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7日，由《探索與爭鳴》編輯部主辦、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承辦的第二屆“全國優(yōu)秀青年學人年度論壇”分論壇之“文明互鑒：翻譯與現代中國”在線召開。本次分論壇由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系王西強教授與《探索與爭鳴》編輯屠毅力聯合召集、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研究團隊承擔會務工作，論壇共邀請來自上海戲劇學院、首都師范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河南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浙江師范大學、青島農業(yè)大學、杭州師范大學、南通大學、上海市社科院、《探索與爭鳴》、《社會科學》等18所高校、科研院所、學術期刊的24位專家、學者、翻譯家、編輯、編劇、導演與會交流，共有近400余名觀眾在線旁聽會議。

本次會議共安排1場主旨報告和4場小組發(fā)言，24位與會專家發(fā)言分享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會務組邀請王曉平、屠毅力、陳樹萍、俞敏華、王西強等5位專家擔任主持人，邀請桑仲剛、翟月琴、徐彬、張惠苑、王鵬飛、周珉佳、傅光明、徐從輝、朱軍、張霄軍等10位專家進行學術評議。

開幕致辭

專家合影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劉全國教授致開幕辭，他對與會專家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并向與會專家介紹了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近年在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學術團隊打造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歡迎與會專家蒞陜交流講學。

劉全國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楊揚教授做學術指導致辭。

楊揚

他指出，翻譯對中國文學文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翻譯是一項難度很大的事業(yè)，他鼓勵與會青年學者關注翻譯對于世界各國間文明互鑒的作用，并以上海戲劇學院學生用藏語搬演《哈姆雷特》為例來說明莎劇譯本的口語化以及不同的演繹語種對戲劇的影響，翻譯可以促進文明互動共生；楊揚教授指出了翻譯實踐的重要性，譯者應“十萬字先鋪底，十萬字以后再談翻譯”，同時提醒青年學者注意西方翻譯理論與國內翻譯實踐間的差距，寄語青年學者、翻譯家注意進行理論思考和翻譯理論提煉，只有理論得到發(fā)展，中國翻譯實踐才能得以穩(wěn)步發(fā)展。

主旨發(fā)言

五位專家應邀做主旨發(fā)言。主旨發(fā)言環(huán)節(jié)由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王西強教授主持。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楊揚教授做了題為《橋與路：法國文藝翻譯對于20世紀中國文藝的現代建構》的主旨發(fā)言。

楊揚

楊揚教授認為，20世紀中國文藝翻譯方面跟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都有接觸，尤其是英、美、法、德等國。但從中國文學，中國文藝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法國文藝對于中國現代文藝的建構影響非常深遠，產生了一些高質量的翻譯家和藝術家，例如傅雷、李健吾等；翻譯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切換問題，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與翻譯家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對問題的思考和判斷相關。20世紀著名文學家諸如胡適、魯迅、巴金、茅盾等或多或少都和翻譯接觸，但成為翻譯名家或以名字來命名的翻譯卻不多，這說明翻譯不僅是把一種語言切換成另一種語言，在翻譯過程中還涉及更深層的文化密碼轉換和轉寫問題，而這種轉換過程還與翻譯主體關系密切。楊揚教授指出，傅雷在翻譯方面對于魯迅、巴金、矛盾等人的批評在今天具有啟發(fā)意義。實際上，傅雷不是在談翻譯，而是通過翻譯來建構中國的現代文藝，使得中國現代文藝在翻譯領域可以達到跟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建構相似或者相同的要求跟水準。現在翻譯家的水準、他們的選擇、以及看問題的要求跟傅雷、李健吾差距很大。所以，翻譯界和學界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這包括在翻譯實踐和理論上對翻譯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劉全國教授做了題為《文本旅行與鏡像位移：林語堂對中國形象的異語書寫》的主旨報告。

劉全國

報告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文本旅行視角來談林語堂對中國形象的異語書寫，第二部分是從鏡像位移視角來談林語堂對中國形象的文化書寫，第三部分則是林語堂中西文化空間中的中國形象。在第一部分，劉全國教授從文本旅行視角談了林語堂對中國形象的異語書寫，指出“文本旅行”是指一個文本自身發(fā)展成熟以后，就會開始穿越時間和空間的旅行，當它打破了時空界限來到陌生國度，就會面對不同的環(huán)境，產生不同的效果。林語堂對于中國典籍的跨洋旅行非常值得注意，例如，他在翻譯《論語》的過程中就對原著進行了破解和重構，使其成為西方讀者喜愛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在第二個部分中，劉全國教授從鏡像位移視角談林語堂對中國形象的文化書寫。鏡像位移包含宗教哲學鏡像位移、人格鏡像位移和社會文化鏡像位移。林語堂異語書寫中的宗教哲學鏡像位移包含了“儒道釋”三位一體；林語堂異語書寫中的人格鏡像位移指涉的是國人群像的跨洋位移，其中又分為近情入理孔夫子、樂天灑脫蘇東坡以及對于中國女性形象建構的群體位移；林語堂異語書寫中的社會文化鏡像所指涉的是“和合”中的世界大同。在第三個部分，劉全國教授從文化理想和世界大同角度談了林語堂在《奇島》和《唐人街》這兩部作品中所勾勒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烏托邦，構建了中西文化空間中的中國形象。劉全國教授指出，林語堂文學不僅是文學文本，更是文化文本，林語堂文學是中西文化融通滋養(yǎng)中生成的跨文化文本。作為二十世紀文化名人和雙語作家，林語堂的生命足跡和書寫體驗橫跨太平洋兩岸，漢英翻譯和英語創(chuàng)作是林語堂異語書寫的主要形態(tài)。林語堂通過自己的異語書寫，使《論語》《道德經》《浮生六記》《幽夢影》等中國文化和文學文本在跨語際旅行中廣為接受，并借此在英文文本世界中建構了中國形象，實現中國鏡像的跨太平洋位移。

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新譯“注釋導讀本”《莎士比亞全集》譯者傅光明，做了題為《譯者的尷尬與翻譯的限度》的主旨發(fā)言。

