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主土耳其

1450年至1540年間，許多國家都在生產用于大炮的銅炮管；其產量之大、涉及地域之廣，使有位歷史學家稱這段時間為“第二個青銅時代”。不僅是歐洲、奧斯曼帝國、印度和中國在大規模地鑄銅，到1650年，朝鮮、日本、暹羅、波斯，以及許多其他地方也在間或生產槍支，特別是西非著名的青銅鑄造中心貝寧。而又因為青銅合金即銅與少量錫的合金，這兩種金屬的開采量也大大增加。日本東部和瑞典西部都在出口銅，馬來亞的錫礦開采也發展迅猛。

所有這些都可以追溯到1288年之前中國制造的小型手持槍，這種槍支先后推動了大型火炮在歐洲（1320年前）、伊斯蘭世界（14世紀30年代）和中國本土的發展（1356年）。除此以外，朝鮮高麗在14世紀70年代擁有的槍支也值得關注，因為這是有據可查的來自中國的技術遷移。在不斷受困于日本船只的襲擊后，高麗人向開國不久的明朝政府尋求幫助，以期獲得武器。起初中國人不愿意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但日本船只也開始攻擊他們，他們先提供了少量硝石和其他材料，然后允許一名中國技術人員前往高麗協助制造槍支。第一批高麗火槍安裝在船上，用來向進攻的船只發射（而非瞄準射擊）火焰箭。無論是發射火焰箭，還是使用更傳統的彈藥，這些武器都成效顯著，而制造這些武器的兵工廠在1404年也得到了擴大。

同時，在中國的南部邊境，與火器相關的技術對話正在展開。1406年，明朝軍隊侵入安南（越南）。最初，明朝軍隊靠裝備的大量手持槍和大炮占據上風，但不久之后，安南人就繳獲了足夠多的火器來進行有效反擊，而且很快他們就從明朝邊疆省份云南走私進口銅礦，開始制造自己的火器。反過來，明朝人也將安南的一些更優的設計納入自己的火器制造。在持續不停地爭奪領土的過程中，明朝和安南也在一直相互借鑒和改進著對方的技術。很快，安南人就因其卓越的火器技術而聞名各地，而他們也開始用這種技術來獲取地域霸權——入侵今柬埔寨、緬甸和暹羅的部分地區，甚至到達了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港。在這些戰爭和侵犯的過程中，火器制造向南向西滲透到了整個東南亞。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領馬六甲時，發現馬六甲配備了相當數量的暹羅大炮，這些大炮是用（可能）源自中國的鑄造方法制造的。

中國曾盡力確保其火器技術不流入潛在的外部敵人手中。但從1500年左右開始，許多國家通過與葡萄牙人的接觸，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槍支或制造槍支的知識。而另一個槍類技術的供應源頭是土耳其或奧斯曼帝國——尤其是對伊斯蘭諸國而言。彼時伊斯蘭教正在東南亞崛起，許多穆斯林統治者，包括蘇門答臘島上亞齊蘇丹國的蘇丹，都與奧斯曼人簽訂了條約，為他們提供槍支以抵抗葡萄牙人，而作為交換，亞齊蘇丹國則可以獲得珍貴香料的托運權，奧斯曼帝國也會保證去往麥加的朝圣路線不受侵擾。奧斯曼帝國出口的火器也到達了中亞和非洲部分地區。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槍支出口貿易，而且其中一些槍支的質量也非常之高。

