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愛丁堡大學教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講者黃雪蕾，在2022年12月27日華東師范大學校級學術講座上的分享，包括講座及互動內容。由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張春田主持。

2022年3月，上海南京路。高征 圖

氣味非常重要，它不只是簡單的化學反應和神經反射過程，其背后蘊含著許多價值和意義。

我原先是做電影史的，將近十年前對感官氣味研究發生興趣。新世紀以來，感官研究在國際上方興未艾，一開始主要由人類學家發起，之后波及整個人文社科領域。當然，這跟整個大的研究背景，對身體的關注、情感轉向等，都有著深刻關聯。

南京路好像可被理解為中國現代性的切片。它是上海開埠后，英國僑民在1840年代最早修筑的馬路之一，日后發展成整個公共租界的軸心。它基本上是殖民現代性的物質象征，包含了消費主義、現代技術、衛生秩序、中產階級、世界主義、階級差序等等。1949年后，它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改革開放之后，它又成為消費文化的象征，成為旅游地標。

因為復雜的歷史和地標價值，可以將它視作一個地理文化文本來考察。

凱文·林奇是城市規劃和文化地理學方面的專家。他認為，在城市規劃中，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是the mental image。我們對城市的認識，不只是方位地形，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圖像。這個精神圖像（mental image），是直接的感官認識，加上記憶和歷史經驗的疊加構成的。他探討城市，用了繪制認知和情感的地圖（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apping）的概念。后來這個詞被文學史研究者使用，從地理學拓展到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

凱文·林奇的書里認為，mental image主要由三部分組成，identity、structure and meaning，人的感官感知，也是形塑所有這些要素的重要媒介。從這個框架出發，我的研究截取了一個長時間段中的三個片段，來看南京路的氣味和情感地圖的變化。

1850年代是形塑南京路identity的重要階段。就感官而言，“祛味”（deodorization）是突出特點。隨后一個世紀，南京路的空間結構和意義日趨復雜。到了1930年代，南京路最重要的精神圖像，跟物質主義和奢靡相關。到了1950、1960年代，我想強調的是，“再祛味”（Re-deodorization）的操作是如何進行的。

先來看1850年代形塑的嗅覺形象。探討這個問題，必須把它放到全球史背景中。19世紀后半葉，隨著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西方的大都會，比如倫敦、巴黎等，不能適應現代化需要，紛紛開始大規模城市改造工程。Kevin Lynch在書里提到，現代城市規劃中，都市空間的可讀性是個重要考量，嗅覺無疑也被調動去讀解空間，去形塑空間的可讀性。

另一個重要背景是興起于1840年代英國的公共衛生運動。這跟工業革命導致的環境惡化息息相關。英國的議會1848年通過了公共衛生法，可以說是第一次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管理衛生事務，把衛生問題放到了公共領域。當時流行理論認為，臭氣、瘴氣會引發疾病，因此“祛味”在公共衛生管理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普遍認為的現代氣味革命的開端之一。

還有殖民話語中的感官等級秩序。當時的西方人游記作品中，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和人民都被打上臟臭標簽。關于中國“China stinks”的論述也不勝枚舉。

總之，在這幾個綜合要素作用下，英國僑民來到上海開始建設南京路時，有意無意把“祛味”作為打造城市空間的重要指標。他們是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對南京路的metal image產生怎樣的影響？

在實際政策和操作層面之外，我想首先強調隱形的，對時間、身體和記憶的操控。

來看1856年7月2日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的一段記錄。它是有關南京路糞穢和氣味管理的第一則我能找到的記錄。一位殖民官員被指派在早上6:00-8:00，駐扎一艘船在福記碼頭。Park Lane是南京路的前身，街上所有住戶，必須在這個時間點把“filth”（基本是指糞穢）倒到這艘船上。為保障實施這一措施，他們還派了一名“苦力”監督，而且是佩戴徽章的。