傅光明

傅教授結合自身對莎士比亞戲劇新譯、翻譯教學及對翻譯批評的關注和研究，提出“譯者的尷尬”與“翻譯的限度”的命題。傅教授以一篇題為《朱譯既出，譯莎可止》的書評為例提出，莎士比亞翻譯及研究急需面對幾個問題：某一漢譯本（文學）、甚或多個譯本的翻譯（比較）研究，是否等同于莎士比亞研究？莎士比亞漢譯研究能否只讀中文，不看英文？英語世界各種權威“注釋導讀本”《莎士比亞全集》，如“新劍橋”、“新牛津”、“新阿登”、“皇莎本”等，不斷推陳出新，在此背景下，莎士比亞漢譯研究將何去何從？英語世界莎士比亞研究早已基于某一、或多個英文注釋本展開，漢譯研究仍只基于某一、或某幾個漢譯本展開，可乎？無須諱言，國內莎士比亞閱讀、翻譯、尤其漢譯研究，需多元正本清源。僅基于某一譯本的莎士比亞研究，顯然已嚴重滯后于國際莎士比亞研究。隨后，傅教授以梁（實秋）、朱（生豪）、傅（光明）三個譯本的《維羅納二紳士》為例，談到“翻譯的限度”，認為朱譯本多采用歸化策略進行翻譯，具有古典性、音樂性、及歷時上的經典性，自不待言，但不應忽視，單以朱、梁二譯為例，朱譯對原作的忠實遠遜于梁譯，且時有因客觀條件所限帶來的漏譯、猜譯、甚至錯譯。傅教授對其所招“莎士比亞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撰寫論文提出要求，須至少以兩個英文注釋本和多個漢譯本為底本來對莎士比亞戲劇和翻譯展開批評研究。簡言之，甩開英文本，只以某個中譯本為底本的莎士比亞研究，形同無根之木。傅教授指出，從嚴復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至今，盡管中西翻譯理論及闡釋不斷推陳出新，卻常與譯者行為（或“譯者主體性”亦可）處在兩條平行線上；至于翻譯的限度何在，或可套用蘇軾《文說》中那句名言，換個說法：“所可譯者，須行于所當行，必止于不可不止?！币饧?，以此“行止說”來闡釋翻譯批評與實踐，翻譯的限度則在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之間。對于譯者，如何把握住、或掌控好這個限度，翻譯理論似乎愛莫能助，這只能源于翻譯實踐。對于譯莎、研莎，傅教授表示，他愿生命不息，譯莎不休，研莎不止。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王曉平做了題為《探尋現代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新時代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與對外學術傳播》的主旨發(fā)言。

王曉平

王曉平指出，新時代的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在國際的文化和學術的交流上仍然處于與提升的綜合國力不相稱的地位，近年來愈發(fā)引起學界和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如何總結現代中國文化走過的奮斗道路與經驗，如何將其轉化為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學術話語，關系到建立當代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新時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包括翻譯活動，與這一重大使命息息相關。王曉平教授從文學翻譯談起，借引了吳俊先生提出的文學翻譯背景淵源和目標以及中國當代翻譯的國家設計特性，指出外語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演變過程從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側重翻譯的應用型人才，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復合型人才，再到新時代融合型的新文科拔尖人才和國際傳播人才，當前外語學科承擔著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的使命。王曉平教授結合其學術經歷，簡述了他在當代中國文化和學術話語主體化的過程中做出的努力與貢獻：（一）在《追尋中國的“現代”：“多元變革時代”中國小說研究（1937-1949）》中提出“競逐中國的現代”的概念，在國內外學界引起重要反響；（二）在《走向文化復興：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創(chuàng)造性利用威廉斯的“三種文化”理論對當代中國文化進行剖析，國際學術界認為它為當前中國的文化政治提供了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成功地定位了中國基于自身歷史和外部世界的文化認同的探索，并強調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復興；（三）在《中國電影新浪潮中的意識形態(tài)和烏托邦》中提出“中國電影新浪潮”概念，國際權威學者指出它通過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闡釋、社會分析與文本分析，給電影領域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方法。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王鵬飛教授做了題為《<西風>與1940年代的文體變革》的主旨發(fā)言。

王鵬飛

王鵬飛教授指出，《西風》是戰(zhàn)時上海一個重要的翻譯性、綜合性的雜志，自1936年創(chuàng)刊，一直持續(xù)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而終刊，所翻譯的西洋雜志文以“藝術——西洋雜志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為主旨。通過借鑒西方雜志文風，《西風》為中國文壇帶來了全新的文體模式，從作者、內容以及寫作方式等方面，影響著1940年代散文文體變革。專題是《西風》雜志上集中翻譯的西洋雜志文在1940年代中國文體變革之中的地位和意義。

王鵬飛教授詳細介紹了《西風》雜志的辦刊歷史，指出《西風》是林語堂和論語派實踐提出“西洋雜志文”的概念，并向國內翻譯、介紹“西洋雜志文”以改造中國雜志文風的重要平臺。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通過提倡“西洋雜志文”來推行“每人都寫文章”的理念，并通過持續(xù)13年的“西風征文”活動在普通的讀者中間掀起了創(chuàng)作“西洋雜志文”的熱潮，發(fā)現并培養(yǎng)了張愛玲等一批優(yōu)秀作家。《西風》的西洋雜志文強調貼近生活的內容，因為林語堂具有敏銳的媒體意識，在當時報刊為主的“新媒體”時代，抓住機遇，用一種新的寫作文風來爭取更廣大的受眾，為市民階級打造自己的言說空間，使高雅、高尚與通俗在一份雜志上融合，借以在文學變革時代的話語場中爭奪話語權。可以說，《西風》雜志“西洋雜志文”的翻譯與推廣是1940年代的一場非虛構寫作運動，既有當時非虛構記錄寫作運動興起的背景，也與林語堂的新聞意識緊密相關，同時還蘊含著中國古代的史傳傳統，具有明顯的文體創(chuàng)新意識。

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桑仲剛教授和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翟月琴副教授做了點評。

桑仲剛教授教授指出，其非常認同楊揚教授提出的“中國目前翻譯研究要結合大量的翻譯實踐，通過對翻譯實踐的提煉，不斷的反思，將其理論化，從而構建自己的翻譯理論”的觀點。我們不一定要完全效仿西方的理論、思想、研究方法，而要構建研究的主體意識。楊揚教授著重探討的話題是20世紀翻譯對文藝、文學發(fā)展的助推作用，通過對比分析傅雷和李健吾先生的翻譯進行深入探討。楊楊教授提出，翻譯和譯者的文藝觀和見解直接相關，而譯者對譯本的選擇本身體現的是他的藝術觀、詩學觀和藝術主張。毫無疑問，在翻譯過程中翻譯策略和語言手段的選擇也是其藝術觀的體現。同時楊揚教授強調，像傅雷先生、李建吾先生這樣著名的翻譯家，他們本身的站位很高，其出發(fā)點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通過翻譯來構建中國文藝發(fā)展、演進的推動作用。