為了弄清楚這種專業技術是如何發展的，我們得記著伊斯蘭世界長久以來對火藥武器的關注和興趣。從1280年開始，有好幾本書都談到了這類武器，很明顯，它們并不是簡單地重復從中國或歐洲獲得的信息，而是不斷反映著當地實際經驗的更新。例如，盡管火箭彈是在中國發明的，但伊斯蘭國家的技術人員卻設計出了新的類型，包括一種攜帶半公斤彈頭的火箭，以及另一種可以掠過海面、攻擊船只的火箭。到14世紀60年代，埃及和土耳其軍隊擁有了大炮，并用測距裝置進行了實驗。如上，伊斯蘭諸國在火槍領域有獨特的技術來源，并對火槍（以及也有可能對其他武器）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364年，土耳其人開始制造大炮時，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正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歐洲那一側擴張，我們也聽聞土耳其軍隊在1387年和1389年的戰役中使用火炮。奧斯曼帝國利用火器取得的最著名的勝利，是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匈牙利火炮創始人奧班協助土耳其人的故事廣為流傳，但其實在奧班出現之前，奧斯曼帝國早已配備了強力的大炮。不過，奧斯曼人確實一有機會就會招募歐洲火炮專家。此外，隨著在東歐的統治地位的上升，他們有了新的機會來利用歐洲的火炮技術，特別是在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1526年起由奧斯曼帝國控制），以及在特蘭西瓦尼亞和匈牙利的采礦中心（16世紀40年代并入奧斯曼帝國）。這些所得使奧斯曼帝國能更容易地獲得制造大炮所需金屬，以及銀和金子。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強有力地證明了大炮業已成為一種高效的攻城武器。與此同時，法國正在開發更輕便、機動性更高的野戰炮，而奧斯曼帝國以及更西邊的國家都在制造改進過的手持槍。早期手持槍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是，需要用燃燒的木條或火柴在火門上點火。要同時瞄準和點火是非常困難的。到了1450年，人們開發出了各種裝置，用于盛放緩慢燃燒的導火線或火柴，并使用扳機來使其與火藥接觸。重型火繩槍是在1470年左右以這種裝置為雛形發展起來的，幾乎同時出現在土耳其和西歐。奧斯曼帝國的槍械師們知道歐洲的武器，而他們自己也做出了一些關鍵性創新，具體說來是創造了一種被稱為蛇形管的扳機裝置。到1500年，奧斯曼步兵部隊普遍裝備有重型火繩槍，并用它們在波斯和埃及打了許多勝仗。

火器的引入對那些長久以來以馬匹為中心的軍事傳統發起了棘手的挑戰，馬匹在阿拉伯軍隊中至關重要，在土耳其人的游牧祖先中更是如此。馬術在上層社會的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各支軍隊中最負盛名的單位也都是騎兵。相比之下，負責火炮或手持槍的部隊士兵往往來自社會的下層，甚至可能是奴隸。在14世紀，槍炮還不具備實際威力的時候，人們有時也會使用槍炮，因其象征著力量，可以通過噪聲來恐嚇敵人。現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槍炮成為強大的武器后，卻會時常受到抵制，因為馬背上的戰士往往更能象征貴族的英勇和男子氣概的美德。

奧斯曼王朝統治下的土耳其比其他伊斯蘭國家更成功地克服了這一困難。他們培養了一支特殊的步兵部隊，這支部隊有著自己的傳統和標志，并有著非常強力的紀律。這些被稱為“耶尼切里”的隊伍，最初主要是弓箭部隊。部隊中的男孩來自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教家庭，這種身份強調了他們與伊斯蘭統治階級的區別。從法律上講，他們是奴隸，但他們的地位和職業前景很好，以至于許多家庭樂于讓兒子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和伊斯蘭信仰——換言之，過一種耶尼切里軍團式的生活。就這樣，正是靠這些操作火炮、配備火繩槍的部隊，16世紀的土耳其軍隊所向披靡。

1514年，奧斯曼帝國和波斯新崛起的薩法維王朝之間發生了一場關鍵性的交鋒。兩個帝國都在積極尋求擴大領土的機會，它們在東安納托利亞發生了沖突。在查爾迪蘭戰役中，波斯人的大部分火炮都因距離太遠而無法使用。持劍和弓的波斯騎兵被土耳其軍隊的大炮和火槍打得落花流水。1516年和1517年，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軍隊同樣無法與土耳其的火力相抗衡，結果是埃及和敘利亞都被奧斯曼帝國吞并了。

火藥與社會

盡管在這些戰爭中損失了一部分領土，波斯帝國仍然保有獨立主權；不過在1555年最終進入和平年代之前，它還是免不了與土耳其人幾度交鋒。此后，特別是1587年沙阿（國王）阿拔斯（Shah Abbas）登基后，那里成為波斯文化燦爛輝煌的舞臺，波斯對藝術的影響也蔓延到土耳其和北印度。在1514年的土耳其入侵波斯期間，土耳其人占領了當年蒙古人統治時的首都大不里士（Tabriz），據說該城市的一千多名藝術家和工匠被迫或被勸服遷往伊斯坦布爾（原君士坦丁堡）。這使奧斯曼帝國和波斯藝術之間已有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而其對紡織等技術而言也有重要意義。