這里可以看到殖民現代性管理的一些典型要素。這次會議記錄，不僅說明了糞穢在殖民衛生管理中的重要性，也可看到現代性中的時間感與身體感的再塑造。

整個工部局會議記錄反復提到中國人太不遵守時間秩序。葉文心教授研究民國上海企業文化時，強調了海關大鐘的意義，這一機械裝置設定了一個公共時間，將其內化到城市生活和市民感知中。這個例子中，南京路的氣味地圖與時間感被人為勾連起來，形塑了南京路這一獨特的identity。當時對華人社會來說，南京路的管理跟華人市政管理形成鮮明差異，《申報》等中文報紙上有許多討論。此外，感官感受會成為記憶，層層累加，變成城市精神圖像的一部分。

再舉個小例子。1938年的《字林西報》上，刊登了名叫Stinky的讀者來信，是一位法國人，他抱怨早上上班路上，總跟糞車發出的刺鼻臭味相遇。他建議，法租界當局應該分發一些法國香水，比如Lentheric這個品牌1930年代開發出的名為“上海”的香水。他又開玩笑說，調香師的靈感一定不是早晨八點的上海領事館路的味道。

這樣的歷史文本，帶領我們去想象這座城市的氣味。城市的氣味又與化妝品工業和香水的物質文化勾連起來，對文化記憶的形塑，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再看一個比較具體的氣味管理的操作手段。當時管理氣味，尤其在上海，重要的手段是填平溝壑。上海地處江南水鄉，天然地貌溝渠縱橫。在當時的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和日常生活中，溝渠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西方公共衛生理論中，水，尤其是死水臭水，被視為天敵，加上新的生產和交通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引入，上海的溝渠在19世紀后半期被大量填埋。即使非常小的坑洼，也被認為是滋生臭氣污染的溫床。早期工部局會議錄中，有無數記錄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技術手段是修建下水道。巴黎和倫敦的下水道，成為19世紀西方現代性的化身，上海的下水道修建幾乎同期展開。1860年左右，當時英國僑民已開始修建下水道網絡。南京路是網絡上的重要軸線。下水道在文學想象和感官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義。將污穢驅逐出視覺、嗅覺的感官場域，也是西方現代性的勝利主義的物理象征。這一提升現代都市可讀性的過程，也意味著生態的人為重構和感官感受的再分配。而且，這樣的重構和再分配往往是權力不對等的產物。

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的巔峰。這座半殖民地東方大都市的精神圖像，與物質主義、世界主義和奢靡頹廢緊密相連，留存到今天的“魔都”形象。

氣味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可以來看一部文學作品，劉吶鷗的短篇小說《禮儀和衛生》，發表于1930年代，是典型的新感覺派小說。作者描畫了南京路街道的三種空間類型，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氣味和感官感受。

先看第一種空間類型。它是現代辦公樓，主要集中在南京路靠近外灘的地方。男主人公啟明是一位律師，在寫字樓上班。他替一位太太打贏離婚官司后，在闊太太中突然變得炙手可熱，辦公室里每天都有綢緞的摩擦聲和香水胭脂的氣味。 

接下來一段，更詳細地描繪了這樣一個春日下午：

這是典型的新感覺派的描述，強調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感官的綜合體驗，令男主人公欲望蠢動。現代辦公空間里的氣味和感官感受，其他新感覺派作品中也常出現。比如，穆時英的《煙》里描述男主人公的辦公室：

穆時英的短篇小說《白金的女體塑像》中有一段，講一位醫生的感官體驗： 

南京路上的寫字樓，延續了1850年代以來的祛味理念。另一方面，這些空間也是對女性開放的，因此變成了一個欲望公共化的場所。感官，尤其是嗅覺，是重要的中介，其中也涉及性別資本的交換，某種意義上挑戰了傳統的性別差序。