傅光明教授基于他數十年的翻譯實踐，尤其是對莎劇的翻譯實踐，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第一個是譯者的尷尬，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講，翻譯本身是一種解釋，解釋者有其主體性。那么對于文學和文藝的原著來講，其本身的意義存在一個不定點，作為一個譯者，就是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去解讀、重構這些不定點，這是非常正當的事情。傅老師通過自己譯莎的實踐展現了他的詩學和藝術主張，不僅對朱生豪和梁實秋的譯本進行深入分析，也對目前諸多莎譯本也進行了解析。傅老師提出，莎劇翻譯以某個或者多個英文注釋本進行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在進行文學和文藝典籍翻譯的過程中，忠實性是我們應該遵循的一個限度，當然，傅老師的主張基于非常嚴格的學歷基礎之上，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文學文本和文藝文本最主要的功能是表達，而表達性文本在語言、語用的過程中，其形式、內容和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對原文思想內涵和語篇形式的體現和忠實非常重要，這也是譯者進行語言選擇時遵循的首要原則。

劉全國教授基于自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對林語堂先生在不同語境中的異語書寫進行研究。林語堂先生通過其大量的翻譯活動，將中國的文化典籍向國際化多語境中推送，中國文化的意識在他的翻譯中得到明顯體現。劉全國教授提到了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書寫對中國的文化形象和意義的貢獻，主要實現了“儒釋道”三位一體的鏡像位移，以及實現對中國女性群象的位移。

王曉平教授提出，翻譯是構建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主體性，通過翻譯和國際傳播構建中國文學話語來彰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王曉平教授以自己的博士論文為基礎，著重提出了一個原創(chuàng)性理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范式。他提出的“競逐中國現代”的理論概念是對啟蒙現代性、抒情現代性以及在20世紀之初不同的歷史語境的反饋。

王鵬飛教授對二戰(zhàn)時期，尤其是40年代的論語派的翻譯雜志《西風》的文類特點和歷史淵源展開深入的歷史解讀。他以林慧文分析的中國的三種文體為出發(fā)點，著重探討了西洋雜志文的文類特點和其背后的歷史淵源，并且指出了《西風》雜志成功的動機和歷史原因。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翟月琴副教授評論稱，提到法國文藝的譯介情況，可以說在20世紀中國產生過廣泛影響。楊揚老師提出的問題是，如何成為一位重要的法國文藝的翻譯家。在他看來，翻譯者的主體性很重要。作為譯者應具備品鑒和評論能力。無論是傅雷還是李健吾，他們的翻譯都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涉及到文化創(chuàng)造。劉全國老師討論的是林語堂的翻譯，更是重視林語堂的文化立場、身份認同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正是由于林語堂的世界大同思想、文化和理論高度，才使得其翻譯獨具特色。劉老師講到孔子、蘇東坡、女性形象建構等案例，都極具啟發(fā)性。傅譯莎之中，注釋和評論都是相當精彩的。比如傅光明老師在《哈姆雷特》評論中對哈姆萊特性格的解讀，無疑為我們展現了豐富的哈姆雷特形象。傅老師直面翻譯的尷尬和限度，始終堅守譯者的主體性。另外，他還格外重視讀者的接受視野。傅譯莎是針對普通讀者還是學者，傅老師一定有他自己明確的答案。王鵬飛老師對《西風》雜志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發(fā)表了不少相關文章?！段黠L》雜志不但在翻譯領域掀起風潮，也在審美取向上具有引領性。前期偏重于“論語派”所提倡的幽默、貼近人生的通俗化的市民文化趣味，后期出現了一些轉向。由于時間關系，王老師沒有展開講，大家不妨去讀王老師的論文。王曉平老師相當重視中文學科和外文學科之間的交融，事實上，他已經有較多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嘗試。王老師著述頗豐，遺憾的是，有些并不是我熟悉的領域，希望未來有機會拜讀王老師的論著。

第一場發(fā)言

會議第一場發(fā)言由同濟大學特聘教授王曉平主持，有四位學者發(fā)言。

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桑仲剛教授做了題為《二十世紀敦煌漢文敘事文獻的西方英譯活動描寫》的發(fā)言。

桑仲剛

他指出自從上世紀初敦煌遺書被發(fā)現以來，西方漢學家便著手對其進行輯錄、勘校和翻譯。這樣，作為主要譯介對象的敦煌漢文敘事文獻，成為在西方文化語境展示古代中國的社會變遷、講釋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媒介，而英文是主要目標語言。鑒于此，有必要采用描寫翻譯研究方法，通過收集“可觀察”的文本數據，探究敦煌漢文敘事文獻英譯活動的“產品”、過程和功能。桑仲剛教授在發(fā)言中介紹了研究的緣起、方法以及研究問題，指出作為敦煌遺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敘事類敦煌文獻講述著傳統中國宗教哲學、載錄特定歷史時期的民間文學和社會文化，研究采用了DTS（描寫翻譯研究）來研究功能、產品和過程之間內在的相關性關系。研究涉及的文獻分別為1910s- 1950s、1960s-1990s兩個階段，西方語境中所譯的敦煌敘事文獻包括文學-宗教和紀實-敘事兩類。并以《壇經》為例，分析了二十世紀英文讀者對敦煌漢文敘事文獻的“接受”以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壇經》對于“禪宗熱”的影響。研究發(fā)現：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英譯以源語禪宗佛典為導向，并產生不同的翻譯方法：以亞瑟·威利為代表的以源語文化和敦煌俗文學文本表演功能為導向的整體翻譯法和以梅維恒為代表的以維護源語敦煌文獻的專業(yè)度和文學讀本功能為導向的翻譯法?！肮δ軐Φ取笔降奶鎿Q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源語文本的藝術審美效果，但為譯本增添了源語文本所沒有的“他者”文化屬性。

南通大學文學院陳樹萍教授做了題為《他山之石與譯者的主體性選擇——<莽原>翻譯論》的發(fā)言。

陳樹萍

陳樹萍教授指出《莽原》在翻譯上的貢獻一方面得益于魯迅的強力引導，另一方面則與各位譯者的個人志趣相關。在魯迅的影響下，《莽原》確立了“有益于中國”的基本原則，因之而對俄羅斯文學、日本文論關注甚多。魯迅所譯日本文論與韋素園主導的俄羅斯文學作品翻譯是《莽原》最為突出的成績。魯迅所譯日本文論常“深得其心”，是其建構五四時期文學觀念的他山之石。韋素園將具有沉重、荒涼而又韌性氣質的俄羅斯文學引入《莽原》，無疑增強了新文學可借鑒的外來營養(yǎng)之厚重度。魯迅等人在《莽原》上的翻譯實踐之所以可貴便在于“和而不同”的共同存在，在魯迅所倡導的翻譯工作中，譯者個人的主體性得到了足夠尊重。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朱軍教授做了題為《“文藝復興”的東亞理論旅行》的發(fā)言。

