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徐兆正 文學報

《通宵俱樂部》是小說家阿乙最新隨筆集，記錄他在1996至2020年間的寫作。阿乙在書中擷取的片段與場景，有的來自父親的一次托夢、母親的呢喃、鄉友的傳聞；有的來自對病友的速記，對自己和他人生活的圍觀……旨在喚起人們在生活、智識上的熱情。他將目光投向生活中容易為人忽略的事情，始終保持著對周圍事物的觀察，機敏地捕捉生活里那些快如閃電的東西，用寫作讓這些情緒與感覺有機會被“看不見的人看見”。

這部作品風格延續阿乙之前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文章短則數句，長則數千，仿照日記體裁，而實為對“一種感覺、一種情緒”的捕捉與描述，表面看是個人化的產物，而處處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它們是作者對自己偶像卡夫卡所做的風格上的模仿與致敬，正是在這種致敬中，作者的寫作獲得更多的自由，出現了更多的想象力，并描繪了更多在生活經驗之外的事物。

評論家徐兆正認為，阿乙此前的隨筆集《寡人》或《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我們多少還能看出虛構與現實的邊界，而在這本新隨筆集《通宵俱樂部》中，由于一場浩大的夢的降臨，作者直接廢除了虛構的真值標準。夢既為阿乙的作品帶來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時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當下的嚴峻現實。如同暗戀者的純粹曾賦予阿乙的小說以先天真誠的品格，抵消或補償現實的夢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哺育了他的寫作。讀過《通宵俱樂部》之后，關于這一點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

——談談阿乙的三部隨筆集

刊發于2023年2月2日文學報

壹

《通宵俱樂部》以前，作家阿乙推出過兩部隨筆集：2011年的《寡人》，2015年的《陽光猛烈，萬物顯形》。“寡人”或不單指“孤獨者”，阿乙使用它，同時也指向了“偏執、孤疑、刻薄、惡毒、軟弱、頹廢、矯情、殘暴、自憐、自私、自棄、恐懼”等等偏負面的自我描述，用前言的話說即：“我像塊陰暗的石頭，大多數時間待在房間里。既不立足于人間，也不存在于冥界，就是在陰陽重疊之處孤零零地活。所見世界早已蕭條，有著昏暗而透明的光芒，就像天空涂了一層薄的硫磺，同時四周刮陳腐的冷風。”這幅自畫像誠然與現實生活的那個作者不符。《寡人》出版的時刻，阿乙已經寫作五年，其間有兩部小說集《灰故事》與《鳥，看見我了》先后面世。因此，這些晦暗語詞更像是作者對個人寫作風格的一次歸納，決定出版它，則表明其開始有意強化這類風格。此刻回想我熱愛阿乙的源頭，便來自對這部隨筆集的閱讀：通讀《寡人》一過，我寫下第一篇關于阿乙的評論，并且向一位朋友要回了那本他借走很久的《鳥，看見我了》。

就寫作時間來看，《寡人》早于《灰故事》與《鳥，看見我了》；就內容而言，《寡人》收錄的多半是卡夫卡式的“小敘事”。作者后來也在諸多場合坦承他的寫作開始于此，是卡夫卡授予他“獨自與上帝交流的權利”。但在正式寫小說后，他并未拋棄這類富有樂趣的寫作，于是也就有了第二本隨筆集。“陽光猛烈，萬物顯形”這個題目在阿乙筆下同樣是一個經久的意象，某次活動上他還原了這一場景：“那時候我非常喜歡一個人，有一天我看到她老遠走過來，畫著個豬血般的口紅，那天陽光非常猛烈，口紅格外醒目，她的清純形象一下子崩塌了。那一瞬間，我感覺整個世界都墮落了。”這段經歷最初見諸《寡人》，后來又被寫入小說《意外殺人事件》與《獵人》，可見觸動之深：“我們說起來只見過五次面——本來還有機會見面的，但當你涂滿口紅在將近一百米的遠處浮現出來時，我轉身跑掉。那天陽光太過猛烈，道路曬得發燙，一經扭曲，我只一眼便看見你的衰敗。時間這東西穩步前進，將我弄得尷尬不已。”

