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評

李舫《大春秋》對歷史的回溯、探尋、想象和思辨，展現出了新時代中國學者、作家面向未來的長遠眼光、開闊胸襟和歷史擔當；既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哲學內涵，又充滿時代的創(chuàng)新氣息，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

李舫｜長江文藝出版社

“春秋”，何以“大”？

未有文章，或者未有內容而名字先出也是我的經驗；多數的時候，甚至沒有名字，我的寫作就無法進行。可以說，名字不僅僅是眼睛，而且還是文章或作品的靈魂，它導引著作者寫作的思緒與路徑。也因此，我對李舫想到《大春秋》這個書名時的激動之情是深有同感的。“春秋”者，歷史也。“大春秋”，直譯過來就是“宏大的歷史”，對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國——中國，只用一個“大”字來形容并不見特殊之處。那么，吸引著李舫持續(xù)攀登的巍峨山峰上，究竟有著怎樣的風景呢？

▲ 央視紀錄片《典籍里的中國》海報

23首經典詩詞裹挾著千古名士的神韻風姿，連綴起從春秋戰(zhàn)國到唐宋明清，及至現代和當下中國的千年歷史。窮形精微的敘事描摹、酣暢淋漓的寫意抒情、悲憫體恤的思辨共情、整體超拔的闡釋建構，鋪展開一幅雄渾壯麗的民族文化精神圖景。“春秋”，何以“大”？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春秋”，是中國歷史的大時代，這樣的判斷當然是共識，那么它何以為“大時代”？它生成，或者來源于哪里？它對中國社會發(fā)展有著怎樣的價值與意義？

▲ 紀錄片《中國》中的“孔子問禮于老子”

在浩繁的歷史文化與文獻中，李舫獨異的目光聚焦于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孔子問禮于老子”。“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碰撞和激發(fā)。”歷史典故真實與否并不十分要緊，重要的是，不久之后，戰(zhàn)國的百家爭鳴正是濫觴于此：“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繼承他的旗幟，將儒學思想發(fā)揚光大。老子一生獨往獨來，在老子之后的《韓非子》《淮南子》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思想體系，莊子更是將他的思想推向一個高峰。”“中國歷史文化在秦漢以前，盡管百家諸陳，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蓋了當時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后，釋家繁榮，儒、釋、道三家相互交鋒、相互融合，籠罩了中國歷史文化一千余年。”

李舫發(fā)現并充分闡釋了這樁歷史懸案的奇特之處。“他們開創(chuàng)了一種辯證思維方式，一種哲學研究范式，一種身處喧囂而凝神靜聽的能力，一種身處繁雜而自在悠遠的智慧。”在李舫看來，正是這個“春秋”時代，“中國與古代希臘、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一道，開始了‘終極關懷的覺醒’，還處于童年時期的人類文明，已經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李舫的視角不拘泥于一時一地，思辨也不停留在一人一事，而是打通古今、中西的藩籬，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視域，將中國和世界歷史巧妙地聯(lián)系起來。發(fā)諸筆端的是對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充分自信，這種自信是文化的，亦是民族的。事實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并非簡單的世界話語權的獲得，而是站在人類歷史與現實的高度，表達對東西方文化的總體性把握、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觀照，對和平與發(fā)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腳點當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里的中國人的生命經驗和思想智識。直面這個偉大而堂皇的、且具有現實與歷史意義的命題，俯仰天地、吞吐山河，李舫的寫作端的是，怎一個“大”字了得。這種對歷史的回溯、探尋、想象和思辨，展現出了新時代中國學者、作家面向未來的長遠眼光、開闊胸襟和歷史擔當；既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哲學內涵，又充滿時代的創(chuàng)新氣息，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

“春秋”，何以“大”？當然離不開時代本身的豐富與博大，但李舫還賦予它一種象征與隱喻的義涵，它寄寓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靈魂。正是這種文化精神的滋養(yǎng)與浸潤，才使得中華民族始終懷揣理想與信念，雖歷經劫難，卻頑強堅韌、不屈不撓，“只有重生，沒有死亡”。知所從來，方明所往。由是，對中華民族自“春秋”以后文化精神的闡釋與建構，才是支撐李舫以歷史筆記的形式對紛繁的過往進行梳理、致敬，以及文學探險的根本所在。

焦慮中擔當：文化精神的闡釋與建構

李舫的文字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對仗工整，鏗鏘耐讀，氣勢偉岸；思辨論理之余，絕不缺少激情和詩性，語言簡省、短促、有力，金屬般鐺鐺作響的文字具有詩詞的骨骼和氣質。強大的敘事能力和白描功夫使得作家得以重返歷史現場、復現人物的日常生活場景，通過對人物內心情感和命運的真切把握，傳遞出作家或悲憫、或體恤、或尊崇的同理與共情。

《大春秋》作為隨筆類散文的敘事向度，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勃興的歷史文化散文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不駐足于對歷史人物的反思與顛覆，也不劍走偏鋒地挖掘、考證、辨析事件的真?zhèn)闻c曲直，更不屑于為了故事的講述而采用小說的敘述與筆法，其語言的優(yōu)美與抒情性的華麗片斷似乎也只是作者散文寫作的興之所致。作家既不屬意于歷史本身，也不拘泥于所謂的文學性，她追究的是歷史文化本身所蘊涵著的更加宏大深刻的精神，在闡釋中進行民族文化精神的當代性建構。這既是“大春秋”本身的內涵所致，也是她的現實焦慮與時代擔當。