朱軍

他指出日本中國學、海外漢學對文藝復興話語的引入，并以中、日文明史與西方話語相觀照，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學術話語構建。以內藤湖南、島田虔次、宮崎市定為代表的京都學派，為“宋代（晚明）近世說”找到了世界史的依據，也為中國自身的現代性發(fā)展提供了本土視角，與五四一代有許多共鳴，但隱含著“西洋并非中心”甚至“東洋并非不及西洋”的價值意象。與此呼應，西方漢學家謝和耐、埃爾文、杰克·古迪、柯律格、劉子健、包弼德、郝若貝、韓明士等人逐漸對“挑戰(zhàn)-回應”范式糾偏，呼應中國文藝復興論說，從源頭考察中國文明史中諸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朱軍教授認為中國文學轉型或者現代性發(fā)生以來，以胡適、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者深刻地受到了日本漢學的影響。文藝復興這一概念在梁啟超這一代學者從西方引進時，通過日本學術的中介來展開探討，因此本身存在著學術旅行。兩者之間存在的共性在于對“宋代近世論”研究上產生的共鳴。內藤湖南、胡適、梁啟超三位學者之間存在著分歧和較為一致的地方，但總體上觀點較為接近，均認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區(qū)別在于梁啟超、胡適更加重視晚明以后清學對于近世的影響，日本學界更加重視宋代及之前文藝復興或現代性的思想。文藝復興話語在經歷了從歐洲到日本再到中國的理論思想旅行的過程中，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呼應，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探索與爭鳴》編輯屠毅力博士做了題為《1930年代胡適對杜威“民主”思想的接受與調適》的發(fā)言。

屠毅力

她指出杜威認為“個人”是從屬于社會的，提出經濟主義的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和折中方案范式。基于三種范式，杜威對19世紀之前的政治脈絡作了梳理，并將19世紀以來的革新總結為一個觀念，即國民是國家威權的來源，個人及其權利并不因此就成為一種絕對的存在。由此觀念，杜威闡發(fā)出“社群主義民主”這一核心概念，即“民主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種聯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共同交流經驗的方式”。杜威強調“溝通的共同體”是“社群主義民主”的基礎，同時，他將之前幾個世紀以來的政治問題歸結為從“權利的問題”到“用權利的機會的問題”，并指出教育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而在1930年代的中國，名義上的統一及亟待展開的國內建設和戰(zhàn)爭的局面構成沖突，胡適提出“民主幼稚園”這一著名觀點，并對“外部效率”與“內在緊張”問題作了闡釋?！懊裰饔字蓤@”這一說法在理念上延續(xù)了杜威對共同體成員的主動參與性的強調，并在后期得到陳之邁在理論上的贊助而認為解決了被對手質疑的效率問題，不再依托于杜威式的理想社會的教育觀，而是指向了一種政府改良方式，此即1930年代胡適對杜威“社群主義民主”的接受與調適之處。

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徐彬教授和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張惠苑副教授對本場發(fā)言做了點評。

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徐彬教授點評指出，桑仲剛教授采用文本對比、語料庫分析等方法從描寫翻譯研究角度展開分析，指出1960年代敦煌文獻英譯活動主要突出“俗”的文體特征，維護了源語文化的導向性；1980年代則出現新現象；陳樹萍教授對莽原翻譯進行分析，從具體的視角分析譯者主體性，也映照了魯迅及俄蘇文學翻譯者結合個人文學的精神旨趣，與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藝思想相結合，一定程度上召喚了革命文學的大潮；朱軍教授主談“文藝復興”東亞理論的旅行，中國文藝復興與歐洲文藝復興存在一定關聯，歐洲文藝復興理論為中國文化的脈絡發(fā)展提供了新視角；屠毅力編輯對胡適作以討論，以當代人視角進行回望，我認為胡適既有中國文化的底蘊，又有西方學術訓練的滋養(yǎng)，他能夠從科學的角度引進西方思想，價值重大。

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張惠苑副教授點評指出，桑仲剛教授提出，敦煌漢文敘事文獻不僅有中國學者的介入，也涉及英譯過程中他者的文化屬性和功能的對等性，由此，我提出一個問題：二者之間存在何種關聯？陳樹萍教授匯報角度小，但開拓深，其報告讓我對翻譯刊載載體與社會現實之間、翻譯者與翻譯對象之間存在的互動關系作以思考。魯迅則從憶韋素園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中形成了獨有的文學世界；朱軍教授和屠毅力編輯研究視角開闊，思維活躍，反映出域外政治思想與中國語境互相接納的過程中存在某種復雜性。

第二場發(fā)言

會議第二場發(fā)言由《探索與爭鳴》編輯屠毅力主持，有四位學者發(fā)言。

著名翻譯家、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徐彬教授做了題為《知識翻譯視域中的科普翻譯新探》的發(fā)言。

徐彬

從楊楓老師在《知識翻譯學宣言》中的觀點切入，經以下三方面展開論述：首先，通過科普翻譯的實踐與研究分析可知，譯者是重要的知識生產者；科學、科普、科技翻譯尤然；從知識翻譯學出發(fā)，可以充分認識科普翻譯的價值與意義。其次，通過科普翻譯實踐和研究落后現狀及成因分析，總結出科普翻譯研究整體上較為落后有三大原因，即（1）從事科普翻譯的譯者中大部分是科學工作者，對科普翻譯研究關注不夠；（2）語言工作者對科普翻譯的畏難與輕視思想共存；（3）翻譯史研究中也有輕科學的傾向。最后，闡釋了科普翻譯的知識傳播價值，一方面是促進我國近代學科及新興學科的發(fā)展強盛，另一方面是科學科普翻譯助力知識再創(chuàng)造，如把科學與流行歌曲相結合，《三體》中的人列計算機、科學詩歌實驗等。另外，發(fā)言提出，在進行科普翻譯時，應做到避免犯低級錯誤、確保內容的科學性、彰顯操作的創(chuàng)造性、貫穿語言的文字性、強調目標的知識性。

徐彬教授指出，知識翻譯學，舉倡翻譯乃知識傳播之重要行為。科普翻譯的意義，在于引入科學新知，啟迪一代代青年走上科學探索的道路；啟蒙公眾，傳播科學思想，脫離蒙昧；激發(fā)想象力，為文學創(chuàng)作開拓新的邊疆。科普翻譯，不論是實踐還是研究，相較于其他題材文本的翻譯，都較為落后。而從知識翻譯學視角看，科普翻譯的價值又最為直接，意義也極為深遠。科普翻譯乃知識翻譯學不可規(guī)避之重要領域。

