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業革命來了。”6月10日，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肯定地說。

繼蒸汽機、電力、計算機以后，有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人工智能為標志，但在薛瀾看來，第四次工業革命很難找到一項代表性科技，其實質上是物理空間、網絡空間、生物空間三界的融合，是一組技術之間的跨界融合，競相發展，最后推動整個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而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中，中國落后跟跑者角色不同，薛瀾欣喜地感受到，這次中國已經趕上了頭班車。

此外，人才是科技創新的基石。薛瀾在談及人才教育，特別是高校人才培養時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最大的挑戰就在于教育。

未來已來還是“噱頭”？

但第四次工業革命真如宣稱的那樣已經到來？有言論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只是“噱頭”和自我“想象”，當今的某些科技發明或突破不過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諸多后果之一。而細數前三次工業革命，也可以發現每次革命的周期大致為90年，如果第四次工業革命已到，距離第三次革命也僅60、70年。

對此，薛瀾向澎湃新聞解釋，確實應該看到這次工業革命當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仔細看，可再生資源、納米技術、生命科學技術等領域發展非常迅速，這些很難用信息技術來解答。另外，由生命科學進展帶來的基因檢測，基因編輯等方面的倫理問題，與人工智能催生的就業挑戰一樣，都會對社會發展產生“質”的影響。

同時，薛瀾進一步講到，把當今的科學技術變革看成一場“工業革命”而非只是個別技術上的突破有助于我們把握這些單項技術背后的宏觀趨勢，更能夠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其給社會帶來的收益和風險，有助于人類從容應對科技帶來的潛在危險。

“如果我們覺得跟原來差不多，無非是一個新的技術，如果我們還是就事論事地考慮問題，很可能會面臨諸多問題，會發現困境越來越大。所以，只有認識到這種變革，跳出具體問題，從更宏觀角度去分析認識，這時候你的應對才有可能更超前。”薛瀾舉例指出，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對未來發展的準確預測讓人嘆為觀止，其超前的眼光為人類社會平穩發展助力莫大。

“我覺得今天回頭來看，人類社會在第三次浪潮能夠走得比較順利，人們還能很高興地接受很多新技術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歸功于阿爾文·托夫勒當時的很多預見，使得我們能應對和調整，規避不利的情況。” 薛瀾說，如今把若干重大科技前沿進展對產業、經濟、與社會的影響視作革命，更多是看它背后潛在巨大的影響。

40年改革開放釋放創新潛力，中國趕上頭班車

革命帶來的既是機遇也有挑戰。如今，中國是否已為第四次工業做好準備，整裝待發？前三次革命缺位后，此次中國又將如何把握時機，做引浪者而非追浪人？

“40年的改革，釋放了中國社會創新的巨大潛力。40年的開放也促進了全球科技與中國科技中國創新的水乳交融。”薛瀾看到，在科技創新的奔涌浪潮中，中國對全世界科技的貢獻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上越發具有話語權。

“中國現在國際上有說話的權利，所有重大的討論都一定拉著中國，因為很多國際討論沒有中國就沒有意義，比如碳排放。“薛瀾說，中國現在一點也不用擔心沒有話語權，而更應考慮是否能有效參與國際討論。

“我們自己對政策方面的研究還不夠。比如網絡安全，需要新的治理規則你同意或不同意，可能我們在這方面并沒有深入的思考研究，人家拋出一個方案你無法接應，由于沒有深入的研究，而實質上就失去了發言權。”薛瀾說，未來中國不應僅僅在硬科技上舍得投入，在規制、政策方面的研究投入也應加大。

除此之外，人才是科技創新的基石，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成為革命的有力助推器。談及人才教育，特別是高校人才培養，薛瀾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最大的挑戰就在于教育。

“目前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教育的內容很多是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或者第三次工業革命準備的。但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環境下，我們為同學們提供的教育不應是昨天的教育，而應當是未來需要的。同時，對于新領域需要的人才，我們也要超前做好準備。在這點上，中國需要給高校更大自主權，讓高校根據社會的需求，有預見性地設立新的專業，這樣才能培養下一代工業革命需要的人才。”薛瀾指出。

他注意到，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域中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出臺了很多政策，但薛瀾發現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政策方案怎么樣能盡快轉化為行動，“這方面我們還是動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