一如卡夫卡，小敘事在阿乙筆下其虛構與真實的比例同樣難分伯仲。虛構的一面，有《寡人》中的《熟悉》《您好》《殺戮》《吳承恩》《吃人者》《賊城》《剽竊》《葉公好龍》《嗯》《畫仙》《醫生》《玉皇大帝》《大鳥》，《陽光猛烈，萬物顯形》中的《豹子》《兒子》《記憶》《逃亡》《忘字》《幽閉》《猿猴》。于創作之初，想必他已寫過大量這類篇幅短小、志異色彩濃厚的故事以為訓練。筆者此前受阿乙委托編選《五百萬漢字》一書時也據此辟出“志異”一輯，收錄了《信使》與《五百萬漢字》兩篇，但更多此類作品，因認定文學自有嚴肅與游戲兩分的心結，阿乙是拒絕將它們歸入“小說”的。直至近年來寫作發生轉向，他開始重新審視這類寫作，才賦予了志異以一定的合法性。《騙子來到南方》中那些千把字的短制，如示以“短章”的《用進廢退》《鉤子》，示以“寓言”的《嚴酷的事實》《想學魔法的孩子》《追趕一只兔子》，其源頭就在這里。行至《通宵俱樂部》，讀者或以為阿乙的隨筆多了些板正，但這正如《未婚妻》的筆法融入幽默一樣，無非是文學的雅與不雅，嚴肅與通俗，“宣示我看見的真相”或“滿足于講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在作者這里已不再是一個問題。

貳

隨筆集非虛構的一面，或可當作步入阿乙虛構世界的一曲暗道，個中有交代虛構本事的創作談，與小說同一主題的速寫，亦有大量讀書筆記。此間印象較深的是他指出《小人》存在地上、地下兩條河流，前者是敘述連貫的故事，后者為若隱若現的細節。若細節未被留意，它們不會干擾明處；惟當注意某些草蛇灰線，又帶著后知后覺的預感重讀整個文本，“地下的終將洶涌而出”，并“推翻人們的一切認識”。相似的筆法也見于《一九八八年和一輛雄獅摩托》《永生之城》《早上九點叫醒我》等篇。離開這些解密性質的副文本，小說仍自我成立，但在讀過小說后進入虛構誕生的現場，自然會生出一番原來如此的感喟。此外，他也將一些向未示人的詩作放進了隨筆集。

《寡人》一書依時間倒敘形式編排，以之呼應了前言提到的卡彭鐵爾“講述時光倒流、返老還童”的小說《回歸種子》，《陽光猛烈，萬物顯形》取字母表形式是受到了《羅蘭·巴爾特自述》的影響。《通宵俱樂部》重新采用時間正序的線索，起首一則寫于1996年：“終于收到來信。捏著它時，我感覺發燙。”這里賡續的是《寡人》最后一節（“這是我第一次喜歡一個異性，像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大風無休無止地刮進來。”），后者寫于1995年，日后他還會在《偏執》《曠日持久之事它可能的根源》等文細細寫到這段長達八年、見面五次的暗戀，他為“世界有這么簡單這么正常的道理而痛哭”，“一直沒想到它是世界恒在的荒謬”，轉而又覺知“荒謬本身就是合理的一部分”。不過，痛苦的“起源”早已遠去，包括那些燃燒著的時候感嘆號四濺的贊美詩，均已轉化為寫作的源頭。暗戀者的身份褪去后，一個真誠的寫作者就誕生了。

