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民粹主義的上升是一個泛歐現象，但是民粹主義卻率先在匈牙利取勝。歐爾班的勝利是民粹主義的勝利，這就是為何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如此歡欣鼓舞的原因所在。

匈牙利現任總理歐爾班（Orbán Viktor）在2010年領導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下稱“青民盟”）取得大選勝利后，曾自信地宣稱將執政到2030年。2014和2018年，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連續贏得大選。2018年5月10日，歐爾班發表就職演說，闡述未來12年青民盟的政策主張。他宣布：“自由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匈牙利將以保障自由和安全、保障人的尊嚴和捍衛性別平等的21世紀的基督教民主取而代之。這一民主模式支持基于男女聯姻的傳統家庭模式，反對反猶主義，捍衛基督教文化，為匈牙利民族的生存和繁榮提供機會。”

2018年的匈牙利已與2010年之前的匈牙利不可同日而語，在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治理下，匈牙利已實現了制度的再轉型。匈牙利再轉型的原因值得深思。匈牙利的再轉型看似一個中歐小國的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全球經濟和政治變遷的新趨向。

一、逆全球化的弄潮兒

自20世紀90年代起，由于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轉軌和中國的市場改革，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沖擊著全球每一個角落，全球化攻城略地，高歌猛進。

1990年代可謂全球化的黃金時期，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備受青睞；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大舉投資，進行全球產業布局。實行市場轉型的中東歐國家被裹挾到洶涌而至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中東歐國家成為全球新興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匈牙利成為了全球化的熱忱的支持者和積極參與者。

1990年以來，匈牙利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資，成為中東歐國家中人均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到2008年，外資銀行占匈牙利銀行部門的份額為68%。到2009年，外資控制了匈牙利制造業的三分之二、電信業的90%和能源部門的60%，匈牙利成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匈牙利雖為吸引跨國公司的冠軍，但是就業率低于其他歐洲國家。2009年的就業率只有55%。由于轉軌之初的非工業化，匈牙利保持了長期的低就業率。在轉型初期，老年人、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和生活在大城市之外的人成為轉型的輸家。他們無法參與到技術密集型的跨國公司主導的新型經濟增長中。

匈牙利維持了長期的低工資水平，工資在經濟產出中所占比重從1995年的52%下降到2010年的44%。低勞動成本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成為匈牙利招商引資的比較優勢。匈牙利傾向于向勞工征收重稅，而對跨國公司實行慷慨的免稅。對資本的稅收只占總稅收中很小份額，這削弱了國家的財政能力。預算赤字的擴大和公共債務的增加導致2006至2007年的經濟調整。

匈牙利的經濟環境有利于資本密集的跨國公司，而不是勞動密集的中小企業。全球化背景下，匈牙利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資本密集的跨國部門與停滯的國內部門。國內經濟部門在全球化浪潮中備受擠壓，于是，本國企業家日益疏離社會黨和自由派，轉向歐爾班領導的右翼保守的青民盟。

2008年，匈牙利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狂潮中未能經受住考驗，成為首個需要國際救助的歐盟成員國。2007年，匈牙利外幣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率超過60%，這些貸款成為金融體系中潛在的炸彈。由于家庭和企業外幣貸款劇增和福利支出失控，匈牙利處在破產的邊緣。

面對債務危機、出口市場需求下降的威脅，匈牙利不得不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和世界銀行。為應對危機，匈牙利不得不實行緊縮政策。緊縮政策引發社會抗議和民眾不滿。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利用民眾的不滿，贏得2010年大選的勝利。

歐爾班認為，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機標志著世界事務的轉折點，其重要性堪與1989年的變化相比，權力已經從贏得冷戰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轉向非自由國家。歐爾班強調，自由主義已經陷入失敗。這樣，匈牙利從全球化的熱忱參與者變為逆全球化的弄潮兒。

歐爾班2010年上臺后就放棄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放棄了反危機的緊縮政策。歐爾班強調經濟愛國主義，這與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沒有本質區別。歐爾班指出：“國際資本的代表宣稱金錢無品味，而其所有者有品味。當金融危機爆發時，匈牙利銀行體系完全控制在外國人手中。他們告訴我們這很好。但是當危機出現時，我們完全聽任他們擺布。我們不能失去國民經濟的意識。”