隨著1526年莫臥兒帝國的建立，波斯對北印度的影響已不可忽視，30年后阿克巴皇帝（Emperor Akbar）登基，這一趨勢變得更加強烈。莫臥兒皇帝們的血統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他們也有著相稱的軍事興趣；但莫臥兒的語言和文化都來自波斯，他們也吸引了許多波斯手工業者來到德里和阿格拉（Agra）。

奧斯曼土耳其、莫臥兒印度和波斯在16世紀都經歷了相當強大和繁榮的時期。土耳其在陸地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在這三個帝國中，火器和其他火藥武器都是達成領土擴張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國杰出的伊斯蘭歷史學家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將土耳其和波斯稱為“火藥帝國”，也用這一術語來指莫臥兒印度。他的觀點是，火炮、手持槍及火箭不僅使這些帝國得以擴張，而且加強了政府的中央集權，因為獲取及部署槍炮需要更多的資源和更優的行政能力，而這是地方上的權貴無法做到的。當戰爭依賴于馬匹時，土地和牲畜的所有者為政府提供了最基本的軍事資源，并形成了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貴族階層。現在，政府需要購買銅和錫，控制武器制造，找到可靠的火藥供應，并訓練步兵部隊使用手持槍，這樣一來，傳統的上層階級就沒那么重要了。

火藥帝國的概念已被許多其他歷史學家采納，圍繞它的辯論也十分激烈。與魏特夫的“水利文明”概念一樣，“火藥帝國”一詞點出的是特定技術會如何對政府機構和社會結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盡管霍奇森對他的術語進行了謹慎的定義，并且只將其應用于某些伊斯蘭國家，但其他人卻用這個詞來描述所有16世紀依靠槍炮來擴張領土的大型帝國。寬泛地看來，這個基本概念很好地強調了亞歐大陸幾個帝國的飛速擴張，包括俄國和中國。

然而，火藥帝國的概念對日本和歐洲都不太適用，而且它對硬件技術的強調太多，而對社會制度和機構的提及則太少。今天，許多歷史學家會將這一論證逆轉過來：只有那些在軍事資金和后勤支持方面管理得當的國家才能成為火藥大國。但是，此處還有一個軍事文化的問題。奧斯曼土耳其、莫臥兒印度和波斯確實可以被歸類為火藥國家，這不僅是因為它們運用槍炮的方式，還因為其文化和制度十分相似，特別是軍事制度、機構及其與宮廷生活的關系。當時，其他帝國在制度建設層面并沒有像上述三國那樣給予軍事足夠的重視，因此不應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把火藥當作這些國家的特征。

舉例說來，中國只是在某些時段里部分地符合火藥帝國的特質。我們已經討論了明朝初期運用火器擴大帝國領土及明朝影響力的情況。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火藥時代開始于公元1644年之后，當時清朝開始了統治。清政府利用其強大的軍隊和槍支鞏固對西部、北部邊疆地區的統治，更好地應對了西方和俄國的帝國主義。清朝版圖的擴張一直持續到公元1700年前，當時它正碰上了俄國穩步擴展的邊界。公元1727年，兩國簽署了一份界定共同邊界的條約。

從更廣泛的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與伊斯蘭火藥帝國完全不同。中國的統治精英并非軍事階層，而是一群專業的行政人員，他們的業余興趣都圍繞著土地所有權和文學。因此，雖然中國必須供養龐大的軍隊，但這些文職官員始終確保軍隊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對土地和農業的興趣使他們不愿向農民征收重稅作為軍費。他們鼓勵種植新的作物，如來自美洲的玉米和甘薯。最重要的是，他們閱讀面非常廣。據說，在1600年，中國每年印刷的書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因此，如果我們要根據統治集團最常用的技術來裁定某一帝國的特點，那么中國就不是一個火藥帝國，而是一個印刷帝國。

最后，無論是不是火藥帝國，使中國、俄國和波斯能夠拓展其領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彼時中亞草原的權力空白。蒙古游牧民族的地位一直在下降，也許是因為他們的人口因瘟疫而減少，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的軍事戰術仍然以馬匹為中心，沒能有效地使用槍支。因此，不斷擴張的中國王朝、波斯和俄國占領了前蒙古帝國的大片土地，其中俄國占取的面積最大。俄國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曾處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這個枷鎖一直是沉重的負擔。公元1480年左右，莫斯科公國從今俄羅斯南部的蒙古汗國手中贏得了獨立，并逐漸鞏固了對烏拉爾山脈歐洲一側領土的控制。16世紀80年代，他們打定主意向東部擴張，其進展飛快，乃至在1637年就成立了針對西伯利亞的管理機構。

