元1086年，宰相蘇頌（1020—1101）主持建造了著名的水運儀象臺。這是一部集觀測天象、演示天象、計量時間、報告時刻等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觀測儀器，使得中國人在時間計量上的成就達到了頂峰。風箱也在宋代發明出來，后來傳入西方，這被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看作蒸汽機的重要構成。此外，宋代冶鐵也取得了重大進展。在1064年，宋朝生產了約9萬噸的鐵；到了1078年，鐵的產量達到了12.5萬噸。而1788年的英國，其鐵的產量才僅有7.6萬噸。

乃至有研究宣稱，工業化的起源不應該從英國的經濟史中去尋找，而應該從古代中國尋找；正是由于宋代許多思想和技術向西方世界的傳播，才極大地促進了西方世界的興起，這正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宋代技術對西方文明的起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概言之，歐洲存在比較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存在國家之間權力轉移這樣異常激烈的國際競爭，因此它在世界技術史中能脫穎而出。而古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缺乏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更缺乏權力轉移這樣高強度的國際競爭，因此，古代中國逐漸喪失了技術進步的意愿與能力，進而喪失技術上的領先地位。

歷史上的霸權競爭往往促成世界重大的技術變遷，乃至技術革命。如表3所示：世界霸權競爭有力地促成了重大技術變遷的出現。

簡言之，葡萄牙西班牙的霸權爭奪促成了大航海時代的技術突破以及地理大發現；荷蘭與英國的霸權競爭促成了科學革命；英法的歐洲霸權爭奪帶來了第一次技術革命；英國與德國爭奪歐洲霸權的權力競爭帶來了第二次技術革命；二戰后，美國與蘇聯的霸權競爭引發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

六、結語

技術學的研究者大都認為技術進步會沿著一定的技術軌道行進，技術進步有著自身的周期。本文試圖展示，重大技術變遷的周期受國際政治變化的影響。盡管技術進步充滿不確定性，本文仍力圖探尋技術進步中一些相對穩定的規律。政治是主人，技術是仆人，世界重大技術變遷往往受大國競爭驅使。權力轉移時期是大國競爭最激烈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往往催生重大技術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技術革命背后的故事是大國政治。半導體、晶體管、互聯網、航空航天等技術都源于同一個儲蓄庫。大國的權力競爭推動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重大發明的出現，這些發明與發現為以后的技術改進和民用化提供了來源。在蘇聯作為挑戰國崛起時，美蘇雙方的技術競技就為這個儲備庫增添了諸多內容。在領導國與挑戰國之外的國家，也存在大量的技術革新。只是與領導國與挑戰國相比，這些國家意愿與能力往往不及挑戰國與領導國而已。

2006年初，中國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這次會議對技術創新的基調與以往的技術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政府開始強調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十幾年來，中國在技術領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是中國日益崛起，并成為世界政治中惟一可能撼動美領導權的國家。在新一輪權力轉移時期，維護國際安全的考慮是驅使中國政府做出自主創新決定的重要動力。當前中美技術政策的走向也預示了未來重大技術變遷的端倪。只是和本文開頭提到的兩部電影中的情節不同，雙方技術競爭的內容會遠遠大于技術合作的基調。

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隨著中國經濟總量日益逼近美國，中美競爭會進一步加劇。權力轉移時期的國際競爭會促使中國政府加大對技術自主性的訴求；中國政府會相應加大對科學技術的支持與干預；中國的軍事技術會邁上一個新臺階；中國對基礎科學、人力資本的投入會持續增加；在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會發生更顯著的技術變遷。世界政治領域的新一輪權力變遷將拉動中美雙方新一輪的技術變遷。（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輯，原題：“世界技術變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大國權力競爭如何引發了技術革命”。略去注釋，正文略加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