西交利物浦大學翻譯系張霄軍教授做了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低資源語言翻譯》的發(fā)言。

張霄軍

他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翻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座橋梁。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與漢語之間的翻譯研究工作，對深化我國與沿線國家和周邊地區(qū)的文化交流及區(qū)域合作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依賴譯員的人工翻譯耗時耗力，很難完成大規(guī)模實時翻譯任務。神經網絡機器翻譯利用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兩種或多種語言之間的自動翻譯，可以有效的解決多語種的互通需求和個體實時翻譯任務。然而，事實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與漢語之間缺乏高質量的平行語料，這給機器翻譯相關研究提出了諸多難題，帶來了重大挑戰(zhàn)。此外，這些語言大都具有形態(tài)復雜、句法形式多樣、分屬不同語系等特點，這些語言特性同樣給機器翻譯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發(fā)言就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及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低資源語言與漢語之間的機器翻譯關鍵技術及其前沿進展做了學術梳理。

《社會科學》編輯李亦婷做了題為《翻譯與近代上海外語熱的勃興》的發(fā)言。

李亦婷

她指出在近代中國的百年嬗蛻中，中西交流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最初的中西交往中，語言是需要突破的第一道屏障及不可或缺的媒介。不同國度、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從學習對方的語言開始邁出了交流的第一步。因此，對語言活動的考察或許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絕佳視窗。翻譯活動是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開展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梁。中國歷史上真正與社會變革密切相關、形成風氣的翻譯活動，始于晚清。而有數據表明，77%的晚清西書翻譯出自上海。近代上海外語培訓教育的崛起與近代公共空間形成的關聯甚深，其中翻譯機構是重要的場域。19世紀后半葉，西方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地區(qū)開辦翻譯機構，為中國新式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翻譯被認為是救國之大業(yè)，上海逐漸成為近代翻譯、出版和教育的中心，由此逐漸孕育了公共空間的雛形，成為啟迪國民心智并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場域。

青島農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徐玉鳳副教授做了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翻譯人才培養(yǎng)的幾點思考》的發(fā)言。

徐玉鳳

指出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中強調“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新的時代，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翻譯是一種責任，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翻譯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翻譯要得以發(fā)展，最重要的是提高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質量。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要注重四個視角：時代性視角、文化性視角、詮釋性視角和主體性視角。翻譯人才要立足新的時代、肩負起溝通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的責任，讓世界了解立體、博大、包容的中國。增強翻譯動力，讓翻譯人才積極主動地把中國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傳播得更遠。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鵬飛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周珉佳副教授對做本場發(fā)言做了點評。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鵬飛教授點評指出，徐彬談到了科普翻譯當前的地位、意義以及存在的困境。當前我國科技發(fā)展是國力提升的一項重要內容，科技的發(fā)展離不開科普傳播。在當前時代背景之下，科普翻譯面臨著一些困境，希望在全國翻譯學人的努力下，科普翻譯能夠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同時需要重視內容上的科學性、語言上的文學性、操作上的創(chuàng)造性等對科普翻譯的認知。張霄軍教授指出機器翻譯不僅是人工智能在翻譯上最主要的體現，也是人類科技發(fā)展的成果，而后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地將難懂的人工智能與翻譯的關系進行了生動的闡釋。李亦婷博士的發(fā)言將我們帶回了一百年前上海的歷史場景，主題為《翻譯與近代上海外語熱的勃興》，從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帶給人以啟發(fā)。李老師演講的時候，我最大的一個啟發(fā)就是他文化社會學的視野，也就是北京有一個翻譯館，上海有一個翻譯館，兩個翻譯館，一冷一熱的對比，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上海翻譯員能夠獲得升遷，而所謂的升遷，其實就是獲得商業(yè)利益，但是翻譯員在北京的官場里作為假洋鬼子很難獲得提升，所以這里的社會學背景可能很重要，而這個背景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回答徐彬老師提出的當前科普翻譯為什么這么冷淡的問題，以及大家為什么會有畏難情緒、輕視思想等共存的原因。徐玉鳳老師從教育者的視野和角度回答了上面幾位老師提出的問題，即無論是文明互鑒、科普翻譯，還是翻譯低資源，語言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有人，那就要靠教育，而后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談到了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周珉佳副教授點評指出，徐彬老師的知識科普翻譯，在知識和思想的傳播功能和現實意義方面，捕捉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非常有價值的實踐現象。因為它是一種真實的再創(chuàng)造，是對某種現象的一種反思和發(fā)展，是知識的接力和生成過程中的反思與發(fā)展，并找到了一個下沉的視角，使科學普及更具可操作性。這個下沉的視角用來詮釋宇宙和科學普及是非常有實操性價值的，使得科學、哲學方面的翻譯和知識加工找到重構的一個具體的位置，不是烏托邦式的、凌駕在空中的、無法落地的一個研究項目，這種研究方法對我的啟發(fā)非常大。張霄軍教授的發(fā)言，“一帶一路”這一主題將實證研究、意識形態(tài)、文化導向的現實政策進行了非常好的結合。另外，這里面有很多學習和科研方法的一種遷移，這種遷移把“一帶一路”國家文化戰(zhàn)略進行了一種很好地立體式的解讀，同時將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如何走出去、語言和語言翻譯具體的個性化的東西都呈現出來，并且非常清晰地闡述了其特性、個性和具體的作用方式。李亦婷博士所講的翻譯語境在上海外語熱的勃興，是一種非常扎實的史料研究，背靠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一種歷史性的梳理，位置既能往后又能往前。往前方的位置貼近市民性，包括大眾消費文化、出版業(yè)等這些在當時社會來看比較新興的產業(yè)。把翻譯和具象的文化輸出連在了一起，為翻譯和上海當時的翻譯文化熱找尋了一個非常好的交叉點來進行闡讀。徐玉鳳老師強調對于人的關注，實際上就是對人格培養(yǎng)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感性的學習。因為話語的內在號召力和教化作用是無法用語言來衡量的，因此徐老師這樣的表達等于說是在對于翻譯人才的人格培養(yǎng)和文化自信方向，既有一個內在的發(fā)展及輸出的要求，同時又有一個外在作用力，即找尋這樣的一個共同點。這是對年輕人人格的培養(yǎng)，更是對內在的文化自信的培養(yǎng)。這種培養(yǎng)可能需要內在的感化文化的號召力。

