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大學講堂里的是小說家，也在“扮演”評論家

2023-02-08 12:3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M.福斯特

今晚的夜讀來自作家黎紫書為E.M.福斯特的經典作品《如何閱讀一本小說》所做的譯后序。她追溯了福斯特受邀前往劍橋大學進行文學講座的經歷，生動呈現了“站在講臺上的人，是個小說家”這一珍貴過程。

文丨黎紫書

“要是能鼓起勇氣，我就接受邀請”

20世紀20年代初，福斯特第二次造訪印度后回到倫敦，寫了長篇小說《印度之行》，并于1924年付梓。這部作品為福斯特贏得了盛名，除了獲得那一年的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以外，在美國更是大受歡迎，銷量遠遠蓋過了英國，給福斯特帶來了可觀的收入。

《印度之行》的成功，多少提升了福斯特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就在書出版兩年后，他受到劍橋三一學院的邀請，讓他在1926年至1927學年的“克拉克講座”上擔任講席，一共做八次講座，報酬為兩百英鎊。

這筆報酬在當時可謂十分豐厚，然而對于福斯特來說，真正誘人的或許還是這邀請本身所意味著的聲望和殊榮。畢竟由劍橋三一學院主辦的以探討英國文學領域為主的克拉克講座，在同類型的系列講座中可是名聲最盛的。在過去，這講座除了將萊斯利·斯蒂芬、艾德蒙·格斯，乃至威廉·燕卜蓀和瑞恰慈等當時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家請來講授他們的文學見解，還不時邀請人文領域的著名人物，包括歷史學家、戲劇家，以及詩人擔任講席。

而福斯特，要是他答應接受這項邀請，便會是克拉克講座有史以來第一位站在講壇上的小說家。

面對這一邀請，福斯特一方面興奮不已，一方面卻又猶豫不決。在給印度友人羅斯·馬蘇德寫的信上他寫道：“要是能鼓起勇氣，我就接受邀請?！?/p>

“鼓起勇氣”這說法，顯示出福斯特雖為這一邀請心動不已，可心底卻實在有所顧慮。要面對滿堂聽眾大發議論，也許真會讓習慣于閉門寫作的作家感到心怯，但福斯特的不安，想來還不僅僅只是因為如此。

根據后來本書的一位編輯奧利佛·斯塔利布拉斯的揣測，福斯特一定是考慮到他這不啻要面對看得見的聽眾，背后還肯定會招致其他人的非難他一生中大部分時候都意識到“評論與創作狀態之間的鴻溝”，對文學批評不甚看重，甚至還對它持反對的態度。即便到了20世紀40年代，他在應邀到美國劍橋發表的演講中，仍然自認反對批評，并且斷言批評在人文學科中沒有“第一等存在的理由”。他要是站在克拉克講座的講臺上對文學大肆評論，可以想象文學界，尤其是他的小說家同儕，勢必會指責他態度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他們在圓形房間里一起寫作

正是這樣一個從來不怎么把文學批評放在眼里的小說家，最終接受了邀請，于1927年春天在劍橋人文劇院，以“小說面面觀”為題，做了八場講座，談的是“喬叟以降某一或某些階段的英國文學”，專講長篇小說。那時候的福斯特其實已經不再寫小說了，我們今日回頭去看，大獲成功的《印度之行》可算是他的“封筆”之作。

為了給這次的講座做準備，福斯特不得不開足馬力硬啃名家（與非名家）作品，除了閱讀塞繆爾·理查遜、笛福和斯特恩以外，就連像美國作家諾曼·曼特森的《弗萊克的魔法》那樣平庸的幻想類小說他也沒放過。

這段“備課”的日子對福斯特而言，顯然十分不好過。他在一封給朋友的信里就表達了這段時期對于自身價值的懷疑和憂慮：

我想我之所以活著，首要責任至少是唯一的公共責任就是寫出好書來。對此，我可不能說自己正在恪盡職守。我的時間都用來閱讀別人的小說了，這是為了明年在劍橋的幾個講座做準備……眼下我正在硬啃《克拉麗莎·哈洛威》，不久前我才對付過了笛福和斯特恩，這兩位的作品讀來令我心曠神怡。這一切做起來其實挺愉快的，再說講座的報酬也很豐厚。然而這跟創作卻毫無關系，我覺得自己像個木偶，真實的生命已經被抽空了，而且我還一直在反復思忖恐怕以后還會一直這么琢磨下去大多數人年過四十以后不免都會變成這副德性：小日子過得挺愜意，干什么都能自得其樂，還占住了一個空間（就再也不肯挪動了）。可是呀，他們心底想要保留的那一點尊重卻完全放在了錯誤的地方。

在這樣自我懷疑又焦慮的狀態中，再加上本身對文學批評的不信任，福斯特在克拉克講座上多少有點劍走偏鋒。他用詼諧的語言和幽默的方式陳述自己的見解，也毫不掩飾他在閱讀上的好惡，一再將他欣賞的與不欣賞的作家并列談論，以收“高下立判”之效，將司各特和梅瑞狄斯等作家貶了下去。有位喬治·瑞蘭茲先生聽過了幾次講座，他說：

摩根從不妄下斷語也不空談教條，他從不屈尊俯就，亦不盛氣凌人。最重要的是，他說話雖從不提高聲調，卻也從不含糊。他的講座正如他后來做的那些十分令讓人難忘的電臺節目是在面對“普通讀者”，向他們娓娓道來。

