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繼西方學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國各地進行各類調查，并因此留下了許多調查報告和大量的圖像（包括繪圖和照片）資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學家常盤大定和建筑史學家關野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跡》(新版更名為《中國文化史跡》)。該書中文全譯本日前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纂，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新書出版座談會于6月8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召開。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認為《中國文化史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當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書中照片和圖像資料所反映的史跡和文物，經歷百年的時代巨變，有很多現在已經不存，或者損壞，或者改變樣貌。因此書中的照片圖像已然成為保留這些史跡和文物物質樣態的唯一材料，其珍貴性自不待言。

日本學者考察中國留下晚清民初史跡影像

在清末民初中國時局動蕩期，許多來自歐美和日本的探險家和學者相繼來到中國，進行歷史文化遺跡的調查和發掘活動，并因此發現了著名的敦煌遺書和居延漢簡。這些探險家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喜仁龍，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德國人李希霍芬等。

日本明治時代以后，尤其是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財團的支持下，日本學者繼西方學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國各地進行各類調查，并因此留下了許多調查報告和大量的圖像（包括繪圖和照片）資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學家常盤大定和建筑史學家關野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跡》(新版更名為《中國文化史跡》)。

《中國文化史跡》

1918年至1924年，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組織田野調查團，在中國的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山西、陜西等地從事文化史跡調查工作，借助照片、圖解和文字記錄了晚清民初中國文化遺跡保存與變化實況，編著了十二卷以圖片為主的大型圖錄《支那文化史跡》。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館陸續印行，共12輯。

據該書中文全譯本主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院長李星明統計，原書記述了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龕二十九處，如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北響堂山石窟、南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著名的佛教圣山七座，佛教寺院或寺院遺址二百三十四處。在涉及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時，還專設高僧小傳，這樣的小傳計有四十一個；同時在踏查佛教史跡過程中踏查道教史跡28處······

書中圖片：天寧寺 梵鐘

 “《中國文化史跡》用它的內容和解說來告訴我們，歷史不僅僅由文獻構成歷史，還有物質、圖像和器物構成歷史。書中的史跡很多都有雙重的史料價值，文字史料價值和物質史料價值。”李星明說。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認為《中國文化史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當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

 “在中國自身沒有大規模文物普查的時代，由于他們調查了相當廣泛的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陜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與東北)，也挑選了數量頗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遺存，這一調查等于給當時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按圖索驥和繼續研究的目錄。”葛兆光說。

書里內容

中文全譯本呈現文物遺跡百年變遷

李星明介紹，鑒于該書重要的文字和圖像的雙重史料價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多年前就在葛兆光的倡議下決定編纂該書中文全譯本。2014年在東京，文史研究院幾位同仁一同觀看了由東洋文化研究所平勢隆郎教授負責保管的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等人當年在中國調查時所拍照片底版及相關圖冊等資料，并得到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對翻譯重印工作的支持。

此次出版的《中國文化史跡（全譯本）》基本采用了日文初版本的形制，以最大限度保留原書風貌，以大八開高清仿真影印。相較日文原版的十二卷本，中文全譯本另編有“踏查校記”一卷，全書共十三卷。

而新增的“踏查校記”一卷更直觀的呈現了文物在中國的百年變遷。據李星明介紹，自 2014年7月起，他們沿著百余年前兩位日本學者的足跡開展踏查勘校工作，去了書中所提到的所有省份，踏查了大部分史跡，確認它們的現存狀況，并盡可能按舊照的拍攝角度拍攝新圖，以進行今昔對比。

安陽寶山靈泉寺大留圣窟門北側刻文

 “在日本學者考察后的百年間又經歷的很多事情，比如東洋人和西洋人在公布文化考察發現之后，引起了國際文物商販對文物的盜竊之風；之后又經歷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文革”等，書中所錄史跡都或多或少遭到破壞，有些已不復存在，更多的史跡改變了原初模樣，還有一部分則被比較完整得保留下來。”李星明說。

葛兆光認為，復旦文史研究院踏查團隊幾乎重走當年常盤大定和關野貞走過的地方，這一來百年前與百年后的文物有個對比，可以看到一百年的現代中國的變化是怎么樣對文物、遺跡產生影響。

“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國古代雕塑、壁畫、建筑等，有些已經成為世界上各個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但是，除了記載明確收購線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可能就要落在《中國文化史跡》這些早年照片上。一些古代文物，已經離開了它原生環境，變成了博物館中的藏品，它的語境、解讀都變的不一樣。比如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收藏的著名的天龍山第八窟洞口兩尊力士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天龍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如果沒有當年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照片，我們難以想象這些雕塑在原生環境中呈現出的中古時代濃厚宗教氣氛。”

上海博物館館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楊志剛認為，中文全譯本的出版，一方面可以引出文物保護、遺產保護的新思考；另一方面對于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的研究也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