第三場發(fā)言

會議第三場發(fā)言由南通大學文學院陳樹萍教授主持，有五位學者發(fā)言。

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文學院院長俞敏華教授做了題為《論李健吾<云彩霞>對原作的跨文化改編》的發(fā)言。

俞敏華

她指出上海淪陷時期，李健吾改編了五部法國佳構劇，《云彩霞》是其改編的第一部。選擇商業(yè)性極強的佳構劇進行改編，體現了在政治高壓、言論受限的時空中商業(yè)化追求及民族立場的隱秘表達，在改編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創(chuàng)新技法，亦充分展現了李健吾的藝術才情和戲劇觀念。在改編劇《云彩霞》中，李健吾以中國故事吸引觀眾，借助傳統戲劇元素溝通民族情感，以丑角形象表達現實關注，借助伶人形象傳達愛國信念。他的改編實踐反映了淪陷區(qū)言與不言的生存困境，同時也體現了淪陷區(qū)戲劇文學商業(yè)化與民族性互相交織的復雜面貌。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翟月琴副教授做了題為《從表象到神秘：茅盾與梅特林克戲劇的評介》的發(fā)言。

翟月琴

翟月琴指出茅盾作為譯介梅特林克戲劇的先行者,本著“文學為人生”的觀念，肯定了梅特林克相對實際的新浪漫主義戲劇。茅盾在評論《青鳥》時，格外強調表象劇與神秘劇的區(qū)別；走出評論界普遍認為神秘主義乃是頹廢派的源流的誤區(qū)，進一步討論悲觀與樂觀的辯證關系；借梅特林克創(chuàng)造的令人恐怖的靜劇，回答何謂“神秘劇”。通過討論茅盾對梅特林克戲劇的評介,對于重審梅特林克在中國的接受，尤其是理解五四時期的“神秘劇”不無意義。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周珉佳副教授做了題為《美國華裔戲劇批評的局限與前路——以黃哲倫為代表》的發(fā)言。

周珉佳

指出美華戲劇批評以往多圍繞著中西文化沖突、移民身份認同、種族問題、東方想象及符號化問題，出現了批評視角的固化、窄化等問題，未能有效兼容政治歷史批評和人文情感批評。而在戲劇的創(chuàng)作題材、人物形象、思想內涵、審美形態(tài)、人文精神、對話模式、戲劇舞臺形式等方面積累批評經驗，完成向戲劇本體的回歸，才能豐富和發(fā)展美華戲劇批評體系。同時，戲劇批評輻射了不同時代思想、文化、歷史的發(fā)展變遷，所以需要準確剖析戲劇批評未來發(fā)展的宏闊面向，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實現文化超越，這對戲劇這一文藝文化領域的整體研究和發(fā)展有戰(zhàn)略性意義。黃哲倫是當代美華戲劇的領軍人物，他力圖摒棄美國舞臺上中國人的扭曲形象，把美籍華人寫成血肉豐滿而富有感情的生動體，黃哲倫的戲劇批評也足以反映美國華裔戲劇批評視角的固化、窄化問題及反思問題。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李冉副教授做了題為《早期話劇中的翻譯劇——以<茶花女>和<不如歸>為例》的發(fā)言。

李冉

主要從何為“早期話劇”、《茶花女》的演出和意義、《不如歸》的接受和影響等方面展開。首先，李冉副教授介紹了“早期話劇”的相關概念，指出早期話劇是中國戲劇現代化“發(fā)軔”的標志，而后通過《茶花女》和《不如歸》介紹早期翻譯劇。李冉副教授表示，中國話劇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戲劇的改良，另一方面與戲劇的傳入密切相關，尤其是介紹翻譯的外國劇作。《茶花女》作為中國現代戲劇運動的先驅---春柳社的第一部作品，影響空前。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演歐洲劇的嘗試，且全部采用口語對話形式，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傳統舊習。但其影響主要停留在尖端知識分子層面，對于普通觀眾比較遙遠，而《不如歸》則在亞洲產生更大影響，主要原因是其家庭倫理觀念扎根很深，與中國文化精神相凝結，構筑和影響了中國社會形態(tài)，與現代版《孔雀東南飛》類似?？傊?，翻譯早期話劇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以更踏實更具體的人生問題作為其切入點和關注重心，使得西方思想理念和藝術形態(tài)在中國實現了一次“軟著陸”。

上海戲劇學院顏倩博士做了題為《論<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民族化改譯——以<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為例》的發(fā)言。

顏倩

她指出自1913年林紓與魏易在《吟邊燕語》中把《羅密歐與朱麗葉》譯為文言文的《鑄情》之后，中國人對于《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翻譯、改編與搬演便從未停止過。上世紀80年代，上海戲劇學院第三屆藏族班演出了《柔密歐與幽麗葉》，為莎劇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一條獨特的道路。2020年，上海戲劇學院2017級藏族班的同學再度演繹羅朱的愛情故事，并更名為《格桑羅布與卓瑪次仁》。該劇沿用了原著的主要人物關系與故事框架，結合藏族原有的民間傳說，對故事背景、矛盾沖突、人物形象等進行改編。在保留原著精神內涵的基礎上，運用了大量的藏族民歌、民俗等表現形式，使莎劇披上了一層濃厚的民族色彩，為《羅密歐與朱麗葉》在中國的民族化改譯，中西戲劇的融合提供了優(yōu)秀的范本。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徐從輝副教授和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傅光明教授對本場發(fā)言做了點評。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徐從輝副教授點評指出，剛才五位的發(fā)言涉及到了戲劇改編和翻譯實踐以及戲劇評論研究，他們的戲劇主題都貫穿了思想啟蒙及對現代文明和復興的一些思考，選題的范圍涉及到國內與海外，同時把中國現代戲劇的前世傳奇與現代演繹結合起來，在研究方法上，通過文本細讀與歷史語境的解讀和理論提升結合起來，這些都最終指向了一顆共同的中國心，這顆中國心有劇本本土化改編的嘗試，同時也與當下建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自覺性結合起來。我就主要講兩個問題，一個是針對于戲劇改編與翻譯實踐方面也就是本土化的嘗試，因為無論是改編還是翻譯，在學界一直伴隨著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歸化與異化、美與性這方面的討論，這讓我想起了葛浩文先生對于比較經典的《西游記》翻譯的解讀，說余國藩的全譯本因為保留了很多注釋，更像一個學術性的著作，但是他覺得在一個英語世界，亞瑟·韋利的刪減版更能夠直抵人心。所以這個討論無論是《云彩霞》、《茶花女》抑或是當代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都是一種本土化的嘗試，一個是從外國到中國的一個民族化的進程，一個是中國作品要走出去，適合目的語國家，進行適當的改編。學界對于這個問題已有很多的討論。第二個方面涉及到批評與研究，這讓我想起了當下很多無論是戲劇的批判還是對其他文類的批評，尤其是周珉佳教授剛才所提到的對于批評話語的固化窄化或是概念化問題，如果從源頭進行梳理的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王國維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嘗試對《紅樓夢》做解讀應該是一個先行者。這種解讀是有強制闡釋的嫌疑或傾向，他開創(chuàng)了這樣一種先河。對于理論闡釋，我們不能一味的棒殺，這些理論會在一個思維范圍空間內給我們新的沖擊。我記得孫戈教授講過，我們是中國人，但是我們是否生來就具有觀察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一種能力？所以我們需要借助一個視點，無論是理論還是各種話語、權力之間很多縫隙都是我們從傳統的空間里所看不到的東西，因此我們需要借助理論視點進行介入，這樣也許會有很多收獲。同時對于理論，我記得前段時間有一位教授提到一個例子，有位研究者說魯迅的空間位移與魯迅的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這太過于勉強和概念化。這都是有關當下的文學批評傾向性的一些問題，但我始終還是信奉劉凡先生的那句“好的理論就是好的思想，要把理論轉化為好的思想，在不壓抑文本豐富性的前提下進行闡釋”。