讓我們再回到《禮儀和衛生》。律師啟明在辦公室被挑動起欲望之后，決定提早下班，下樓來到南京路上。這一段調動了各種感官感受： 

當他來到藥房時，出現這樣一段對話： 

這段描述怎樣解讀？南京路的街道空間里，我們看到的是世界主義的感官和權力游戲，也是半殖民地的現實圖景。洋太太攜帶花香和青草的氣味。低了一等的斯拉夫女，則散發野味的氣息，更挑動欲望。對黃種人啟明來說，他享受這種曖昧的欲望投射。嗅覺是一種既親密又隱秘的媒介，但真正滿足欲望的對象，要去別處尋找。

他去哪里尋找欲望的實現呢？——是離南京路不太遠的一條弄堂。這里又有一段描述： 

這里充分體現了分化的種族-空間結構。弄堂里市民生活的空間，也是上海這座城市或南京路街區的精神圖像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啟明的感官感受，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上海弄堂蒙上一層異國情調。作為一名高等華人，他采納了西方人的視角。至于滿足自身身體欲望的具體對象，他選擇的是一位中國的妓女。所以，半殖民地世界的分裂感也包括身心的分裂，而感官是折射意識形態的介質。

最后來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京路的氣味地圖是如何被重塑的。這個文本以南京路為背景，叫《霓虹燈下的哨兵》，是1962年首演的舞臺劇，1964年改編成電影。

作品緣起是1959年開始的“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好八連是參與解放上海的一支連隊，被派駐到南京路。將好八連列為標兵，與南京路的象征意義有關。只有抵擋住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和香風毒草，社會主義才能夠站穩腳跟。南京路的奢靡感官空間，必須被賦予新的意義。

有趣的是，劉吶鷗作品中的三種空間類型，也出現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氣味同樣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媒介。

開頭幾位反面人物出場的空間，類似啟明的現代辦公樓。兩個美國人支持的國民黨特務走進這棟樓，說了這句臺詞：“讓紅的進來，不出三個月，我們叫他趴在南京路上，發霉變黑爛掉。”臺詞充滿了感官上的刺激性。南京路的香氣，與霉味、腐味形成鮮明對照。寫字樓空間象征舊的秩序。新與舊的對決也是香與臭的對決。

整出戲的劇情主要發生在南京路的街道上。第二場開幕是這樣的畫面： 

劇照上可以感受到大街上香水胭脂的氣息。這里有先施公司的櫥窗，還有穿著旗袍的女士。

下一幕，一位叫做趙大大的解放軍戰士在南京路巡邏，遇到一個賣花女叫做阿香。

阿香問趙大大說，夜來香要吧。趙大大趕緊躲開，阿香還是抓住不放。趙大大則繼續背身。阿香強調說，花是香花，你看看，白蘭花、梔子花、茉莉花、玳玳花，還有夜來香。隨便撿一枝回去，放在房間里，到夜里保證特別的香，你太太一定會喜歡。趙大大不知所措，繼續用語言強調，小大姐請你站得遠一點，好不好？阿香說，那好吧，我不要你錢，你就去聞一聞，然后把花送到趙大大面前。趙大大繼續回避，把鼻子捂起來。

這段話讓我們聯想到劉吶鷗筆下南京路的春日。但跟啟明不同，趙大大把感官刺激和欲望剝離了開來。他把欲望放在獻身共產主義的精神追求中，這當然是該劇的核心思想。有趣的是，也非常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

編劇還安排了一位動搖的戰士陳喜。陳喜也是好八連的一位戰士，在南京路上被亂花漸欲迷人眼。這時他的愛人從老家過來，她非常熱切地望著陳喜，而陳喜眼光中似乎有一些尷尬的表情。后來的對話顯示，陳喜嫌她穿的衣服太土。

因為陳喜非常享受南京路的香氣，就發生了下面這段對話： 

最終，陳喜這個反面教材，被轉化成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教育功能也在感官轉化過程中彰顯。香風一詞，后來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流行語，資產階級的香風毒氣，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這些政治上的慣用語，都是從這出戲里來的。

