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霍韜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點在北京逝世。霍韜晦先生于1960年代考入新亞書院成為唐君毅弟子，后赴日本留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20多年。唐君毅辭世后，主編有30卷的《唐君毅全集》。佛教學者何燕生撰文追思與霍韜晦生前交往二三事，本文原題為《“悲情永在”：緬懷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搭橋者霍韜晦先生》。

霍韜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點在北京逝世。我是次日凌晨通過微信朋友圈得知這個消息的，感到非常的震驚。在我的印象中，霍先生性情溫和，精力充沛，而且還通中醫知識，在與他的接觸中，從未看到他身體有什么不適的地方。仁者壽！我一直認為，霍先生至少能夠活到100歲。其實，我對霍先生的這種印象，說起來也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先生才50歲出頭，風華正茂。我最后見到霍先生是1994年。這20多年來，先生的事業不斷壯大，由原來的“法住學會”，發展成“法住機構”，會員數以千計，并且還在內地建有文化基地，舉辦各類讀書班，開設各類國學講座，弘揚中華文化，日理萬機，霍先生肯定非常勞累，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霍先生享年78歲，人生無常，但霍先生的精神將永遠常在。

我與霍先生接觸的機會其實并不很多，共計起來，可能就那么四五次。最后見到霍先生是在1994年參加由他舉辦的“佛教的現代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后，我留在日本的大學任教，由于工作繁忙，再也沒有機會去香港參加霍先生舉辦的會議。盡管如此，對于霍先生在香港的事業，或通過網絡，或通過海峽兩岸的朋友，常有了解，也常打聽霍先生的健康。

得知霍先生仙逝的消息后，一直覺得應該寫點文字，以表達自己對霍先生的感恩之情。但又一想，我與霍先生接觸的那幾年，自己還不到30歲年齡，畢竟還是一個無名小輩，而且自那以后多年來又很少聯系，在霍先生的記憶里，也許早已淡忘了。然而，我一直認為，霍先生是“新儒家”中最有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擁抱中華文化，是儒佛精神的踐行者，特別是我參加的由他舉辦的那幾次學術會議，是在海峽兩岸人員交流尚未實現“三通”、需要通過第三地來進行的特殊年代舉辦的。霍先生利用由他創辦的法住學會這個平臺，每年舉辦不同議題的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峽兩岸三地學者相聚香港，以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我記憶中，霍先生舉辦的這個國際會議應該是當時海峽兩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唯一的一個學術平臺，霍先生為加強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所做的貢獻，令人敬仰，而我本人作為后生晚輩，能夠參與其中，成為歷史的見證人，感到無比的榮幸。想到這些，覺得還是應該寫幾句，把它記錄下來。

作為我們這個年紀從事佛教研究的人，最初對于霍先生的了解，大都是通過霍先生的著作，我也是一樣。霍先生的佛學教科書《佛學》二冊、譯著《歐美佛學研究小史》（著者J.W.de Jong）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我們大陸學子了解佛學知識和海外佛學研究方法及其現狀的重要著作，對我自己來說，可謂受益匪淺，同時對霍先生熟練梵文和日語的學問功底，深懷敬意，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聆聽到他的教誨。

1988年，這個機會終于到來了。那是在武漢，霍先生為了籌辦紀念唐君毅先生的國際會議，特地來到武漢，拜訪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目的是向蕭先生了解唐君毅先生的情況。因為，霍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弟子，而蕭先生與唐君毅先生同為四川人，蕭先生的父輩與唐君毅先生有世交。蕭先生便請霍先生在武漢大學哲學系做了一場學術講座。我也聆聽了那次的講座。已記不清講座的題目，但記憶中好像涉及到唯識學。唯識學是霍先生早年的學術專長。當時一起聽講座的還有碩士在讀的何建明（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印象中何建明還就與“轉識成智”相關的問題向霍先生提問。霍先生帶一副金絲邊眼鏡，西服革履，風度翩翩，溫和儒雅，又是來自香港的“海外華僑”，這對我們剛剛脫掉人民裝的當時大陸的年輕人來說，無疑印象深刻。1988年末，紀念唐君毅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期在香港法住學會舉行，我的老師蕭先生應邀赴會，并發表了論文。據悉，這是法住學會創辦以來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次見面是1989年春天，也是在武漢。霍先生此次是為了籌辦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特地來武漢了解與太虛相關的一些事情。我們知道，太虛的一系列佛教改革舉措，大多是在武漢實施的。比如武昌佛學院的創立、《海潮音》雜志的創刊等。蕭先生當時讓我陪同霍先生一行去歸元寺拜訪當時的住持昌明法師。我記得霍先生見到昌明法師后，當面邀請昌明法師出席預定年末在香港舉辦的太虛會議。

