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 丨 [美]張聰

翻譯 丨 劉云軍

摘編 丨 書也

（本文摘編自 [美]張聰著，劉云軍譯《家庭，鄉里，朝堂：北宋士人與孝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

家庭·鄉里·朝堂：北宋士人與孝道

[美] 張聰 著

劉云軍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

68.00元

978-7-5732-0445-5

在中國，墓志銘有著悠久的歷史。它通常是一塊方形的石碑，上面刻有墓主的傳記，主要內容包括死者的姓名、死亡和埋葬日期、祖上信息和傳記資料、杰出的美德和才能，以及押韻的挽詞。而隨著時代的遷移，墓志銘的請托與寫作，逐漸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孝道行為”。

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張聰教授的新書《家庭·鄉里·朝堂：北宋士人與孝道》講述了北宋時期背井離鄉的士人們如何履行孝道理想，也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些官員對他們紀念父母和記錄歷史的責任的理解。

書中提到，北宋時期，人子通過邀請當代知名作家撰寫墓志銘以表達孝道的情況，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些士大夫堅定地認為，墓志銘是兒子向父母表達孝心的最后機會。當時，人們為求得一份能夠傳世的墓志銘，往往頗費一番折騰。

曠日持久的焦急等待

絕大多數求銘的行為，都涉及信件往來或長途旅行，可能動不動就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

例如，慶歷四年（1044），曾鞏從江西寫信給在京城的歐陽修，求他為自己已故的祖父寫墓志銘。歐陽修直到慶歷五年（1045）秋天才把寫好的墓志銘交給曾鞏。慶歷六年（1046），曾鞏回信表示感謝。這就意味著，這篇墓志銘僅寫作過程就至少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

許多作者在回答求銘信件時反應遲緩，引起了逝者家人極大的焦慮。嘉興詩人陳舜俞向歐陽修去信求取父親的墓志銘，之后很長時間音信皆無，無奈之下，陳于兩年后再次致信“提醒”，并暗示如果歐陽修不履行諾言，后果對陳家而言將會是“災難性”的。

實際上，陳舜俞在父親去世十三年內并未籌劃安葬事宜，為等待歐陽修的答復又耗費了兩年時間。然而，陳舜俞卻愿意再繼續等待一段時間，因為他相信歐陽修的墓志銘不僅能讓已故的父親不朽，而且能讓他本人“無愧”自己的族人和鄉親。在他看來，把父親的葬禮拖延了這么久沒什么問題，但請歐陽修撰寫墓志銘遭到兩年拖延，卻成了唯一讓他感到不孝的事。

大作家也會“左右為難”

范仲淹去世之后，由于他的兒子和朋友對他的政治遺產和墓志銘書寫原則的看法產生了分歧，歐陽修在撰寫范仲淹的墓志銘時遇到了更大的困難。

由于多方的意見不合，歐陽修遲遲不肯交稿，花了兩年多時間才完成，最終導致他對范仲淹生平的記述最終被用作神道碑，而不是在安葬時即應完成的墓志銘。即便如此，歐陽修的作品在立碑時還被范仲淹之子加以修改。

這一行為引起歐陽修極大不滿，他不僅不承認那個被刪改過的版本，還建議讀者只相信自己文集中收錄的神道碑版本。

考慮到歐陽修和范仲淹在政界、文人社會和文學界的地位，他們自己和家人尚且要容忍墓志銘作者們的拖沓，那么，墓志銘撰寫者在與背景更普通的人打交道時拖拖拉拉，也就不足為奇了。

隨意篡改引發的后果

這類經歷使歐陽修在往后與死者家屬打交道時變得更加謹慎。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在同意為杜衍撰寫墓志銘后，給杜衍的兒子寫過兩封長信。歐陽修為自己沒能及時完成墓志銘而道歉，建議杜家人可以使用韓琦撰寫的杜衍行狀作為墓志銘。

歐陽修難道真的愿意杜家人使用韓琦撰寫的杜衍行狀作為墓志銘嗎？不是，因為他很快補充道，他肯定會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杜衍的墓志。歐陽修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醒對方清楚他的寫作風格，同時警告杜衍的兒子不要成為他不贊成的那種孝子。歐陽修毫不避諱、點名道姓地指出：“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后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錄呈……”

可見歐陽修在與范仲淹的兒子們發生沖突多年后，仍然對這家人對待他的方式感到惱火，指責他們短視無知。

拒絕寫墓志的作家們

在私人書信中，不少北宋墓志銘作者解釋了他們不愿意或不能同意某些求銘者的要求的原因。蔡襄說他正在服喪，所以不方便為他人撰寫墓志銘。年老多病是李昭玘提供的不再寫墓志銘的理由。在幾乎所有其他文學體裁中，蘇軾都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但他只寫過十二方墓志銘。在不止一封信中，蘇軾解釋道，由于之前寫銘造成的復雜情況，他已決定不再撰寫墓志銘，希望求銘者理解，不要把他的拒絕視為針對他們個人的行為。

在所有的宋代作家中，司馬光可能是最直言不諱拒絕寫墓志銘的人，他總共拒絕了幾十個家庭的墓志銘撰寫請求。司馬光之所以能夠在頻繁的墓志銘撰寫請求前毫不動搖，是因為他相信，如果一個人的名聲不足以打動天下所有人，或者他的作品不足以傳世，即使是為此人寫下墓志銘，后人也一定會棄如敝屣。

目錄

原標題：《墓志銘寫作背后，作家和催稿人之間的“極限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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