再看一個空間，是南京路周邊的弄堂。這里又有一段賣花女阿香跟趙大大的戲。阿香因無力償還欠債而遭遇毒打，將被販賣到香港。趙大大出現解救了阿香，還給她還債的錢，令她感激涕零。這個弄堂大致應該是啟明買春的街區，啟明的故事里，它是半殖民主義夾縫中的情色空間，是滿足小資產階級個人欲望的場所。但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同樣的弄堂空間，意涵更為單一。它是以南京路為代表的殖民現代性的對立面，是勞苦大眾受壓迫的象征性空間。

趙大大扮演的不是尋樂者，而是救贖者。他呼吸著勞動人民的氣息，滿足的是抽象的集體和國族的欲望。把這個場景跟前面的賣花場景放在一起，大家更可以體會到，欲望與感官是如何被剝離的。

有關弄堂空間，還有第六場的棚戶區。根據劇本描述，它離南京路不太遠。蘇州河邊上，當時有許多棚戶區。電影畫面中，我們仿佛聞到潮濕污穢的氣息。劇本還提到餛飩的香氣和五香茶葉蛋的味道，阿香的母親去點香求菩薩保佑女兒不要被拐賣到香港。當然，菩薩沒有幫助到他們，最終是解放軍解救了阿香。在這里，城市的精神圖像被二元化。棚戶區和弄堂，是貧窮、迷信和絕望的化身，而餛飩和茶葉蛋的香氣是人民的感官指涉，他們等待救贖。

來看一處非常有意思的尾聲，是在紅玫瑰和白玫瑰的香氛中做結。這幕戲發生在南京路的花店，間諜和解放軍分別買了一束白玫瑰、一束紅玫瑰。接下來場景發生在咖啡館，咖啡館的味道是殖民現代性的化身。但最終，南京路花店的味道和咖啡館的意涵都被翻轉，變成了敵我斗爭的道具。間諜在白玫瑰中裝了一顆定時炸彈，被手持紅玫瑰的解放軍識破。紅玫瑰戰勝了白玫瑰，從色彩符號學上，也象征了共產主義的勝利。

由此，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氣味地圖得以重塑，所有新的意義都建立在舊的意義的基礎上。所以，一座城市的精神圖像，是在感官感受中層層累加，與歷史緊密相連。

我簡單報告到這。最后想以2022年底的南京路作結。人們戴著口罩，也可能嗅覺失靈。你聞到的南京路是什么樣的氣味，跟當下的歷史又怎樣勾連呢？它一定會化作我們個體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提問：氣味分很多種，不僅是香和臭，背后的譜系，牽扯到心理機制。我想了解更多關于個人經驗，比如聞到氣味產生情緒變化，導向什么樣的研究。有沒有一些感官史入門的書籍，或是研究方法導向性的理論著作？

答：香和臭中間有著廣闊的譜系，但目前多數氣味研究的書，重點聚焦在香臭兩極。尤其是除臭。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是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的《瘴氣與黃水仙:18—19世紀的嗅覺與社會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ce: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可說是嗅覺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書里寫的除臭與現代性，變成了主流的研究取徑。

關于香和臭中間，細微的個人經驗和感受，引發的情緒和心理機制，非常值得做感官研究的去探索。人對氣味的感受，有很大的模糊空間，也被現代科學所印證。同樣的化學分子，在不同情境中聞，會聞到不一樣的氣味。科學家認為，人的大腦，視覺處理機制有比較清晰的模式，但嗅覺對應模式不明顯，不是“一就是一”。聞到某個味道，覺得是香是臭，有很多闡釋空間。

對于香和臭兩極化的想法的反思，也跟當下后結構主義有關。我們試圖重新建構一個并不是被啟蒙主義的二元分化、理性和感性這種圖譜決定的視野。關于感官身體，是很好的可以切入的話語。人的個體經驗，包括正經歷的疫情等，每一個人的感官感受、身體感受，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和變化，無法用二元對立的方式規約。