槍炮制造

印度人對火藥技術的掌握似乎非常有限，因為印度統治者們雇用了許多來自土耳其和歐洲的雇傭兵—而非當地的手工業者—來制造和操作槍支。自然，槍支的進口是相當普遍的，而且土耳其的技術大量地遷移到了印度。然而，印度使用的很大一部分槍支還是在本地制造的，而且當地也確實對其有所創新。當阿克巴于1556年登上莫臥兒王位時，他在發展自己的軍械庫和大炮鑄造技術方面都投注了許多心血。印度火炮制造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許多火炮的鑄造材料不是青銅，而是黃銅。在歐洲，黃銅是通過將銅與菱鋅礦（calamine，一種鋅礦石）一起加熱制成的。相比之下，印度的金屬冶煉廠知道如何從當地礦石中提取金屬鋅，并將其與銅直接熔為合金。因此，在印度制造黃銅比在歐洲更便宜，而且實踐證明它是制造小型炮的優秀材料。

有些火槍也是用鍛鐵制成的，由幾根長鐵條合在一起塑造成管狀槍管—用鍛鐵環箍住這些鐵條，將其緊緊固定在一起。這種技術首先在歐洲使用，然后土耳其人也學會了，他們把這種技術傳到了印度，在那里人們以此來制造一些巨型的槍炮，這類槍炮通常永久安置在關鍵堡壘的墻上。它們太重了，很難操縱瞄準，而且重新裝彈需要很長時間，所以在軍事上的用途其實很小。在戰場上，比巨炮更可怕的是安放在駱駝背上的輕型回旋炮（swivel gun），它們構成了一支高度機動的炮兵部隊：截至17世紀末，帝國炮兵部隊中共有300門這樣的炮。

但是，槍炮的作用不僅僅在于其作為武器的實用性：它們是地位的象征，抒發著對權力的渴望；它們還代表了更加令人敬畏的男子氣概。這一點從許多印度制造的黃銅大炮上裝飾著的張口的虎頭就可以看出—老虎象征著兇猛和力量（圖1）。

圖1 印度的“老虎炮”——18世紀印度鑄造的大炮的黃銅炮管（繪圖：黑茲爾·科特雷爾，基于倫敦塔的展品所繪）

在印度，人們從未用鑄鐵來制造槍支，但這種材料從14世紀50年代起就在中國使用了。鑄鐵的危險在于，如果槍管過于松脆，在發射彈藥時它可能會爆裂。然而，中國的鑄造師在金屬的專業應用方面有著長足的經驗，鐘的制造就是一個例子，他們自然可以制作出性能優良的槍。在歐洲，由于高爐（鼓風爐）在15世紀發展緩慢，鑄鐵起初只用于制造炮彈。1490年，英國人開展了一些試探性的鑄鐵槍支鑄造實驗，但直到1541年他們才開始嘗試投入大批量生產。

鑄鐵槍炮相對低廉的價格吸引了荷蘭人的注意，他們與西班牙人的長期交戰，海軍部隊規模龐大，而且還在持續擴張，因此他們需要許多大炮。在荷蘭人的推動下，這種技術傳播到與他們有貿易往來的各個國家，比如在16世紀70年代傳到瑞典、17世紀30年代傳到俄國。俄國的鑄造廠位于莫斯科以南的圖拉（Tula），那里制造的第一批槍炮質量很差。但是不久之后，鑄鐵大炮的制造就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產業。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烏拉爾地區的鐵器加工發展起來后，槍炮制造業也迅速擴張。到1715年，彼得大帝的鑄造廠已經生產了大約1.3萬門鑄鐵大炮。

至于手槍，最有意思的一些改進是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出現的。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三個火藥帝國共有一種技術文化，因為土耳其和波斯的手工業者經常會在印度就業謀生。