歐爾班認為，舊的全球化模式已經結束，東方已經趕上西方。世界相當部分國家對發達國家就人權和市場經濟教訓他國感到厭煩。資金、技術和知識來自西方的想法已經過時，經濟的推動力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東方。

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也對匈牙利產生一定的影響。1999年11月末到12月初，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舉行時首次遭遇反全球化的大規模抗議，引起全球媒體的高度關注，顯示了反全球化社會運動的力量。盡管性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運動組織的政治傾向不盡相同，但是矛頭都直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公司全球化”。

全球化的反對者認為，全球化加劇了全球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導致制造業就業崗位的下降，藍領工人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全球經濟，而且進一步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差距和沉默多數的被剝奪感。全球化的經濟后果是資本力量膨脹，勞工力量衰微。

匈牙利盡管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并未解決國內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失衡、跨國公司與本國公司之間的沖突等問題。在西方富裕國家因全球化引發的恐懼與不安同樣傳導到中東歐國家，人們擔心就業不安全、社會不安全、身份不安全，害怕穆斯林移民威脅民族國家的生存。

二、世界政治的風向標

值得玩味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前高參、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是歐爾班的仰慕者。他稱歐爾班為“有原則的人”、“真正的愛國者”和“真正的英雄”。班農甚至稱歐爾班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世界級的政治人物“。

被特朗普踢出白宮后，班農成為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座上客。2018年5月，班農赴布達佩斯參加“歐洲未來”會議，期間與歐爾班相談一小時。匈牙利總理府部長古爾亞什·蓋而蓋伊（Gulyás Gergely）認為，當下自由受到威脅，因為全球化及其背后的商業利益已經向社會宣戰，導致“艱難的文化戰爭”。斗爭并非兩種文化之間的斗爭，而是自由世界的價值與“解構”之間的斗爭。當地能否有機會反對全球取決于美國所發生的政治革命。他認為，應將決策權還給人民，更加強調民族利益；應蕩滌民主制度的塵埃，擺脫政治正確的束縛。

5月30日，結束訪美的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Szijjártó Péter）稱，歐爾班政府是特朗普政府的“天然盟友”，歐爾班政府愿意挑戰歐盟內部批評歐爾班政府和美國政府的自由正統派。由于布達佩斯和華盛頓在移民、安全和主權國家制定其政策的權力等議題上看法一致，西雅爾多稱匈牙利無意加入“歐洲抨擊美國的合唱團”。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認為：“全球化的確在民主國家中制造了內部緊張，而民主國家卻無法調和這些緊張。”加上有人對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不滿，這就為“煽動性民粹主義”制造了空間，而煽動性民粹主義將特朗普推入了白宮。

中歐大學（由美國匈牙利裔金融大亨喬治?索羅斯出資于1991年創立）政治學、公共政策與國際關系博士生學院教授多羅蒂?博勒（Dorothee Bohle）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從本質上是相互沖突的。自第二世界大戰到2008年金融危機，西方國家使用了不同的機制避免了兩者的直接沖突（1970年代的解決之道為通貨膨脹和民主統合主義，1980年代則為福利政策和減稅）。在金融化的資本主義中，福利國家被取消，國家放松信貸，家庭債務增加，居民收入下降，私人債務增加，這使得緊縮的資本主義成為必要。這導致國家間關系、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關系的緊張。民主開始受到侵蝕。目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債務危機）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中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她指出，正是這一關系推動了民主倒退和民粹主義的反抗，一些中東歐國家正在經歷同樣的變化，作為新興民主國家的匈牙利成為全球民粹主義政治復興的先行者。

1989至1990年的制度變化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結構，被稱為傳送帶的原有的代表利益群體的組織被邊緣化或被摧毀。制度轉型后，沒有新的組織能夠代表轉型的輸家的利益，并為輸家代言。