德國歷史學家德羅申提出：“我們不應該把文本作為理解闡釋的唯一對象，而是要把理解的視野拓展到對歷史的理解，即，對過去事件留下的凌亂痕跡作出理解，使得過去的‘痕跡和受到壓抑的光束’重新顯現。將歷史視為解釋的產物，從解釋的角度理解歷史，這不僅是哲學闡釋的重要內容，也是當代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和認識論。將歷史視為一系列的解釋，這并不意味著忽視歷史事件的真實存在，而是強調各種闡釋行為、闡釋話語本身包含的差異以及各種差異蘊含的權力、機構關系。”這段論述強調了這樣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將文本放在歷史中理解，二是將歷史視為解釋的產物，三是闡釋的差異性，但這不意味著忽視歷史事件的真實存在。李舫也認同這樣的闡釋倫理，顯然，《大春秋》將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在了“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研究與闡釋，進而獲得自己獨特的發(fā)現，并進行與現實融合的文化精神的建構。它的“改寫和重估”，使闡釋的創(chuàng)造力與生產力得以充分釋放。

《大春秋》采用了一種整體性的結構方法，它將所敘述、考察、研究的人物、事件或現象置于廣闊的歷史視野里，此時的人物、事件或現象有如被批評的“文本”。“士”“脈”“道”三輯的設置并非歷史現象本身的自然呈現，而是李舫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種主動認知與自覺把握，這是她在闡釋并建構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時的獨特選擇。在西周后的先秦諸侯國中，國君下設卿、大夫、士三級，士是最低級的貴族階層，也泛指做官者或讀書人。這個階層的人基本都是文化人，他們雖然生活在社會較低的層級，卻是最具活力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體現著一個民族哲學思想與文化精神，他們的興盛與衰頹幾乎決定了一個時代的高度。

李舫筆下的楊雄，充盈著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寥寥數筆，那個為寫《長楊賦》耗盡心血、力竭而病的壯夫之神態(tài)就躍然紙上；嵇康的出場籠罩著詩性甚或魔幻的氣息，那種與時代和周遭格格不入的反抗者形象頃刻間便從讀者的腦海里升騰而來。而李贄的出場，更是驚心動魄。作者仿若親身經歷了那種生命撕裂的痛感，將一種決絕的力量和傷悼的哀婉一并刻錄進生活的現場。由此，“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一種文化存在，更多地被賦予了某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精神力量。

在李舫看來，“士”“脈”“道”幾近于人體中的筋骨，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正是經由這三個層面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的歷史由此才得以延續(xù)并發(fā)展，成為至今仍然不斷創(chuàng)新、煥發(fā)著創(chuàng)造活力的文明古國。

“道”在中國歷史中無疑是一個最為復雜、博大、玄妙的概念與理想，無數的仁人志士、思想哲人與文化巨匠都試圖窮盡自己畢生經歷與才思，甚至鮮血與生命，賦予它屬于自己的理念與闡釋，它有如高懸于浩瀚宇宙的最耀眼的那顆星辰，以人類靈魂的姿態(tài)飄蕩在俗世人間，引導著中華民族砥礪前行：“晤對論禮之后，各自繼續(xù)秉燭探幽，兩位孤獨的智者，尋覓著文化的春與秋；轟轟烈烈，銜命而出，稷下先生們爭鳴砥礪，灼灼燃盛思想的火光；搗雪，熏香，柔潤而堅韌，一頁桃花細紙，托起了文明的傳統(tǒng)與未來；審慎俯首，養(yǎng)精蓄銳，驕傲的王朝沉吟低回，向民族的融合張開襟懷；深沉寧靜的紅樓，昂揚沸騰的紅樓，革命者敲響鐘聲，開啟國家獨立的征程；馳騁于白山黑水間，抗爭在崇山峻嶺中，將士們守疆衛(wèi)民，不懼死生；這是中華之道的浪漫。在中華民族的春秋縱橫中，大道不改，激蕩著赤心拳拳，鑄煉出脊梁錚錚。”在李舫筆下，理想之崇高、英雄之精魂、家國之情懷，都隱含在那一首首詩詞的吟詠和文章的恣肆寫意中。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曹植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從戴叔倫的“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到岳飛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全書最后以“茍利國家生死以”作結，顯示出作家對“道”之大者的深切思考和自覺認同。這種基于歷史警醒、文化省察、哲學思辨之上的梳理和總結頗具匠心，既點明了《大春秋》在文本層面的意旨，也彰顯了以文學方式抒寫和闡釋歷史的價值。在歷史學家不能及、無所及之處，讓歷史的細節(jié)釋放出更加個性、豐盈、壯美的美學力量。

尤其值得一說的還在于，《大春秋》沒有將時間的下限止于古代，而是延續(xù)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史，及至新時代扶貧攻堅的千古偉業(yè)。書中收錄了近年來，李舫在中國農村行走的紀實性隨筆。從雪域高原的西昌、懸崖峭壁的涼山、苦瘠天下的固原到武陵河畔的湘西、七省通衢的襄陽，那些在山區(qū)扶貧過程中的親歷和見聞鋪展開新時代美好生活的來路與實踐，進而將歷史與現實緊密地勾連起來。李舫想要闡釋和建構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包含著現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史，這一革命歷史所蘊含的思想文化精神與兩千多年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雖然有著形態(tài)的差異，但其內在的本質卻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春秋》恰恰是以一種具有總體性的敘事參與到了新時代中國文學乃至思想文化精神的建構之中，那種強烈的文化自信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識，對于新時代中國文學而言無疑是稀缺而寶貴的。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在“大春秋”中，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啟……

原標題：《《大春秋》：民族文化精神的闡釋與建構｜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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