在整個地區，鐵和鋼的生產技術是類似的，各地的差異來自鐵礦石的質量、燃料的供應量和當地特有的方法。有些技術是非常古老的。早在公元600年，波斯制造的鋼刀就已出口到中國，其技術也可能隨之遷移而來。在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都有大型煉鋼中心，但質量最好的鋼，即烏茲鋼（Wootz），是在印度制造的。直到19世紀50年代，縱觀世界，想要生產出鋼材，除非是以大量燃料和大量勞動時間為代價的少量生產，否則絕無可能；所以鋼的用途主要限于制造刀身和劍身。在各種劍中，最名貴的是大馬士革鋼制作的劍，這種劍最初是在敘利亞制造的，材料通常進口的印度烏茲鋼。

大馬士革的劍刃之所以獨樹一幟，不僅在于其功能質量極高，而且在于匠人會用酸（通常基本上是青檸汁）對鋼的表面進行蝕刻。這一步驟會顯示出與金屬成分的變化有關的、不規則波浪線構成的迷人圖案。在印度尼西亞，類似的技術被用于制造一種被稱為克里斯短劍（keris，或稱kris）的匕首。據說爪哇的鐵匠們要用50多天的時間將鋼反復鍛造，才能制成一個刀身。其成品不僅表面有蝕刻而成的因鋼的異質性形成的圖案，而且因為鋼與含鎳的鐵相互疊加，其武器威力也有所提升。其中有些鐵來自隕石，而鎳礦則可能是在蘇拉威西島（舊稱為西里伯斯島）開采的，那里從1520年左右就開始制造鋼刀了，這可能是前工業時代唯一進行鎳冶煉的地方。

從16世紀開始，在土耳其，大馬士革式的鋼鐵工藝就被用于制造火槍槍管。鋼材被鍛造成長條狀，然后再用一種帶有沉重飛輪的簡單機器，在燒紅的金屬保持熱度的同時將其快速扭轉成螺旋狀。下一步，人們會把鋼帶的邊緣嚴絲合縫地并在一起（圖2）進行焊接，使螺旋狀的鋼圈組合為一個均勻的管子。接下來，做好的槍管會經過酸液蝕刻，大馬士革的獨特紋路便沿著槍身游走現形，其肌理與焊縫的排列方式也相輔相成。

圖2螺旋鋼帶（下圖）被用來制作火槍的槍管（上圖）。成品槍管顯示了經過蝕刻后顯露出來的螺旋形大馬士革紋理（繪圖：黑茲爾·科特雷爾）

用這種方式制造的第一批火槍可能是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生產的，但到了1595年，同樣的技術也見于莫臥兒王朝統治下印度的阿克巴的軍械庫。與歐洲的縱縫槍管（barrels with longitudinal seams）相比，這種槍管更堅固，也更不容易爆裂。因此，土耳其人和印度人很欣賞歐洲火槍的機械部件（并進口了許多），歐洲人對土耳其的槍管也贊不絕口，歐洲最好的槍械制造者有時會以土耳其槍管為基礎來制造他們本土的槍支。這便又是一個技術對話的極佳案例了。

歐洲技術專家曾一度不解為何土耳其火槍槍管、鋼劍以及印度烏茲鋼能具有如此高的品質—直到一位名叫阿諾索夫（Anossoff）的冶金學家于19世紀20年代在波斯研究了煉鋼術、并在一家俄國鋼鐵廠制造出了類似質量的鋼材—此前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無法制造出可以與之相媲美的鋼鐵制品。在歐洲，制作劍身的鋼材是用木炭加熱熟鐵制成的。這是一種滲鍍（cementation）工藝，鐵在其表面非常緩慢地吸收碳，而不會熔化。1740年在謝菲爾德（Sheffield，英格蘭），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引入了一種需要熔化金屬的煉鋼工藝。很快，法國也出現了類似的工藝。這種“坩堝鋼”（crucible steel）是制造車床工具所需的高質量鋼材。但是西方的鋼鐵制造者，特別是謝菲爾德的煉鋼人，始終沒能做出那些亞洲刀身上的那種花紋，做出的刀也達不到那些帶花紋的刀的質量。

伊朗、伊拉克及中國都有能夠生產鑄鐵的爐子（通常規模很小）。這些地區都在采用共熔技術的煉鋼工藝，即將少量鑄鐵和鍛鐵熔在一起。簡單地說，鑄鐵中的碳含量太高，韌性不足，而鍛鐵中的碳含量太低，硬度不夠。如果仔細調整兩者的混合比例，熔化后金屬的碳含量會使成品刀片的強度和硬度達到最佳組合。

（本文摘自阿諾德·佩西、白馥蘭著《世界文明中的技術》，朱峒樾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