匈牙利在轉型的第一個十年經歷了轉軌性衰退，在轉軌衰退時期，貧困和社會不平等加劇。低技能勞動者失業，未能回到勞動力市場。由于私有化和放棄舊的產業政策，傳統部門的工人和公共部門的職員盡管保留了工作，但是工資下降。在轉型的第二個十年，盡管收入差距縮小，但是社會下層并未消失，新貧困階層出現，特別是出現了多代失業的現象。在貧困家庭成長的年青一代因為社會和文化的缺失而成為新的失業者，出現了貧困的代際轉移。據估計，社會底層占匈牙利總人口的10%至15%。民眾對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不滿產生了對民粹主義的政治需求, 為民粹民族主義的滋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匈牙利民眾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支持率急劇下降，是誘發2010年后匈牙利再轉型的不可忽視的因素。正是對1990年之后占據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憤憤不平的民眾，將歐爾班推向了政治的巔峰。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1991年匈牙利民眾對轉向民主的支持率為74%，2009年降至56%，下降19個百分點。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國組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中只有匈牙利對轉向民主的支持率下降，而且降幅很大。關于對市場經濟的支持率，維謝格拉德國家的支持率均有下降，唯有匈牙利降幅最大，從1991年的80%降至2009年的46%，下降達34個百分點。這表明匈牙利民眾對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極度失望。

2004年歐盟“大爆炸”式的擴大之后，各種危機接踵而至，憲法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安全危機、難民危機、英國退歐等對歐洲打擊頗大。歐盟擴大使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8國，但是歐洲并未形成強烈的共同認同感。在多重危機的沖擊下，民粹主義的上升成為一種泛歐現象。

歐洲形成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反叛，是由于太多民眾越來越不信任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的技術官僚機構，那些機構缺乏民主合法性。被忽視的工人階級以及邊緣化的農村居民成為歐疑主義的主要推動力量。歐爾班雖然為小國總理，但是心憂歐洲的命運。他獨特的政治敘事撥動了歐洲大陸志同道合者的心弦。歐爾班認為，歐洲的左翼政治已經衰落，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再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為他們已失去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勞工的數量和權力下降，因為許多工業的就業崗位轉移到歐盟之外，因此社會民主黨也不再是曾經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已與代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全球商業利益聯姻，現在他們只有一個政策領域，只關注一個政策領域：保持其對文化的影響力。

在歐爾班看來，歐洲正在準備將其領土交給新的混合的伊斯蘭化的歐洲。歐洲的非基督化，集團認同而非國家認同，官僚體制替代政治治理：這些都是布魯塞爾持續和不聲張地從民族國家收走權力的目的。

匈牙利國內政治也在變動之中。左翼和自由派政黨的社會基礎遭到削弱，左翼和自由派相互競爭造成各自政策傾向的模糊，與公民社會日益疏離。2006至2010年。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通過持久的政治動員直接訴諸于民眾。在匈牙利社會黨喪失信譽之后，匈牙利的左右分野，為民族主義的保守派與親歐洲的自由派之爭所取代。歐爾班的主要政敵為自由派。歐爾班認為，匈牙利和中歐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意味著中歐人的精神自殺，意味著中歐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將成為混合社會，這不可逆轉地將清除中歐的民族和基督教特性。2010年青民盟贏得壓倒性勝利，匈牙利因此成為歐洲民粹主義勝利的先驅。

匈牙利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昭示了世界政治的新趨向：自由主義衰落，保守主義抬頭，強人政治和身份政治回歸，反精英、反建制民粹民族主義力量上升。2015年，法律與公正黨（PiS）贏得波蘭議會和總統選舉勝利，黨主席卡欽斯基（Jaros?aw Kaczyński）明確表示以歐爾班的匈牙利為榜樣。2018年6月3日，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政黨斯洛文尼亞民主黨（SDS）成為斯洛文尼亞大選的最大贏家，有觀察家稱此次選舉顯示了歐爾班的軟實力。在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荷蘭、奧地利和丹麥等國，也不乏歐爾班的志同道合者。

三、歐爾班的治國術

2010年青民盟贏得大選，隨著歐爾班宣布“后共產主義的篇章”結束，匈牙利進入歐爾班時代。匈牙利作為一個中歐小國能夠引領歐洲乃至全球民粹主義政治的風潮，體現了歐爾班高度的洞察力。當全球化、歐洲化和匈牙利的政治經濟轉型均陷入危機之后，歐爾班找到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歐爾班是聰明過人的政治家，不僅能言善辯，而且善于審時度勢，其政治技巧可謂爐火純青。新華社前駐布達佩斯分社首席記者、匈牙利問題資深專家周東耀先生對歐爾班個性的評價出神入化，他認為：“歐爾班的性格中既有游牧民族那種桀驁不馴、勇于反抗的基因，又有現代歐洲人利益至上和善于變色和妥協的特點。”中歐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安德拉什·科瓦奇（András Kovács）認為，歐爾班是一個高超的政治企業家。“他是一個喜歡沖突的政治家，他不喜歡對局面做出反應，而喜歡創造局面。”在2015年的難民危機中，匈牙利成為難民主要過境國，歐爾班成功地使難民過境這一臨時問題成為匈牙利國內政治的持久主題。