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傅光明教授點評，五位老師的發(fā)言，其中有三位都具體的涉及到改譯改編，這個從結局上來說，很像魯迅先生提到的文學上的復議，結果我想不外乎就是兩個，一個就是不如原作，一個就是成功超越了原作，而且還有可能極其超越原作。從現在來看，極其超越原作的情形不是很多。這也是未來的改譯者、改編者，需要特別在藝術性努力的方向。此外，從時間跨度來講，李健吾的《云彩霞》的改編于上海淪陷時期，即便是從1945年算起，到2020年的改編《羅珠》也已經橫跨了有75年。從《云彩霞》和《羅珠》的改編，包括早期的這個翻譯劇，其中有一種共情的價值。對于戲劇來說，其實莎士比亞也是這樣，從他寫戲貫穿他20多年的戲劇生涯，他其實始終在追求著那種商業(yè)性的、民族性的、世俗性的、市井氣的、煙火氣的。所以這個才應該是莎士比亞的那種味道。我們后來對莎士比亞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把莎士比亞給雅化，其實莎劇很有一點兒大雅若俗、大俗若雅的意味。其實就莎士比亞來說，莎士比亞是一個改編者。他的戲劇呢大多是從丹麥故事、意大利的中短篇小說等來的，他只是把它英格蘭化，當莎士比亞的戲劇完成被經典化之后呢，所有的這些都成了“莎士比亞化”。所以今天我們在說莎士比亞的時候，好像這些戲全是莎士比亞的原創(chuàng)。如果我們不做這種深入的莎士比亞戲劇的這種原型故事的追根溯源的話，我們就真的以為莎士比亞具有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

另外，從改編上來說呢，有對莎劇特別好的一種藝術上的超越和改編，最典型的日本的這個大導演黑澤明的《蜘蛛朝城》，他把《麥克白》完全的日本化了。這個其實非常像《云彩霞》《羅珠》的改編，大體上是一樣的。莎士比亞時代的那些那個劇場和觀眾們，對于舞臺上是不是能夠呈現出原創(chuàng)劇，沒有指望、也沒有期待，只要改編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或者故事、或者傳說，觀眾喜歡即可。其實當原創(chuàng)劇進入瓶頸期的時候，改編真的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藝術方式和藝術的可能性。

第四場發(fā)言

會議第四場發(fā)言由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文學院院長俞敏華教授主持，有五位學者發(fā)言。

中山大學邵璐教授做了題為《中國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傳播：框架、思路與方法》的發(fā)言。

邵璐

她的發(fā)言以“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為背景展開，包括五個方面：第一，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翻譯與傳播的規(guī)律?；谥袊敶膶W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史和現狀，考慮到國際形勢、社會變革、彼此立場變化等，將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1.冷戰(zhàn)背景下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傳播 (1949-1979)；2.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傳播(1980-2001)；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傳播 (2002至今)。第二，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模式與策略。從譯出、譯入和數字化三個不同的視角切入，有助于對中國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模式與策略進行系統梳理和反思。但鮮有學者對數字時代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譯介模式展開研究。今后的研究可從數字化視角出發(fā)，討論其對中國當代文學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的影響。第三，構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譯者體系，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研究：1.對國內成功的翻譯家或華人翻譯家進行研究；2.對海外著名的翻譯家及其譯作進行細致的文本分析；3.開展類型文學譯者作品選擇與翻譯策略的專題研究。第四，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效果。改革開放后，國家主動將中國文學作品譯介至海外，但效果不太理想。海外譯者也逐漸成為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傳播的主力軍。2000年以后，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漸趨佳境。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速度明顯加快，文學作品海外譯介語種的增加、作家的海外獲獎為中國文學贏得了國際聲譽。但不同作家的作品或者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效果具有差異性。造成這種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學作品的外譯模式、跨文化認同、譯介渠道、海外市場宣傳、海外讀者的閱讀接受和審美需求。第五，中國當代文學對外翻譯與傳播的提升路徑。首先，就譯介主體與譯介內容而言，中國當代文學譯介，需要作者和譯者的共同努力。其次，在譯介受眾方面，中國當代又學的海外傳播需重視讀者的閱讀興趣與審美偏好。再次，在譯介途徑方面，需同時開拓多媒介渠道。最后，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與有效“走進去”仍需官方機構的大力支持與引導。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劉江凱副教授做了題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是翻譯文學嗎？》的發(fā)言。

