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所有知識活動中，科學“無國界”就像康德所說知識論中那個不可更動的默認前提——理所當然和毋庸置疑。這是因為在當下系科分類的意義上，“科學”通常指研究諸如物理、化學、生物、地質這類恒定不變、不受人類情感影響的自然現象。不同于某種程度上受限于語言、慣習、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真理的獲得更多依賴于理性、觀察和實驗，且能較為方便地與世界各國同行磋商、爭辯和共享。這在學術交往倫理上就確立了研究者必須超越“國界”限制的普遍性內涵。1988年在牛津任教，2008年榮譽退休，并也是享譽全球的科學史講座教授?？怂?Robert Fox, 1938-)于2016年出版的《科學無國界：學術界的世界主義與國族利益，1870-1940》（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 Learning,1870-1940）一書，就從歷史角度對此進行了詳細和深入的闡述。

Robert Fox, 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 Learning,1870-1940,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在?？怂菇淌诳磥恚茖W“無國界”作為一種知識新格局的發軔，可以追溯到科學最初的建制和制度化，即1660年前后英國皇家學會的成立之時。那時“科學”一詞尚未太多使用，研究自然現象和經驗實證，沿用于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所統稱的“新哲學”或“自然哲學”。1663年4月，出生在德意志不萊梅的奧爾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1619-1677)擔任學會首任秘書，工作就是“同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最富有哲學思想和好奇的人物進行交往”。 直至1677年去世時，身為外邦人的奧爾登伯格代表學會，同包括那個時代最重要學者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德意志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內的諸多歐洲學者通信。他獲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和信息，刊發在創辦于1665年的世界首份科學學術專業期刊的《哲學匯刊》，從而有效形塑了一個在歐洲范圍之內的跨國學術交流網絡。（安德拉德：《英國皇家學會簡史，1660-1960》，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情報室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情報室出版，1979年，第16頁）

逮至十九世紀中葉，風云變幻的是科學不得不面對“企業”和“國家”的強勢登場。就像“科學家”（scientist）一詞，1840年由劍橋科學史教授威廉?惠威爾（Whewell William, 1794-1866）正式提出，用以稱呼那些從事此前只是紳士們滿足興趣的“業余愛好”，此時則將之作為糊口謀生的專業研究之人士。由此還出現了不同于英國工業化起飛的另一種德國模式。簡言之，英國工業化起飛源于科學家沒有參與的棉紡織業、鋼鐵業之小作坊，大學仍然埋頭純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德國工業化起飛則源于大型、超大型的鋼鐵、機器制造和化學業，不僅科學家直接參與產品研制和生產管理，且大學還直接面向企業培養應用性的技術人才。1900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德國每年培養三千名擁有學位的工程師；英格蘭和威爾士在全部科學、技術、數學之類的學科中僅有三百五十名甲等和乙等畢業生。（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梅俊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179頁）

就此而言，?？怂菇淌谠跁姓劶傲耸紫仍诘聡纬傻墓I—科學—政府聯合體（industrial-scientific-state complex）的重要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三十年，本是歐洲貧弱落后地區之一的德國，前所未有地步入世界舞臺之中心，反超英國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工業制造國。雄心勃勃的德國統治者兼具階級利益所致的政治短視，以及對科學廣泛應用之自信，熱情支持能夠盡快獲得實際收益的科學研究。如第一個從空氣中合成氨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就曾得到了德國最大化工企業巴登苯胺燒堿廠（Badische Anilin-und-Soda Fabrik, BASF）提供的最先進實驗設備和場所。根據1908年雙方簽署的協議，哈伯還可獲得該公司提供六位數的兼職收入，幾乎是其在卡爾斯魯厄工學院擔任教授一職年收入的八倍。再由于德意志各邦傳統上一直承擔著為高等教育提供資助的責任，教授屬于國家公務員建制，都可享受頗為優渥待遇和豐厚薪酬福利。

相比之下，當時英、法、美等國的大學和研究院所，要么是需要到處募款的私立機構；要么是需要議院反復爭論和投票通過撥款的民主政體。由于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科學家的生活和研究條件難免捉襟見肘。德國則是專制統治，撥款多憑統治者和工業巨頭們的個人意志。如1887年成立的帝國物理技術研究所，是西門子（werne von Siemens）公司和帝國政府聯合建立的。再至1910年成立的德國最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之威廉皇帝學會，皇帝作為保護人而貢獻了占籌款最大份額的九百萬馬克。該會章程規定，皇帝有權任命其一半的理事，另一半理事則由贊助成員們選舉。國家熱情地支持科學研究，自然也會為科學和工業成就而感到自豪。當倫琴（Wilhelm R?ntgen, 1845-1923）做出X射線的偉大發現之時，皇帝的祝賀電報是：“我贊美上帝給了我們德意志祖國的這個新的科學勝利?！保ǜダ锎?斯特恩：《愛因斯坦恩怨：德國科學的興衰》，方在慶、文亞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第29頁、第101-104頁）