作為法住學會第二屆國際學術會議，“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如期于1989年12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舉行。在蕭先生的推薦下，我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那年我才27歲，說實在的，真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我準備的論文題目是《太虛大師在武漢的弘法活動及其新的佛教思想》。這篇文章，盡管現在看起來，覺得稚氣滿篇，不夠成熟，但在太虛研究尚處于一片空白的當時，算是盡心盡力了。我記得，武大老圖書館（現在的櫻頂）和華中師范大學圖書館是我當時常去的地方，而當時查閱民國時期和港臺的期刊，比如《海潮音》，需要辦理手續，不像現在這么開放。暑假期間，還去過北京圖書館和法源寺內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查閱資料。那時，去香港，相當于出國，還得辦理簽證手續。我記得大陸地區參加此次會議的學者都是國家教育部統一辦理手續并下文的。武漢地區獲準參加會議的，是我和同事羅福惠，歸元寺住持昌明法師走的是另外的途徑，也如約參加了會議。12月27日，我們一行乘坐火車，先到深圳，然后辦理出境手續，晚上抵達香港，住進了離法住學會不遠的一家酒店。因法住學會地址在九龍的“窩打老道”，所以一路上昌明法師非常風趣的一再說這個街名取得有趣。

翌日會議開幕。我記得大陸到會的學者有中央民族學院的王堯、人民大學的方立天、張立文和國家文物局的郭旃、復旦大學的王雷泉、南京大學的賴永海、山東大學的劉大鈞、王曉毅、臺灣大學的楊惠南以及藍吉富、陳慧劍、游祥洲、傳道法師等、香港本地的有唐端正、譚世寶等、加拿大的冉云華、美國的唐力權和日本的小野田俊藏等，共計40余人。我除了宣讀論文外，還在會場上播放了自己采集帶去的有關“武昌佛學院”舊址和“太虛大師舍利塔”的幻燈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會后，這些幻燈片，我贈送給了法住學會。這次會議是1947年太虛圓寂后，海內外學界圍繞太虛召開的第一次學術會議，其意義不言而喻。其中我還記得，圍繞太虛的思想特色究竟是“人生佛教”還是“人間佛教”的問題，海峽兩岸學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意見似有分歧。迄今海峽兩岸學者似仍在討論這個議題。

會后，臺灣學者楊惠南、藍吉富和游祥洲等一道赴大陸考察，在聯系住宿和購買機票方面，我提供了一點幫助。要知道那個年代的北京酒店少，住宿非常的緊張，機票更是一票難求。通過這次會議，我結識了不少海內外學者名流，這對于初出茅廬的當時我來說，無疑意義深遠。至今我還保持著與他們之間的“跨代”交流，每次見面時，總要提到這次會上的“結緣”之誼。會議期間，我常與霍先生有交流。因為霍先生曾留學日本大谷大學，所以，我們有很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比如聊一些日本佛教和佛學研究方面的話題等。

由霍先生舉辦的“佛教的現代挑戰”國際會議于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法住學會舉行。當時我已在日本東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從日本仙臺乘機去香港參加這次會議的。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法住學會的國際會議。我為這次會議準備的論文題目是《日本佛教的圣俗關系論》。我記得此次參加會議的學者有美國華人學者傅偉勛、成中英、唐力權和臺灣學者唐亦男、吳汝均、林安梧、龔鵬程、鄭志明以及大陸學者郭齊勇、賴永海、馮達文、陶思炎等。大陸佛教界代表凈慧法師也受邀參加了此次會議。就我個人來說，在此次會議上，我與傅偉勛先生的結識，是我最大的意外收獲。關于傅先生的名字，之前曾讀過他的專著，比如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的《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非常有名。而且，傅先生于1989年陪同星云大師回大陸探親路過武漢時，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曾讓我聯系過相關的接待單位，對于傅先生有過間接的了解。但如此近距離的接觸，還是第一次。傅先生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得知我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而且博士論文題目寫的是關于道元禪學，會議期間便常用日語與我溝通，并告知我他最近正在寫一本關于道元的書，將在臺灣出版。非常巧合，我當時帶去了一篇不久前在日本發表的關于道元禪學研究的日文論文的抽印本，遂當面請他指教。后來傅先生的《道元》在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并獲贈一冊。傅先生在書中特地介紹了小文的觀點。我后來將道元的《正法眼藏》中譯，在中國出版，也受到了傅先生的鼓勵。總之，通過參加這次會議，使我結識了更多的學者名流，這些對我日后的學術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我目前的學術研究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圍繞以太虛為中心的近現代佛教的研究，另一個是圍繞以道元為中心的中日禪佛教思想交流史的研究。如果追根朔源，理所當然地與近30年前參加的這兩次會議具有密切的關系。雖然我參加由霍先生主持的法住學會舉辦的國際會議的次數不多，但它對我的學術生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此，我一直感激在心。幾年后，我先后邀請了東南大學陶思炎和臺灣輔仁大學鄭志明來日本講學和參加學術會議，他們二人都是在由霍先生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結識的朋友。還記得他們曾坦誠的對我說，如果沒有香港的那幾次會議，我們不可能有緣相聚日本。霍韜晦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初期兩岸尚未實現“三通”的特殊年代，主動地利用香港這一得天獨厚的有利地緣，為海峽兩岸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學術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令我們永遠緬懷。

霍先生為“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的召開撰寫了一副對聯：“正見難行，幾人會得僧革命；悲情永在，百載終證愿無窮”。對聯雖是霍先生對太虛作為“人間佛教思想”踐行者的精神的一種贊揚，但在我看來，同時用于表達由霍先生率領的法住機構同仁對中華文化深懷的一種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也應該是很恰當的。

2018年6月8日晨匆匆寫于日本仙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