《通宵俱樂部》中，1996年至2012年的部分不抵十分之一；2013年以降，每一年的篇幅逐年見多。這里有決定阿乙寫作的第二重因素：2013年的疾病。此前兩年，他曾三次起意完成自己的第一個長篇，但無一例外止步中篇（《模范青年》《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春天》）。那個被稱為卡斯特曼的疾病，發作于阿乙第四次向長篇進攻中途——在將《早上九點叫醒我》推進到一半之際，他開始吐血，住院。待病情穩定，方才完成第一部長篇。故此，《早上九點叫醒我》開篇的話亦無妨看作是他在那個時期的內心獨白：“金艷正在度過她人生最難度過的時刻（每個人都有一些艱難的時刻需要度過。面對這恐懼、孤獨、難熬，似乎只有自盡才能解脫的時刻，我們屢次禱告于偉大的時間，求它加速推進自己的齒輪，好將我們帶離現在）。”隨后，他又以這段經歷完成了另一中篇《虎狼》。由《虎狼》肇啟的反顧自身等寫法，直接將阿乙的創作廣義地分成兩段，第一段是2005年到2014年，第二段是2014年至今。

叁

《虎狼》這篇小說里，那個一直以來過分忠實的福樓拜信徒開始在虛構中現身。之于眼下瞬間的記錄，與其說是要為虛構貯存素材，不如說是敏感的意識放緩了時間流動，而他要寫下關于存在本身的震驚體驗。在近似絕對的當下，主人公正在做的事卻是回到過去。這一姿態還將重現于《對人世的懷念》，即一面是“我”循著祖父的腳步走進阮家堰，復又返回故鄉，一面是這些廢墟似的空間忽而被虛構照亮。這兩重特色最終融匯灌鑄為一種“內在性寫作”，這個詞大抵解釋了他在2022年底出版的隨筆集《通宵俱樂部》與長篇《未婚妻》。略有分殊之處，是《未婚妻》代表著從當下跳板向著記憶河流的縱身一躍，《通宵俱樂部》純粹聚焦剎那須臾的所思所想。后面這個題目同樣蘊含了“延宕”的意味，誠如年幼的馬塞爾不愿離開母親獨自上樓睡覺，阿乙同樣渴望無窮無盡、散發著光和熱的夜晚，自己得以參與和朋友的圍爐夜談。

也正是在這個充滿幻想的題目之下，我們讀到了大量略顯驚悚的對病友情狀的速寫與“訪問夢境”的記錄。前兩本隨筆集也有不少關于夢境的記敘，其中多數是醒來后遺憾夢中世界的消失。在《記憶》一文中他這樣寫道：“人重新進入過去，情況類似于救火，能記錄下來的財物有限。有時燒掉的廢墟太難看，還需進行拙劣的重建。無論怎樣，從離開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對原貌的掌握。這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此刻，造訪夢境暗示的是作家其時的苦惱：他正在忍受記憶日漸風化的焦灼，在虛構時也頻頻感知無力，于是便渴望重新攫取自己的早年經驗，而這些經驗又早已像鈔票一樣用掉，或是為遺忘的大雪覆蓋。如此，焦灼便幻化為帶有同義反復性質的關于遺忘的夢。夢與現實是一種鏡像關系：夢醒后的悵然是一種經驗的喪失，現實生活中經驗的匱乏同樣是記憶流散的結果。對夢境的書寫構成了指向現實的隱喻——遺忘的夢總是經驗匱乏者的夢。至于《通宵俱樂部》，夢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焦慮的替代物，而是夢與醒之間的屏障，或者說它是作者為了抵抗自己過早面對登時的恐懼，而必須要在兩種時間的感覺間找到的可以神游太虛的一刻。

對于《寡人》或《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我們多少還能看出虛構與現實的邊界，而在這本新隨筆集，由于一場浩大的夢的降臨，作者直接廢除了虛構的真值標準。夢既為阿乙的作品帶來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時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當下的嚴峻現實。譬如他寫到一對年老夫婦在“思來想去”之后想把自己的神童孩子交給國家；一位精神病院護士向“我”轉述聽來的話，某位病人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同時被父親與祖父占有，這個人下決心來醫院，并非他認為自己的精神狀況出現問題，而是他無法調停父親和祖父的爭執。這些片斷，連同每一篇右上角標注的寫作地點——它們往往是“協和醫院”——讀來著實是既有趣又心酸。如同暗戀者的純粹曾賦予阿乙的小說以先天真誠的品格，抵消或補償現實的夢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哺育了他的寫作。讀過《通宵俱樂部》之后，關于這一點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原標題：《“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 ——關于阿乙的三部隨筆集 | 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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