不同于十七世紀用拉丁文、十八世紀用法文，此時科學家已開始用本國語言書寫和發表，那么科學“無國界”何以仍能繼續平穩運行？原因在于各專業領域的新發現、新發明，需要用同行都能接受的古希臘文或拉丁文的命名、術語，以實現表述的清晰化和明確化。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就分類、測量進行討論和磋商，以及進一步合作和分享的跨國性專業學會超過了二十個。更具世界性的是1899年成立的國際學術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初僅包括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內的九個國家，至1914年解體前則增加到十六個國家的二十四個科學院和專業科學學會。當然，這一時期最值得濃墨重彩的，是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不顧瑞典本土社會甚囂塵上的“不愛國”之譴責，于1900年確立了無須考慮獲獎人國籍，只看其是否“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頒獎原則。

在?？怂菇淌诳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將科學與“國家”進行緊密捆綁的分水嶺（watershed）。最令人痛惜的一個事件，是侵入比利時魯汶的德軍于1914年八月借口清除游擊隊，無端屠殺了數百位當地平民。再作為進一步的報復和恐嚇，德軍還肆無忌憚地放火焚燒了包括創辦于1442年、收藏了太多中世紀珍貴文獻資料、文物的魯汶大學圖書館及一些古建筑。面對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同年十月四日德國各大報紙上刊發了由九十三位德國頂級科學、藝術和文化界人士簽署，以十種語言書寫的“向文明世界呼吁書”（A call to the Civilized World）。該文件為德國的“國家聲譽”而辯稱，說一個誕生了貝多芬和歌德的國家，知道如何尊重歐洲的文化遺產，軍隊怎么可能忍心焚毀魯汶大學圖書館。

這份文件的簽署者中包括被公認為量子力學創始人、時任威廉皇家學會會長的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以及哈伯、倫琴等人。由于“上帝、祖國和科學”在德國早已聯為一體，科學家們更是不假思索地獻身于“愛國”事業。他們中大多數人認為戰爭雖然殘酷，卻是國家保持統一和獨立的“必要之惡”。再由于太多人奮力擁抱這場戰爭的狂熱氣氛，僅存的心平氣和之人根本無法發聲。為了挽回德國科學家的聲譽，著名生理學家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Georg Friedrich Nicolai, 1874-1964），曾嘗試在伯林同僚中聯名簽署另一份主張和平的呼吁書，數百名教授中也只有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三位學者愿意簽名。

馬克斯?普朗克

作為敵對國的英、法科學家雖與國家沒有那么多利益交集，且對這場戰爭也沒那樣同仇敵愾；然他們之中很多人仍因不滿德國科學家的背叛原則而憤憤不平。最偏激的是除抨擊德國科學界為戰爭的“背書”之外；有人還試圖否定自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引領作用?！蹲匀弧罚∟ature）于當年十月八日刊發英國著名化學家、19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威廉?拉姆齊（William Ramsay, 1852-1916）教授的反擊文章。他居然用種族歧視的口吻表達了對德國科學家的蔑視，酸溜溜地稱他們不過是雜處在猶太人之間一些條頓民族的“平庸之輩”（“deluge of mediocrity”）。再有法國著名物理學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皮埃爾?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也撰文對比了法、德兩國科學，稱前者精致而細巧；后者晦澀而羅嗦——且還被呆板僵硬的德語表達而更加惡化。（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 p.49）

這種缺乏品味和風度的情緒宣泄，讓德國科學家們怒不可遏。191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威廉?維恩（Wilhelm Carl Werner Otto Fritz Franz Wien, 1864-1928）擬定了一份聲明，呼吁德國科學家們不要在英國科學刊物上發表文章，避免使用那些來自英、法兩國的外來詞匯。他指責英國物理學家們是帝國最壞的敵人，善于欺世盜名而總把德國科學家的發明、發現據為己有。雖則，作為德國科學界領袖的普朗克，個性溫和、謹慎和低調，此時深陷“愛國主義”VS“科學無國界”的痛苦之中，拒絕了在這份聲明上簽名；但維恩將之發表時，仍然找到了包括阿諾德?索末菲(Sommerfeld, Arnold Johannes Wilhelm,1868-1951)在內的另外十六位著名物理學家的列名簽署。（J.L.海耳布朗：《正直者的困境：作為德國科學發言人的馬克斯?普朗克》，劉兵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68頁）