至于感官史入門的教科書，David Howes，康斯坦絲?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編了很多書。兩位加拿大人類學家編的書不只涵蓋人類學領域。2018年，David Howes編了一套四卷本的感官研究叢書（Senses and Sensat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2014年克拉森編了關于感官史的六卷本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是通史性的叢書——從古希臘、古羅馬到當代，但重點局限在西方。這兩套叢書中涉及的非西方的研究都很少。。

提問：當前景觀史的研究，強調人對景觀的認知和再形塑，也更強調視覺。這是對前面研究的反思和突破嗎？另外，感官史和景觀史的關系，不知是怎樣的。

答：你提到，景觀史強調人對感官的再形塑，人類學家早期引入感官研究時，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與其非常接近。就是說，感官過去好像只是科學家研究的范疇，現在強調感官是文化和社會去形塑的，他們喜歡用的詞，是“cultur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這個論點今天并不稀奇。我想強調，某種程度上應跨越這樣一個論述，重新思索景觀本身，或感官本身、化學本身：當病毒把你的嗅覺神經破壞，瞬間什么都聞不到時，這種體驗對我們理解文化和社會有什么樣的貢獻呢？

十年前開始做氣味研究時，我也主要想看我們的文化社會歷史，到底怎樣形塑感官。直到最后快要寫完全書時，才有更深一步反思。

近些年人文學術的發展，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后人類中心主義（posthumanism）等，都是比較前沿的視角。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讓我們從人的角度稍微往后退一步，試圖從動物的、環境的、物的角度，去看這個地球。尤其是2020年以后，疫情及環境問題，給了我們深刻觸動。“人類中心主義”看問題的方式，到了值得反思的時間點。

提問：當我們從作品中捕捉到這樣一些嗅覺元素，可以怎么向“嗅覺”發起正面強攻，關聯到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命題？另外，比如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中，當時有沒有去爭奪、重新再造嗅覺？

答：古典文學寶庫里，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材料。2022年10月我在臺灣的中央大學明清文學研究所做了一個演講，當時講了紅樓夢。我不是專門從事明清研究的學者，交流時聽到不少有意思的反饋，從明清文學或更早期文學，都可以重新思索中國傳統的感官視角。

怎樣就嗅覺談嗅覺。我想說的是，不談外圍，是不可能的。氣味不只是感官的問題，它總是關聯很多的意義和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就嗅覺談嗅覺，我想到科學和人文跨界的取徑。兩年前，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做Smellosophy。作者是一位科學史研究者，她的方法是采訪很多科學家，寫了類似嗅覺的科普讀本。一個啟發是，可以從神經元和分子的角度尋找答案，雖然未必一定能找到。當然，真正操作起來很難。絕大多數人文學者沒有科學訓練，要討論那些分子式有很大難度。但我讀那本書讀得入迷，它帶領你進入腦神經元，去讀解周邊的氣味環境。

第二個問題，關于左翼文學怎樣爭奪、重塑嗅覺，我自己書里有一章處理二十年代的創造社及魯迅和茅盾。我主要關注的，是這些作品中關于身體和情欲的味道。

除情色小說之外，古典小說中，對身體和情欲的味道，往往是概念化的，主要用蘭麝一筆帶過。到了二十年代，有個很重要的轉向，對身體的描述開始采用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視角。

比如，聞到一個女性的香味，張資平會說，聞到一種弱醇性的呼吸的氣味，而不再是蘭麝了。這里透射出很重要的近代身體觀和感官文化的變化。

前兩年復旦大學康凌老師的著作《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討論了詩歌中的身體技藝，是從聲音的角度處理的，從詩歌帶來的聲音感中，討論詩歌怎樣與身體關聯，是研究革命的一種不同取徑。左翼文學中，我相信一定也有許多跟氣味相關的，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