八場講座結束后，福斯特將講稿和當初的一些準備材料交給出版社匯編成冊，于同年出版。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這本書里的內容，由于福斯特本人決定保留講座時“隨性的”和“如話家?！钡恼Z氣，還真可以讓人感受到這位作家確實把講堂上的聽眾都當作“普通讀者”看待，以致有時候會蹦出一些略顯輕佻的表現。這種活潑逗趣，將理論予以形象化的呈現方式，或許是這些講座大獲人心的原因之一。

根據福斯特后來寫給友人的信函，第一場講座的聽眾反應熱烈，超出他的預期；第二場則聽眾興致勃勃；第三場時“講座已經在劍橋儒博間廣受歡迎”；及至第七場，那是“風靡一時”，最終獲得了“最了不得的成功”，乃至“盛名日隆使得我顧不上寫信了”。

事實上，福斯特采取的這種毋寧有點率性的策略，并非每個在場的聽眾都覺受用。在某些嚴肅而專業的讀者，比如在從頭到尾聽完了八次講座的F. R. 利維斯博士的眼中，福斯特的講座驚人地暴露出“智識上的虛妄”。而他認為這些講座之所以受到大量“意氣相投的聽眾”的歡迎，并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皆因堂上的聽眾大多是“劍橋那些蠢教師的妻子以及她們的朋友”而非“劍橋儒博”盡管也有不少男性教師出席講座，包括利維斯那身在國王學院的年邁導師，但在他看來，這也只能說明國王學院的人都十分愚忠。

無論如何，福斯特非但在講座上取得成功，他的講座材料匯編成冊后，更使利維斯感到痛心疾首，蓋因這書出版后馬上成了“公害”：“全英國女子學校的那些女教師，都抓住所謂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的區別不放?！?/p>

福斯特為對小說中的“人物”層面闡述他的見解，提出了“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的說法。在當時，這個被賦予生動形象或曰被“漫畫化”的理論，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時至今日，這個說法還是很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難想象當時的英國教師會對它趨之若鶩，直接把它用作教材。

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利維斯對福斯特的這番批評，人們就算不為福斯特叫屈，恐怕還是要為他口中的“教師的妻子和她們的朋友”以及“女子學校的女教師”（全是女性）抱不平的。對于這么一位明擺著思想偏頗的博士，人們也就不免懷疑他這些評論的公正性了。

站在講臺上的人，是個小說家

福斯特一生從未發表過長篇大論的文學批評。本書算是他最有規模的評論作品了，然而比起其他人恢宏嚴肅的評論著作，其實這只是一本小書，甚至放在今日專業讀者的眼中，它還顯得有點粗淺。福斯特并未像別的（專業）評論家那樣，對自己的見解進行詳細的分析，而是在一個相對簡單的框架之下，將小說分成故事、人物和情節等七個層面，通過迅速而敏銳的領悟抓住特點，以相當溫和的口吻及十分形象化的方式進行闡述，雖然規模很小，其中的看法卻不失精到。

可即便福斯特相信這樣的評論比較“無害”，并且從講座一開始便語帶自嘲地將自己劃入“偽學者”的大圈子里（據他說，真學者少之又少），等于先放低姿態，似乎想要借此豁免于批評。但他這部評論作品面世后，仍然避免不了遭受學者和評論家劈頭蓋臉的指責，對于他在書中那不夠莊重的表現深感遺憾。J.D.貝爾斯福德便認為，這本書中福斯特“對待給予他名譽聲望的藝術和技巧的態度”猶如“《笨拙》雜志對待各種嚴肅的人生問題的態度”。

福斯特先生表現得就像他不僅是位小說家，而且還是位牧師。在這本書里，他仿佛一只手舉著代表“圣體”的圣餅，另一只手則在寫有關這圣餅是如何烤出來的俏皮話。

至于福斯特的寫作同儕，雖說并沒有誰對這本書大表贊賞，卻主要是因為作家本身多認為文無定法，反對用理論將小說規范化（弗吉尼亞·伍爾夫雖贊揚了這本書，但也承認它對寫作最終沒有多大幫助，因為“沒有人知道小說的法則”）。薩默塞特·毛姆倒是在他的作品《尋歡作樂》中，借由敘述者之口，對此書做了相當精到的評點：

我讀了珀西·盧伯克的《小說的技巧》，從中了解到寫小說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像亨利·詹姆斯那么寫，后來我又讀了E.M.福斯特的書，從中了解到寫小說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像E.M.福斯特那樣寫……

毛姆透過小說敘述者所說的這句評語，可謂頗具深意。他顯然比其他評論者更能看清楚福斯特這部評論作品的本質，即作者本人實在是個小說家，而非從事文學評論的學者。只要認清這一點，也就馬上能了解福斯特在這些講座中所持的姿態以及他的論調了。當他調笑似地抨擊“偽學者”并把自己歸作他們的同類時，實際上他很可能是要提醒大家，站在講臺上的人本質上就是一個小說家，不過是到講堂上來強充學者。

正因為福斯特是個小說家，他也許比過去在克拉克講座上的任何人都更在意敘述的技巧和策略。

他一再調動聽眾的想象力，讓人們去想象“從過去到現在所有的英國小說家都坐在一個圓形房間里一起寫作”，又以作品為例,將理查遜和詹姆斯、威爾斯與狄更斯、斯特恩與伍爾夫，成雙成對地相提并論，舉重若輕地將概念訴諸畫面和形象。

至于將人物具體化地分為扁平、圓形，用“除了入場費以外，你還得為它多付六便士的余興節目”，去講解小說中“幻想”的一面，還有用“歌唱”去講述小說中的“預言”特征……這些都可看出來福斯特實實在在就是個小說家，無時無刻不在動用他的想象力以及他從音樂和戲劇等其他藝術形式中所汲取的靈感和技巧，而他卻不愿費勁去給這些概念找出專業的學術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