接下來的發展盡管戰爭結束、硝煙散去，怨恨卻難以平息。1919年底，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哈伯1918八年度化學獎，理由是他于1909年前后發現合成氨的化學制作，致使人類擺脫了僅依靠天然氮肥而加速了世界農業的發展。這消息當即引發了英、法等國科學家們的激烈反對，紛紛怒斥這位自詡“和平時期屬于世界”（“belong s to the World”）、“戰爭時期屬于其國家”（ “belongs to his country”）的哈伯，戰爭期間積極研制用于化學戰的氯氣、芥子氣，造成了數萬人死亡和更多人的嚴重心理傷害。作為一種無聲抗議，1920年六月舉行了戰后首次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獲獎演講邀請的協約國科學家，除了1917年榮獲化學獎的英國物理學家查爾斯?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1877-1944）之外，其余幾位均以各種理由而婉言謝絕出席。

瑞典皇家科院的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之所以頒獎給哈伯，自以為秉持了超越國界而只授予“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頒獎原則。早在1916年哈伯就被提名，由于戰爭原因而是年并未評獎。1917年哈伯又被列在候選人的名單上，評獎委員會主席，且也是當時瑞典少有幾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化學家奧爾夫?哈馬斯滕(Olof Hammarsten ,1841–1932)，提出權宜之計是以戰爭繼續為由而將之擱置。然而，哈伯關于合成氨的方法，被認為具有“從空氣中生產面包”的劃時代意義，實在無法將之忽略。盡管在1919年的評獎過程中出現了爭議，哈伯卻還是獲得了包括情感上更親切于英、法科學界的哈馬斯滕在內的大多數贊同票。這種“科學無國界”的立場，同樣還體現在1918至1921年期間的七位物理學、化學獲獎者中有五位是德國科學家。（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p.56）

除了評獎過程中的爭執之外，那些深懷怨恨的戰勝國科學領袖們，在戰后重建全球科學合作及分享的機構中，為確保自己的主導地位，又竭盡全力地排斥戰敗國的科學家。1919年七月，在布魯塞爾成立的國際研究總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RC)，由前協約國的十六國組成，除領導層中沒有為戰敗國科學家留下一個空位，且還確定作為官方語言的是法文、英文，在國際會議及其下屬分會的學術活動中禁止使用德文。然而，當時重要科學研究文獻卻多為德文寫作。尤其在化學、物理學領域，被列入“文摘”的優質德文論文所占比重，差不多是英、美、英聯邦及法國學者之總和——這自然讓該會的國際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打了太多折扣。（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p.58）

更糟糕的是，由戰勝國科學家主持召開的相關國際學術會議，幾乎無一例外地排斥戰敗國科學家們參加。曾被那個時代認為世界物理學、化學最高端，討論最前沿問題的索爾維會議，二十世紀初由比利時實業家歐內斯特?索爾維（Ernest Solvay, 1838-1922）創立。章程約定每三年分別在布魯塞爾召開世界物理學、化學會議。1911年的第一屆、1913年的第二屆、1921年的第三屆是世界物理學會議。前兩次德國科學家既是領導者，又是主要參會者；后一次則除了沒有簽署上述那份“向文明世界呼吁書”的愛因斯坦之外，其他著名的世界級德國物理學家都沒有被邀請。同樣，1922年的第一屆、1925年的第二屆世界化學會議也沒有德國學者的身影。

這自然遭到那些堅定信奉科學本應“無國界”之人的強烈不滿。愛因斯坦對封殺德國同行表示抗議，并拒絕出席1921年的會議。再有19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荷蘭理論物理學家洛倫茲(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1928)，于1925年向國際研究總會呈交了一份由丹麥、瑞典和荷蘭科學家聯署的建議，要求取消章程中排除戰敗國學者的條款。與此同時，參加國際化學會議的美國化學協會主席，時任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資深教授的諾伊斯（William A. Noyes,1857-1941），也在會上發出了向戰敗國同行敞開大門的同樣呼吁。參加在劍橋舉行的國際天文學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年會的美國耶魯大學天文學資深教授布朗（Ernest William Brown, 1866 –1938) ，更坦率直言如果國際研究總會不修改那些限制性條款，美國代表團將拒絕參加今后召開的相關會議。

作為一次耀眼的破冰之旅，是1928年在意大利波倫亞舉行的第八屆國際數學家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ICM）。此前舉行的兩屆，即1920年第六屆、1924年第七屆，都沒有邀請戰敗國數學家出席。在第七屆會議舉行之時，美國數學家雖然提出了一項邀請戰敗國學者出席會議的決議案，盡管得到意大利、荷蘭、瑞典、丹麥、挪威和英國數學家的贊同，卻被處于主導地位的法國、比利時學者有意杯葛拖延而不付諸表決。第八屆會議由意大利數學家平凱萊(Pincherle Salvatore,1853-1936)負責召集和擔任會議主席。他充分利用東道主之便，成功游說時任國際數學聯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并還擔任國際研究總會主席，一向持強硬排斥態度的法國著名數學家埃米爾?皮卡（Emile Picard, 1858-1941），最終同意邀請戰敗國數學家參加會議。