劉江凱

他指出所謂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是指1949年以后創(chuàng)作的中國文學作品在世界各國的翻譯和傳播。而翻譯文學最基本的內涵是指將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本土語言，以便譯入語讀者能夠閱讀的這些文學作品。那么，這些翻譯成不同語種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還是中國文學嗎？或者它是所譯語種國家的文學？還是一種既屬于又不屬于原產國和譯入國的中間狀態(tài)的所謂翻譯文學呢？我們該如何看待海外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對于以上問題，劉江凱副教授的觀點非常明確，認為海外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仍然屬于中國當代文學，只是作品的語種版本、傳播的范圍、閱讀接受的對象擴大并超出了傳統的中文的邊界、漢語的材料。國內文學界存在的一切問題在海外也同樣都存在，只是變得更加復雜多樣。而這些共通的或者多出來的部分，正是我們需要認真展開研究的問題。從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角度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是一個更為復雜的版本和接受的問題，應當作為當代文學跨語言和跨文化的一種研究領域，而不是切割出去成為別的內容。當然，海外傳播涉及到的問題范圍和復雜性要遠遠大于翻譯文學或者比較文學，它幾乎是一個包括當代文學的一個全方位的、立體式的、綜合式的這樣一個研究場域。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雖然沒有任何一個相關的學科——比如說文學里面的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外國語言及應用語言學里的翻譯學、新聞與傳播學下面的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等——和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密切相關，但這些學科中沒有任何一個學科，可以憑借自己一個學科的力量，就能夠解決好海外傳播帶來的一系列復雜的問題，所以海外傳播研究除了按照向內作為以上學科某個研究領域的發(fā)展之外，更需要向外探索或者打造一個具有鮮明的交叉跨界性、實踐應用性、協同融合性和學習服務性特征的交叉學科的體系。

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張惠苑副教授做了題為《晚清以來兒童思想啟蒙的路徑新探——以1908-1949年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兒童報刊為對象》的發(fā)言。

張惠苑

她指出，新文化運動以來，學界對思想啟蒙運動的對象的討論一直集中在知識分子、農民、女性身上。但是，從梁啟超開始，到周作人、魯迅、鄭振鐸、葉圣陶，兒童思想啟蒙一直是他們討論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問題。然而，學界一直忽略對兒童思想啟蒙的研究。兒童啟蒙的意義一直被遮蔽在兒童的具體問題或者反封建的問題之下，沒有確定兒童與知識、農民、婦女一樣，是思想啟蒙的重要對象。兒童思想啟蒙被學界忽略的原因，主要是研究兒童思想啟蒙的路徑缺失。以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兒童報刊為對象，梳理晚清以來兒童啟蒙問題歷史脈絡，是研究兒童啟蒙問題的可靠路徑。從商務兒童報刊的編輯隊伍、辦刊理念中，分析現代啟蒙思想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從問題入手，分析兒童啟蒙的思想資源、未來兒童的塑造以及現代兒童作家隊伍的形成。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徐從輝副教授做了題為《沈從文在西方的“正式亮相”：<中國土地>在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的出版》的發(fā)言。

徐從輝

他指出當前學界對于沈從文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有一定的研究，但對于沈從文如何開始在西方的傳播多語焉不詳，特別是沈從文的第一部英文小說集《中國土地》（Chinese Earth）在英國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的出版鮮有研究者關注。研究通過新發(fā)掘的120余封英文信件探討沈從文的《中國土地》（Chinese Earth）是如何在英國出版?zhèn)鞑サ?。徐從輝副教授認為，《中國土地》在英語世界的出版對沈從文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是沈從文初次真正意義上與英語世界的相遇，也是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徐從輝副教授對《中國土地》在英語世界的出版與傳播的一考察對深化沈從文作品的海外傳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王西強教授做了題為《中國當代文學英譯本研究中的版本問題》的發(fā)言。

王西強

他指出源文本是譯本研究的起點，是在譯本研究和翻譯批評過程中進行譯文質量評估的“金標準”。譯本研究中的版本意識是關乎譯本研究結論客觀與否、科學與否的根本性問題，是譯本研究的基本常識。然而，從目前學界產出的譯本研究成果來看，有很多學者、甚至是比較成熟的翻譯研究學者尚未確立源文本版本意識和譯本研究的操作“規(guī)程”意識，在研究過程中“隨手拈來”一個原作文本就將其與譯文本做對比研究，并籍此對譯者的翻譯策略和譯文質量進行效果評價和價值評判，全然不顧研究使用的原作文本與譯者使用的源文本壓根不一致，由此導致對譯者翻譯策略認知不當和對譯文質量評估失衡的嚴重問題。王西強教授以國內學界所產出的莫言小說《酒國》和《豐乳肥臀》的英譯本及相關研究專著、碩博士學位論文和公開發(fā)表的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發(fā)現目前國內翻譯研究界、尤其是文學翻譯研究界在進行譯本研究時存在嚴重的源文本版本意識淡薄的問題，暴露出翻譯研究人才培養(yǎng)中存在的問題，比如學者、期刊編輯、博碩士生導師和博碩士研究生等都沒有注意到譯本研究中源文本版本的重要性，學者進行譯本研究時所使用的源文本的版本與譯者在進行翻譯時所使用的源文本的版本不一致，從而忽略了作者對作品的修改、修訂帶來的版本不一致問題，也導致了譯本研究的科學性、客觀性不足，導致研究成果的嚴謹性和學術性差。王西強教授分析了導致此種學術不嚴謹現象的原因，并提出翻譯學界應努力加強翻譯研究的規(guī)程意識，進行學術研究的標準化建設。

西交利物浦大學翻譯系張霄軍教授對本組發(fā)言做了三點評：

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國外大學圖書館的“東亞區(qū)（館）”所看到的文學外譯及研究書籍大多是有關日本文學的，這與邵璐教授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可不可以嘗試研究一下日本文學英譯及其傳播，以期對我們的翻譯和研究有所借鑒？第二，“兄弟齊心，其利斷金”。這里的“兄弟”指的是“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也就是在海外傳播中，文學研究和文學作品翻譯要齊頭并進，這一點可以向中國語言學學科學習和借鑒。第三，“雅俗共賞，百花齊放”。劉江凱教授提到了《紅高梁》個例很有啟發(fā)意義，我們的網絡文學、網劇在海外很受歡迎，那么這些“通俗”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可以給我們的“正統”文學作品英譯的海外接受提供思路，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頭上動動心思，同時還可以利用多模態(tài)、數字化的技術和傳播手段全方位行動起來。

與會學者的發(fā)言圍繞“中西融通與文化、文學互鑒（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中西文藝思想的交流互動”“翻譯實踐、翻譯研究和翻譯人才培養(yǎng)研究”“戲劇翻譯研究和戲劇改易研究”“中華學術外譯與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研究”“媒介與翻譯：翻譯期刊、期刊翻譯欄目和近代出版?zhèn)髅健钡葞讉€方面的話題展開，各組評議專家對與會學者的發(fā)言做出了精彩點評。最后，王西強教授做了總結發(fā)言，對與會專家學者表示感謝。

在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背景下，研究如何通過翻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和向中國“講好世界故事”，研究如何通過翻譯繼續(xù)推動中國融入世界、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各項事業(yè)發(fā)展，無疑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的。此次會議，也是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yè)國家一流專業(yè)建設系列學術活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