作為匈牙利的執政黨，青民盟利用議會超級多數的政治優勢，以合法的方式重塑了匈牙利政治。青民盟以合法的方式達到政治目的，其限制獨立司法、馴服媒體、管制非政府組織均通過立法的方式得以實現。青民盟自2010年執政以來，培養了一批對歐爾班忠誠的新的政治和經濟精英。

青民盟通過政策變化，成功擠壓了極端右翼政黨尤比克（Jobbik）的政治空間。匈牙利企業家博亞爾?加博爾（Bojár Gábor）認為，歐爾班總是需要敵人，沒有敵人，他就像陸地上的魚。

歐爾班政治上的主要敵人是歐盟和索羅斯。反歐盟和反索羅斯成為歐爾班政治話語的重要主題。盡管過境難民無意在匈牙利居留，但是歐爾班成功將難民問題轉變為國內政治議題，將阻止難民與捍衛匈牙利的民族特性聯系起來。青民盟通過歷史記憶的操縱，激活受害情結和英雄主義的歷史敘事，服務于政治需要。青民盟宣稱人民意愿可凌駕于憲法制衡之上。有學者指出了歐爾班政府治理戰略的特點：有意模糊官方行為體與非官方行為體、負責任的行為體與不負責任的行為體的差別；決策可由不需要承擔政治責任的組織做出，而其幕后獲得政府支持；預算未必由主管部長負責起草，而是由與政府沒有法律關系但其成員可接觸機密信息的私人公司起草。

除了利用代議制民主外，青民盟政府訴諸直接民主如全民公決或民族協商。自2011年起，歐爾班政府啟動“民族協商”機制，以問卷方式征詢選民意見。盡管一些學者及在野黨對問卷的設定提出批評，但是歐爾班政府卻屢試不爽。2011年匈牙利就新憲法舉行民族協商。2015年民族協商的主題為“移民和恐怖主義”。2016年10月，匈牙利就歐盟的難民安置計劃舉行全民公決。2017年歐爾班政府兩度舉行民族協商，主題分別為“制止布魯塞爾”和“反對索羅斯計劃”。

盡管歐爾班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仰慕有加，但歐爾班的治理方式不同于普京和埃爾多安。歐爾班政府嚴厲控制媒體，但是并未窒息批評的聲音；批評政府的記者面臨壓力，但是生命無虞；在野黨領導人繼續抨擊歐爾班政府，不會面臨牢獄之災。

歐爾班政府劃定了不可逾越的三條紅線：與鄰國圍繞匈族人的沖突；街頭暴力；公開展示反猶主義。匈牙利盡管批評跨國公司，但是并未排斥跨國公司。日本的斯巴魯汽車公司、德國的汽車制造企業如戴姆勒和奧迪繼續在開足馬力生產。盡管匈牙利強烈批評歐盟干預匈牙利內政，但是在關鍵時刻歐爾班會進行妥協。青民盟屬于歐洲議會中的中右政黨聯盟歐洲人民黨，但歐洲人民黨并未抵制青民盟。歐爾班公開挑戰歐洲的政治正確，以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捍衛者自居，強調歐洲是基督教的、自由和獨立的民族的共同體。歐爾班政府奉行對東方開放戰略，與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系。盡管歐洲批評匈牙利親俄，但是匈牙利并未投票支持解除對俄制裁。

匈牙利在社會主義時期是第一個試圖脫離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也是蘇聯集團中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經濟改革的東歐國家。東歐巨變后，匈牙利并未實行激進的休克療法；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匈牙利是第一個接受國際救助的歐盟成員國；今天，它也是首個公開宣布建立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歐洲國家。

簡言之，歐爾班主導的匈牙利再轉型可稱為史無前例的社會經濟實驗，能否成功尚需歷史的檢驗。

（本文由國際問題自媒體“世界靈敏度”獨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