參加此次數學會議的德國代表有六十七位之多，領隊是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數學家，也被稱為“數學界無冕之王”的戴維?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作為一位科學“無國界”的堅定倡行者，他當年就沒有簽署上述那份德國學者“向文明世界呼吁書”的戰爭宣言，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而遭受了太多聲討和責難。后來法國數學家達布去世（Jean Gaston Darboux,1842-1917），希爾伯特發表了一篇愐懷其數學成就的悼文。他所在哥廷根大學一些“愛國”學生憤怒集會，要求他收回這篇悼念“敵人數學家”的文章而遭到其嚴辭拒絕。在這次國際數學家大會，希爾伯特帶病出席。在致詞演講中他義正辭嚴地宣稱：“在科學研究中人為地制造國家的或種族的差異，是對科學極端無知的表現，其理由是不值一駁的。”（康斯?坦絲瑞德：《希爾伯特：數學世界的亞歷山大》，袁向東、李文林譯，上海世紀集團，2006年，第214頁）

戴維?希爾伯特

基督教原有一個偉大傳統，稱“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戰勝國科學領袖們反其道而行之，自然給戰敗國科學界造成了深深的感情傷害。對于上述這次世界數學大會，時任伯林大學教授的著名數學家比伯巴赫（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就曾大力鼓動抵制，且得到了不少響應。實際上，戰敗國科學界強烈不滿，還體現在此前的1926年6月，國際研究總會去除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排除條款，僅保留了在理事會及其事務活動中不得使用德語的規定，以邀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加入。然而，接受橄欖枝的只有匈牙利，德國等國的科學界態度消極而拒絕合作。再至1930年代，隨著納粹德國的強勢崛起，歐洲又一次被籠罩在戰爭陰云之下。接踵而至的最可怕后果，莫過于諸如集中營毒氣室、遠程攻擊性火箭及核子武器的研發和制造，本該造福于人類的科學技術又一次被“國家”大規模地惡意濫用。

如果就此反思由誰承擔責任，我們當然不應回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上述戰勝國的一些科學家及其主導國際組織的不寬容，不明智，未能審時度勢地消除內心芥蒂而化敵為友。不過，問題癥結還在于此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和極權統治的興起。就如本書對于1930年代意大利、德國法西斯推行的種族主義、窮兵黷武和極端褊狹的沙文“愛國主義”之分析，?？怂菇淌谝昧似鋾r英國著名天文學家格雷戈里爵士（Richard Arman Gregory,1864-1952)的說法，以解釋科學“無國界”精神被踐踏的原因——那就是“科學的真諦和優質民主”僅存在于一個思想自由的國度（a state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這揆諸于史實而能夠得到確證——就在當納粹決定大規模驅逐和清洗猶太科學家之時，德國著名放射化學家、物理學家奧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提議由三十位杰出德國教授聯署發表一份有利于猶太同事的宣言，卻遭到對納粹野蠻排猶法令同樣反感的普朗克之婉拒。普朗克擔心：“如果今天有三十位教授站出來抗議，明天就會有一百五十人站出來表示效忠，因為他們想得到這些空缺的職位而去告發他們。”畢竟，當“不勞動者不得食”由“不服從者不得食”取替之后，在思想自由的國度，個人的偏激和狹隘，雖能波瀾起伏，卻不至于狂風暴雨、地動山搖；而在極權統治之下，最能得到犒賞的“服從”，不僅需要貶損人格、詆毀尊嚴的俯首帖耳，且還須窺探和告發同事、鄰人、朋友和親屬，以及不擇手段的落井下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怂菇淌谶@部著作的時間下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的1940年。他在“尾聲”（epilogue）部分簡略提及戰爭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今天如谷歌圖書搜索(Google Book Search )、美國數字公共圖書館（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作為全球化時代更容易獲取知識的一種成功方式，提供了科學本應“無國界”的期待和愿景。正如嚴肅歷史學家的職責，在于恰當說明過去，而毋庸大膽預言未來。我們似應看到在本書寫作之時，諸如許多國家的民粹主義、保守國家主義和極右民族主義早已沸沸揚揚地醞釀發酵，猶如山雨欲來風滿樓?？磥砣祟愐呀涍M入了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自然讓?？怂菇淌诓桓覍ξ磥順酚^斷言。不過，掩卷長思，撫今追昔，除了讓我們對那些曾經有過的美好時光，充滿了“思古之幽情”之外；更令人敬重的還是在那烏云密布、黑暗降臨的時刻，有人不忘初心而矢志不移。這種無私、無畏的勇氣和堅持，正是我們今天對科學本應“無國界”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牛津大學博士黃佳的建議，特此致謝！

（本文原載于《讀書》2018年第6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發布。）